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生活和活动模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一切社会生活和活动赖以展开的管理造成了致命冲击。虽然每一位管理者都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困难，意识到了一场根本性的管理革命必然要发生，但关于管理变革的系统性、综合性理论探讨尚付阙如。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实践中的积极探索一直在行进中，在学者们的理论思考中也提出了诸多应对社会高速运行的对策性意见。但是，理论与实践中所取得的所有积极进展基本上都属于策略性层面上的成果，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条件下可以担负起有效行动的管理模式。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我们认为，关键问题是要谋求组织模式的变革，只有当我们根据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客观要求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才能把管理领进一个新的境界。我们把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称作为合作制组织，而现实中正在孕育着的一场必然会发生的管理革命，也应被理解成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变的组织模式变革运动。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们逐渐获得了效率意识。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在诸如进步主义运动、管理革命等推动下，随着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不断地引入人们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形成了效率文化，对人们的几乎所有活动都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在政治与行政分化后，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把效率追求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而且，在社会的层面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是把效率作为组织生存的基础来看待的。在社会治理中，对效率的追求导致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学者们在对这一矛盾的思考中提出了诸多对政府的批评性意见，却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组织模式的变革把合作制组织这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推展了出来，显现出了取代官僚制组织而成为社会生产和活动中的基本组织形式的趋势。合作制组织显然也是有效率的组织，但它不会把效率当作组织运行的目标，而是一种在合作行动中出现的自然而然的结果。(www.daowen.com)

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或者说，主要表现为分工-协作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导致了社会的分裂，也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分裂。在组织的运行中，则导致了纵向的层级和横向的岗位边界明晰化，是把组织成员先隔离开来，然后再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协调。20世纪后期，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展开的过程中，分工-协作模式出现了不适应人的行动要求的状况。因而，无论是在宏观的社会研究还是微观的管理研究中，都出现了对分工-协作模式的怀疑声音。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怀疑声音是非常微弱的，更不用说提出用新型的行动以及社会关系模式去取代分工-协作模式的构想了。实际上，我们正处在人的行动以及社会关系模式变革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通过创新去承担起这样一项变革的任务。合作制组织的出现，意味着分工-协作模式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将为一种更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合作关系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