如果观察个人的生活和行为的话，就会发现，进入21世纪后，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很忙，有着似乎永远处理不完的事情，总是频繁地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每天都会接触到新的面孔，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因为没有意料到的“插入”而被打断。不过，个人的移动、生活节奏等是否呈现出了加速化，是可以运用某些指标来衡量的，甚至可以在与祖辈的比较中来作出定性的衡量，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却不能还原为通讯、交通指标等，很难通过定量研究等去作出准确的描述，而是一种强烈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是真实的、明确的，可以说没有人会对我们社会的加速运行持怀疑态度。可是，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的管理中，我们都尚未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作出系统化的和综合性的积极回应。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始，全球都进入了改革的季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因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而不断地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更多地表现为“就事论事”的状况，积极地根据社会加速化而进行前瞻性和战略性安排的情况少之又少，甚至没有人去做基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现实而进行主动性社会安排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是给予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改革意识觉醒以积极评价的，因为这种改革意识的觉醒使人们能够去理性地反思既有的存在，不再把那些既成事实的建构物作为不可改变的圣物，而是愿意引进新技术去消减社会加速化带来的紧张。特别是在私人领域中，一些经济组织更愿意根据环境的变动去改变自身。但是，从已经做出的努力来看，总体上仍然属于一种消极性的回应。

现在看来，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现象越来越显著，也随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我们必须去对它进行专门性的和系统化的研究，以便我们的政策制定、社会治理行动和全部管理活动都能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来，甚至在我们的所有管理活动的开展中，都给予其重要地位。虽然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之于我们更多的还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我们对这种现象需要作出科学认识和思考，并努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社会生活实践。适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宏观上的社会治理安排是必须付诸行动的，同时，也更需要将行动落实到微观的管理中。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我们在所有的微观管理中都积极地回应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挑战，并在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才能顺畅运行。

如果考虑到社会流动性的持续增强正在打破社会构成上的宏观与微观的界限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社会治理”与“组织管理”两个概念正在走向趋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那就是，致使我们很难再去对社会治理与组织管理进行严格的区分。那样的话，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条件下的管理问题的探讨，就应当成为关于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理论建构的基本主题。罗萨在现代化的历史中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个新阶段称为“晚期现代”，认为“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大量的行为领域暂时的去规制化和去制度化，因而大大增加了制订计划上的开支，并且因此也增加了用于协调和同步化日常行为次序的时间需求。以集体共同的节奏和时间结构为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每日的、一周的和每年的程序不再理所当然地是预先结构化的，而总是随着新现象的出现以及保持与合作伙伴的协调而不断地进行安排并行动的”。

我们知道，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时间协调为主要内容的。规制化和制度化条件下的行动由于可以按照计划进行，在时间上具有可预测、可计算的特征，而且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差异也并未明显地显现出来，似乎时间的利用是直接根据自然时间做出的。在“去规制化”和“去制度化”的语境下，要求制定严格的和具有科学合理性的计划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而，任何一项集体行动都需要在协调行动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个时候，如果还把时间看作是自然时间的话，必然会感到时间成了一种压迫力量。但是，在社会时间的视角中是能够找到时间节约方案的。比如，集体行动属于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活动，任务的个性化情况，行动者是否必须在同一时间会聚到同一场地开展行动，技术要求是怎样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在合理安排中去获得远远超出自然时间数值的额外时间。

在“时间管理”的概念兴起后，特别是从新近的改革实践来看，似乎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走向了去规制化的方向，只有极少数国家是在法治建设的名义下去强化规制的。相应地，也只有少量组织是出于强化控制的要求而不愿意在去规制化方面采取行动。虽然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短期内并未显现出危害性，但长期看来，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规制的强化必然会紧紧地禁锢住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所形成的冲击力。一旦这种被束缚住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从而构成一次巨大的灾变。虽然私人领域在去规制化方面表现得较为复杂，但就总体趋势而言，经济组织更倾向于赋予规制以更大的灵活性。这也可以认为是私人领域中的管理活动总是领先社会的实际表现。

去规制化是与“非标准化”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去规制化也是从非标准化开始的。关于非标准化，人们往往是在肯定性表述的意义上把非标准化称为“个性化”的。作为管理实践中的现实性操作，非标准化是因应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作出的选择。不过，学者们认为非标准化运动是从科学理论的发展中得到了启发而兴起的一场运动。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遇到了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受到挑战的问题，“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辛勤建构，这个模型在解释粒子物理学家在20世纪80—90年代积累起来的海量数据方面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直到最近——随着中微子质量和存在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证据发现——标准模型才开始遭遇挫折，我们至今仍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新的理论来取代它”。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否可以从粒子物理学的这种遭遇中获得启发呢？其实，人类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的诸多行动已经作出了回答。

从理论上看，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带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面前，作为一种思维定势的标准化遭遇了困难，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直接地对标准化形成冲击。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巨大成功是源于标准化的，而且，无论在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的领域，还是在科学活动、管理活动中，都或明确或隐蔽地拥有标准模型。事实上，法治本身就意味着某个标准模型的存在，而且法律本身就是最具权威性的标准。在微观的管理系统中，正是多元化、多样性的标准共同发挥作用，才使得管理显现出强大的功能。然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对标准化所构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意味着任何普遍性标准的确立都无法做到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遭遇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在每一个行动领域和过程中，都无法确立标准模型。这一点，与粒子物理学的遭遇是非常相似的。对于科学家而言，“在粒子物理学领域，从来就没有人真的认为标准模型是最终解决方案”，但是，在对社会的观察中，人们却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形成的依据标准生活和在假定的标准模型中行动这种定势深信不疑，不仅不敢设想终结这种状态，反而在对一切社会问题的诊断中都开出标准化的药方，我们日常听闻的最大批评声音就是关于不合乎法治事项以及微观系统中不依规而行的声讨之声。人们对标准化的热衷已经渗入骨髓，似乎没有什么因素可以促使人们改变这种偏好。然而，正是这一点妨碍了人们探索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生活和管理方式，没有把视线聚焦到标准无法确立条件下的管理如何可能的问题上。

20世纪后期以来，以个性化为表象的非标准化呈现出了加速化的趋势，不仅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而且在管理活动中，非标准化都构成了一场潜滋暗长的运动，甚至在标准化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大工业，也在服务意识的引入中去努力打造个性化的产品，一些企业也在努力尝试从非标准化的生产和产品中去获得竞争优势。不过，在此我们也需要指出，个性化与非标准化又不是重合的，是不应将它们混同的，个性化决不应表现在对标准化的故意挑衅上，而应成为对更为优秀、优质和卓越的追求。所以，个性化也可能是在遵循标准的情况下做出的。标准化是工业社会为我们提供的一项社会进步成就，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去谋求对标准化的超越，而不是满足于破坏标准化，更不应在个性化的名义下去破坏标准化。如果把个性化追求理解成像“苹果”与“三星”手机充电器的接口不同，那就是对个性化的严重歪曲，就是一种“滥用个性化”的做法，或者说，属于“恶意非标准化”。在一切可以实现标准化的地方，标准化都依然是应当得到遵循的原则。只有在标准化妨碍了创造更为优秀、更为优质的服务和产品的地方，抛弃标准化才是合理的做法。

总体而言，个性化应当被理解成历史进步的标志，而不是在可以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事项上故意退回到前标准化的时代。所以，非标准化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是必要的，但对于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一些有益于人和能够为人带来方便的标准化，则是应当得到维护的。这对于管理而言，是一个需要去加以甄别和做出选择的问题。就管理自身而言，非标准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式方法也应表现为理性选择，特别是需要在非标准化的追求中注入“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

斯科特等人提出了组织“功能冗余”的设想，认为功能冗余可以成为应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项较好的选择。斯科特等人说：“在环境高度动荡和工作需求高度不确定情况下，功能冗余优于部件冗余。”但对官僚制组织来说，特别是经济组织，往往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支持功能冗余的资金以及其他资源消耗也许是巨大的，企业需要将这部分消耗计入成本。即便在政府那里，财政压力也迫使它不得不削减支持功能冗余的消耗。所以，这可以作为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应对突发事件的思路，却未能广泛地为管理者所接受和落实到管理实践中。特别是注重成本-效益核算的经济组织，往往把视线放在了一个较短时间内的收益核算上，往往不愿意去保留功能冗余。不仅如此，还时常对有可能隐藏在组织正常运行中的潜在功能冗余去进行压榨。(www.daowen.com)

总的说来，在整个20世纪中，关于组织的功能冗余都没有成为一项管理策略对待，管理者往往会在战略管理的名义下去经营组织的部件冗余，甚至会将其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成果而去证明自己在管理上的业绩。一般说来，典型化程度较高的官僚制组织更倾向于选择“部件冗余”的策略去提升自身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而在要求对官僚制组织加以改进的建议中，则会推荐“功能冗余”的策略。单从理论上看，如果主张组织的“功能冗余”，就会要求组织更多地向下、向基层放权，提升下层、基层的自治即自我管理能力，实现组织的扁平化和尽可能在基层作出“小单位”设置，鼓励组织成员通过学习而获得创新能力，特别是会倾向于设立更多灵活和多样的团队。

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这种倡导组织功能冗余的意见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看法。在功能冗余思路之下而作出的管理实践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公共领域中，一方面通过机构改革去压缩部件冗余，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强组织的灵活性以及引进新的技术而去开拓更大的功能冗余。以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为例，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理顺关系”这三项目标中，精简机构显然是指向部件冗余的，而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都属于经营功能冗余的做法。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私部门的几乎所有改革，都仍然无法使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取得优异表现，以至于每一次突发事件的爆发，都因为应对上的不尽人意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恐慌，更不用说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损失了。可见，作为官僚制组织改进措施的功能冗余策略远远不能满足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要求。

组织创新以及领导力的提升也被作为一条思路提了出来，但就创新的内容而言，一直是较为模糊的，只是一种对于管理者的原则性建议。奈特在考察工业社会经济组织的运营时看到，这类组织中的领导者——企业家——具有某种无法定义的能力，将这种能力运用在组织的人事安排上，会表现出一种“根据某人要从事的岗位，对此人作出判断，‘激励’此人能高效地判断其他人或事”。这也被认为是知人善任的能力，甚至可以造就出更多的企业家。但是，这种能力显然不是从教科书的学习中获得的，而且超出了工业社会科学的理解范围。即便在管理学的发展中产生了一门所谓“领导科学”，也是将这种能力及其物化归入领导艺术的范畴之中的。因此，奈特说道：“领导力是最神秘莫测也是至关重要的个人禀赋。这种禀赋与人类的文明和有组织的生活水乳交融。这种禀赋甚至超越了我们称之为理性力的感知、关联等诸般能力。判断能力是实施承担责任之控制的关键。正是这种最本质的判断能力出现的误差，构成了竞争性组织（其他类型的组织也适用）运营的不确定性，而且也是唯一真正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正是组织创新的根源。

我们知道，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都倾向于追求常规化，可以说按照科学的理念和原则所作出的几乎所有安排都是指向常规化的，总是希望将组织的一切事务都纳入常规的轨道。除非是在组织遭遇风险和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暂时忘却常规化的追求。所谓常规化，也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稳定性。在工业社会的这一追求常规化的基本语境和社会生态中，奈特所说的那种“领导力”显然是不合乎常规化思维的，是与常规化追求背向而行的。所以，必然会增加或助长组织的不确定性。奈特甚至将这种不确定性指认为组织运行中的“真正不确定性”。

如我们所分析的，在追求常规化的基本的和主流性的语境中，只有那些洋溢着进取精神的甚至有冒险冲动的组织，才会需要这种领导力。对于追求稳定和重于守成的组织而言，会表现出对这种领导力的排斥。事实上，就其基本语境、组织生态乃至社会生态来看，追求稳定和重于守成的组织是不可能让拥有这种领导力的人走上所谓领导者的岗位的。然而，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情况变得完全不同了。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都将处在风险之中，即便尚未遭遇风险，也面临着风险随时造访的可能性。这个时候，组织中荡漾的是风险意识，感受到的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压力，以至于必须求助于奈特所说的这种领导力。如果说这种领导力是组织创新的动力源的话，所意味着的是“真正的不确定性”，那么，它正好可以成为以创新和不确定性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新路向。

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所看到的是，社会变迁包含在“去例行化”中。社会再生产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去例行化”，也就在同等意义上促进了社会变迁。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吉登斯所看到的这种情况对管理是有启发意义的。也就是说，管理必须在“去例行化”的基线上去安排所有管理事项。根据吉登斯的看法，“去例行化”一般会以三种形式出现：

“第一种可以被称作渐进性社会变迁：变迁是以社会再生产的意外后果而出现的。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语言变迁。每一次语言使用都可能导致语言改变，同时也导致语言的再生产。”这种变迁是缓慢的，是在人的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也许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恍然发觉社会已经发生了变迁。在这种形式的变迁中，“传统在时间消逝中‘保证着’实践的连续性”。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某些传统实践被其他实践所取代。这并没有破坏传统的信仰和行为模式，只是用其他的传统实践取代某些传统实践”。与这一种变迁不同，吉登斯认为第二种情况表现为“对现存规范的不同‘解读’”，正是因为存在着不同解读，引发了冲突。也就是说，“对传统的不同解读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怀疑到传统本身，但只是用‘各种传统’来取代‘传统’，在具有巨大变革潜能的社会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这显然是一个根本的要素”。这有可能成为一场巨大变革的前奏，至于是否演变成一场巨大的变革，将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第三种情况则是，“传统在这种情形中被作为一种合法化的方式而遭到否定；这种情形因此是最深刻的去例行化的潜在来源”。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

吉登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就属于第三种情形：“最能体现这种情形的是作为一种历史意识的历史性的出现：在追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形式。无论这种关系涉及的准确性质是什么，历史性的胜利毫无疑问与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崛起息息相关。”但是，这个第三种情形的社会变革已经超出了“再生产”概念能够解释的范畴，而是一种推翻了之后的重建。就此而言，已经不是去例行化的问题，或者说，原先的例行化遭到了全部拒绝和否定。

从吉登斯所分析的社会变革的三种情形看，“去例行化”是个核心概念，围绕去例行化的问题去进行思考，确实具有启发意义。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意识，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觉的改革行动才成为一种风尚。如果把改革看作去例行化的积极举动的话，它实际上也开辟了一种社会发展模式，那就是，把去例行化当作一种日常性的行动追求，也许其中包含着诸多无谓的折腾，但求新思变的意识形态却呼唤出了巨大的变革能量。甚至可以认为，在把人类社会推上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快车道上去的动力之中，是包含着这一方面的。另一方面，去例行化不失为一个积极的思路。即便全球化、后工业化属于吉登斯所说的“第三种情形”的社会变革，如果希望它不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那样通过战争开辟道路的话，就需要自觉地在去例行化方面去做更多的工作。目前看来，关于改革的研究和探讨还远远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改革的观念尚流于鼓动性的口号之上，理论探索尚付阙如。所以，在去例行化的问题上，各国都存在着反反复复的所谓“折腾”，而不是把它纳入到系统性的规划之中。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并未将去例行化纳入到积极回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轨道上来。

我们之所以在探讨管理变革的问题时关注到了吉登斯的去例行化观点，是因为，虽然吉登斯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去例行化是针对社会变革而言的，但对于管理来说，面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问题，面对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可以作为管理变革“抓手”的行为也许是可以在去例行化的思路中展开的。总的说来，尽管关于管理的理论探讨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回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问题，而且也提出了诸多如何应对社会的流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思路甚至具体方案，但从管理实践的要求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阿尔维森等人甚至认为，管理学同其他的社会科学门类一样，在社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却假意举足而并不迈步。

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指出，“随着社会和生态问题在全球经济中日渐累积，在全球经济这艘‘泰坦尼克’巨轮上，正被重视和整修的躺椅开始发出某种怪声。在此情势下，人们不是去处理这个浪费、分裂的经济体中更为根本的可防卫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革新管理实践的标新立异的方法上——如全面质量管理和商业流程再造。人们对于既有组织实践的顽固性与低响应度所作的商业性关注与他们对假想的理性组织方式（如科层制）的虚幻效力的认识形成了共鸣。但是，人们对当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基本价值和目标的合理性所作的思考仍然很少”。虽然我们不相信会有什么“更为根本的可防卫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但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对管理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性描述却是中肯的。无论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多少畅销读本，如果只是满足于提出一些新名词或针对实践贡献一些雕虫小技，都是无益的。即便是严肃和真诚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如果耽于策略性的回应性追求，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我们不仅面对着工业社会数百年发展中累积下来的问题，不仅因为这些问题相遇而产生的“化学反应”对我们构成威胁，而且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变革之中。其中，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就是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基本的社会特征，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标志。在此条件下，我们只有从根本性变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找到出路。其中，组织模式的重建，就是首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