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维森和维尔莫特认为，“‘管理’这个术语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词语maneggiare，意思是‘驾驭马匹’。虽然看似模糊，但在对作为一个矛盾过程的管理之社会分工的写照中，这种语义上的根源是有启发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要在力求控制一个有价值，但是自主而潜在地具备抵抗力的资源，并且同时为之担负责任”。与马匹相比，人因为具有自主性而要复杂得多。人的自主性又是在文化、政治以及自我的欲望和要求的综合作用下生成的，这些都是管理必须考虑到的因素。而且，管理本身就是发生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的，如果管理者仅仅通过技术就想去降服被管理者的话，那么，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显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管理”一词是由驾驭马车这个词演化而来的，那么，我们必须指出，驾驶高铁与驾驭马车是不同的。其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速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还不仅是“驭马”还是“驭人”的问题，而是面对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宏观环境。由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速度与日俱增，把所有的管理系统都放在了高速运行的轨道上了。考虑到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发生在社会系统之中的，那么，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所带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还不仅使管理的环境无法控制，而且就管理系统自身来看，也处在几乎所有要素及其互动关系都获得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属性的状态中。这对今天的管理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使得我们必须正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所提出的管理变革要求。

从宏观上看，我们的社会正如罗萨所说，“根据20世纪末期前后所出现的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上和社会福利国家方面的制度结构的被侵蚀；这些在‘经典的现代’发展出来的，而且直到20世纪末期之前都被证实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固的制度结构，在当前的时间诊断中，它的新的现实性赢得了‘流动性’和‘液化的’这样的比拟……流动性作为几乎没有阻力的、以迅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人流、信息流、货币流和货物流的特征，这个特征能够迅速地蔓延到各处；但是只有很少的领土上的或政治上的变化能够向另一种方向或通过另外的渠道流动或又撤退回来，也就是说，不能实现稳定而长期的聚集状态，或者说相互之间不再有稳固的联系。因此，在被判明的现代性的动态化相对于（毫无疑问同样也可以列入现代性的）制度的停滞力量所取得的胜利中，看不到新的原理，而只是现代原本就有的加速过程和液化过程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就像一艘远洋货轮，在适应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及其法律要求的时候，也许它是有祖国的，但它从下水到最后泊入拆船厂的整个过程，都从来未见过它的祖国或注册地是什么样子，只是不断地从一地流动到另一地。在交通运输革命的时代，在海运的繁荣时期，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交通的影响。但是，远洋货轮的这种流动性却没有引起社会学的注意，更不用说有社会理论从这种现象出发去进行思考。进一步地说，更未见到管理实践在微观系统中考虑过这种现象，去在其中寻求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因素。我们今天的社会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了远洋货轮的这种流动性特征，而且是一种时时加速的流动，以至于我们已经不能再无视流动性的问题了。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使得一切存在都处在流动之中，整个社会都因人流、信息流、货币流和货物流的流动而处在高速运行和高速变化之中。这就如液态的水流，所有的社会构成要素原先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稳定状态都被打破了。因而，它（他）们间的关系也处在变动之中。如果管理实践不去关注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哪怕达成一些小的管理目标，都会变得非常困难。事实上，在这样一个流动的社会中，即便是管理者，也会产生对管理的怀疑，甚至会引发某种管理上的焦虑。

当我们去观察个体的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不只是改变了主体的举动，而且也改变了主体的存在，也就是主体的自我定位或自我关系，因为自我关系是通过那些和行动所建构的。我们对于‘我们是谁’的意识正是我们与空间、时间和其他人、我们周围的物体和我们的行为与体验的关系所发挥的功能，并且反过来说：在我们的行为和关系中反映了我们的身份确定，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社会的稳定状态中，人是分为等级的，物也因为有着固定的位置而形成了次序，我在社会中的某个位置使我可以以我为中心而去感知到所有存在都围绕着我并层层扩展开来，社会治理所谋求的就是所有社会构成要素的各就其位。落实到管理中，也就是通过确立组织结构、协调管理关系等去获得秩序（次序）和有效地达成管理目标。其中，科层结构是管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性依据，管理就是通过分层化地去把组织成员安排到确定的职位和岗位之上，并在规则的辅助下，形成组织秩序和达成管理目标。

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所带来的这个流动的社会中，一切存在都“既在又不在”某个位置上，时时都在离开其所在的位置。因而，它（他）们的关系也处在流动和不确定中。在人这里，就是身份标识的模糊化，甚至无法去识别和确认人的身份，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表现和证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来，原先通过与他人以及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加以定义的自我，也处在了时时变化之中，以至于我们如果再去用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去定义自我的话，也许就无法认识到自我是什么样子的存在。所以，管理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只有用我们自己的知识、思想、道德和行动等去定义自我。或者说，自我就是自我所拥有的和所能做的一切，而不是由社会关系以及对诸如财产、人脉等各种外在于自我的社会因素的占有来证明和确认的，更不是由管理活动加予我们的。

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对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事的管理，由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所引发的流动性把人变成了一种“既在又不在”的存在物，无疑置管理于一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了。不仅管理所面对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象，而且管理自身也成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事业。关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原因，罗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加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这种经济系统是嵌入在社会的物质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事物。通过以调整经济逻辑和资本变现逻辑或者说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取消传统的、似乎是自然生成的生产与满足需要或者符合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以‘为了生产而生产’的方式消除‘为了（用传统的方式确认的）需求而生产’，使得动力系统得以运转，在这个动力系统里以往的满足需求的经济形式中的所有限制都被克服了。它允许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因此对时间优势和时间效率的追求，必然导致要求生产独立化的不可避免的系统命令，这似乎能够同时产生相应的需求。”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似乎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超越了消费，生产的目的成了生产自身，消费只是等待被唤醒的和保证生产能够持续下去的辅助系统。正是因为消费已经失去了作为生产的目的的功能，生产的动力完全受到了资本增殖需要的支配，以至于这种力量无法在消费端得到合理释放，而是在生产系统中积聚和变成了生产加速化的动力。然而，生产的加速化又直接反映在各种资源的消耗上，其中也包括时间资源的消耗。特别是对时间资源的消耗，把整个社会带动了起来，即整个社会在生产的带动下进入了加速运行之中。就时间来看，“在现代社会中的‘操作性’的时间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特征的时间的具体化和商品化而产生和形成的，也就是说，通过时间变成短缺的，可以按照效率的观念进行经营管理的物品，时间被体验成线性的、没有特征的和抽象的数值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从他们的雇员那里买下的‘时间’本身，而不再是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自觉的管理活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有了管理，所购买来的时间通过管理机制的整合，形成一个时间的社会系统。至于产品，只是社会时间系统运行的结果，而不能看作每个雇员个人的产品。(www.daowen.com)

既然时间是以社会系统的形式出现的，在时间的开发和利用上所注入的每一份力量以及在计量方式上所作出的每一项改进，都会表现为作为这个社会时间系统拥有者的组织、机构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系统运行的加速化。对于社会而言，该系统的加速化如果超出了其他的并行系统，就是社会的不平衡，就会表现为矛盾，从而予其他并行系统以压力，迫使其他系统也通过加速而实现对该系统的追赶。每一个管理系统都努力通过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安排去实现对时间的高效利用，以求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正是这样，进入了你追我赶的状态，并使整个社会呈现加速运行的状况。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又反过来施予管理以压力，使每一个管理系统都殚精竭虑地迎着这种压力去促使自身加速，迎接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带来的挑战。

在工业社会的生成过程中，流动性已经展示出了力量，或者说，“动”比“静”显示出更多更为强大的力量。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说的，“如同拿破仑的军事政策，总是以运动的必要优先为其出发点，是从保持原样的港湾中驶出，向外扩张渗透，或者人们能从中发现出一个伪装起来的船长理论。同样一个模式的反讽的变体则是马克思的性格面具理论：资本也总是能及时地催生出那种能够让它觉得恰如其分地、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与之同流合污地代表它的人物来。作为无条件的藐视一切阻碍利润生成的事物的观念，资本自我拟人化为资本的占有者阶级以及企业家，它们能够聚集前进的能量，打破一切静止的社会关系，并冲破所有一成不变的状态”。事实上，资本最为在意的就是流动性，每时每刻都努力为流动性加速，希望通过自身为流动性的加速而带动整个世界运转。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持续的加速化运行，就有资本追求流动性的一份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资本追求流动性所形成的力量是工业社会加速化的第一推动力。

如果技术的发展也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技术的发展也是由资本的驱动之力促使其加速的。所以，如果说资本实现了对人际关系的改造，把人们带入了普遍的竞争状态中，那么可以认为，它给予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则是直接的驱动力。随着由资本以及竞争驱动的世界进入了高速运行和变化的进程之后，也许只有在作为流动性第一推动力的资本以及竞争在新的动力面前显得失力的时候，才可能意味着人类历史真正地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未来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资本和竞争都仍将持续地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也许有可能显示出逐渐弱化的趋势，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进程，但这种理想不能代替我们对当前的管理以及社会生活现实所遭受的挑战的关注。

就自觉的管理生成于这一条件下而言，应当说已经包含了对社会流动性的回应。然而，与资本一道兴起的管理在基本思路上却一直致力于限制流动性，或者说，是通过把流动性纳入到控制范畴中之后而实现有效管理的。可是，在资本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注入了第一推动力后，流动性已经不再仅仅反映在资本的运行上了，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虽然管理在20世纪的行程中已经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但控制流动性的基本思路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在管理技术自身的提高以及不断引进其他工程的技术和社会的技术的过程中，也增强了控制流动性的能力。就20世纪的历史而言，一方面，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以及由于这种加速化带来的流动性处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管理的进步而实现了对流动性的有效控制和合理利用。而且，在这两个方面的互动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社会发展成就。新近的情况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两个方面的互动会不会出现失衡？假若出现了失衡的问题，显然是管理的进步没有跟得上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步骤，已经无法实现对流动性的有效控制和合理利用了。

总体看来，如果说现代性的社会结构以及制度建构和人的生活、生产模式等都是建立在稳固的“陆地”上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似乎是漂浮在海洋上的，甚至不像远洋货轮那样有着航行的目的地。我们大致能够猜测到社会前行是朝着一个不会令人乐观的方向驶去，会布满风险和危机，也无法确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只有努力去把握我们的社会在当下呈现出来的新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流动性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流动性已经确定无疑地成为我们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惯性和思想观念都是在现代化中形成的。特别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得以生成的管理，往往注重系统即组织内各要素的互动。就系统自身的变化以及与环境的互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即便如此，在组织设计和组织建构的理论视野中，也未对社会的高速流动作出充分的评估。更何况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社会的流动性，而是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而使流动性处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

单单是流动性这样一个向度，已经对20世纪所建立起来的静态的管理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如果再增加一个流动性迅速增强的向度，则意味着既有管理模式所遭遇的挑战应当被理解成是一种致命的冲击。之所以我们在管理实践中尚未看到适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要求的安排，是因为人们与速度相关的意识和观念的缺乏。在既有的管理模式中，我们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依据组织做出的，是通过组织去开展管理活动的，也是对组织的管理。然而，在我们的思维中，组织则被看作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实体性存在，虽然在管理的效率意识中已经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速度意识，但那还是非常淡薄的。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从速度的视角出发去思考管理的问题。当然，这与我们关于速度的感知是有关的。

我们知道，中文里的“速度”一词本身意味着一个运动中的物体在“速”上是可以“测度”的，但是，当我们说社会运行速度的时候，除非将其还原成某些指标外，在整体上则是不可测度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速度只是一种能够感知到的状态，而不是任何计量方法可以测定的，因而，我们关于社会的加速运行也只是一种既明确同时又模糊的感知。而且，也是需要通过同样属于感知到了的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来加以印证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运行及其加速、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是感知中的现象，却又是确定无疑的客观事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活动都产生了影响。

我们无法运用科学手段去测量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速度以及加速度，我们也无法准确地确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量上的程度，但我们却不能不去据此安排我们的生活和活动。至少，在我们的行动策略中，都应将这些方面转化为必要的观念，并去寻找适当的方法。在今天，我们首先需要确立的观念就是，要把流动性本身看作是力的释放，只要不为流动性设置阻力，就不会有阻碍流动性的稳固设施，就没有必要担心稳固设施被流动性冲决的危机。顺应流动，引导流动，在流动中谋求平衡，是一个借力的过程，是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的。这应当是管理在新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