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社会构成的意义上将人的社会存在形态区分为身份和角色，认为人类历史包含着一个从身份向角色转化的历史过程。我们的总体判断是：农业社会是一个身份制的社会，全体社会成员都被安置在身份系列之中。工业社会是身份与角色并存的社会，人往往同时既拥有身份又扮演角色，身份是抽象的，而角色扮演才是人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活动中的现实状况。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其中，身份日益式微，而角色的成长则呈现出繁茂兴旺的景象。在后工业社会中，身份将移出人们的视线，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实际发挥作用的，都是角色。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公民身份，或者说，一场消解公民身份的运动正在发生。公民身份的消解，意味着人的身份认同失去了方向。艾丽斯·杨认为，长期以来，一些民主理论家坚持一种错误的看法，那就是认为，“一种发挥正常功能的民主讨论应当以共同善或者共同利益为参考标准。他的假设，政治活动要么是一种在各种私人的或者冲突着的利益之间的竞争，要么则要求政治参与者必须将他们的特殊利益和亲密关系搁置在一边，因而形成一种审慎的、深思熟虑的公共群体”。公共群体也是被作为身份群体看待的，至少是因为人们都拥有同一个公民身份，才会形成所谓公共群体。进而，“共同善”也必须在公民身份的前提下才是可以理解的某种伦理设定。艾丽斯·杨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是建立在排斥的基础上的。应当说，一切身份都具有排斥功能，拥有一种身份也就意味着某些权利，甚至是特权，就会对那些不拥有这种身份的人作出排斥。即便公民身份看似是一种人人都拥有的身份，但其包含的逻辑也必然会导向排斥，或者说，身份往往成了排斥性行为的逻辑起点。

为了解决身份的排斥性问题，艾丽斯·杨希望把“民主讨论与决策制定在更大程度上被理论化为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各种具有差异的社会群体应当关注到其他群体的特殊情况，并且愿意设计出各种公正的解决方案，以处理由于遇到它的情况化的地位而引起的冲突和集体问题”。所以，艾丽斯·杨激烈地反对将“以群体为基础的公共表达完全排他性地错误理解为关于某种群体‘身份认同’的主张”。在她看来，一旦把公共表达理解成基于“身份认同”的主张得以接受，就会合乎逻辑地认为，“那种由在结构或文化上具有差异的社会群体中的人们的经验所形成的公共主张，仅仅是利己主义的利益要求”。

艾丽斯·杨认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利益要求并不能被看作是属于那些提出了它们的群体或个人的，而是属于能够产生这些主张和利益要求的社会及其政治。“在当代民主国家中，大多数以群体为基础的运动和主张都来源于各种相关的被建构出来的结构性差异。当我们做出诸如此类的理解的时候，下述问题就变得清晰了：那些在社会中被情境化的利益、提议、主张与经历表达对于民主讨论与决策制定而言通常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诸如此类的情境化的知识既能够使各种支配性的话语多样化与相对化，同时也能够提供否则不会被说出来的知识，因而有助于做出各种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提出一项主张与我所提出的主张完全不同，但你我的主张都不应仅仅是各自属于你我以及你我所代表的群体，而是属于你我共在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拥有了可以让你我提出不同主张的条件，也正是这个社会产生了你我主张中都涉及的共同问题，所以，你我的主张虽然有着巨大的差异，却不应相互排斥，而是应当相互包容。一旦你我的主张实现了相互包容，也就会做出明智的决策。

应当说，艾丽斯·杨在这里展现的是一种具有雄辩色彩的论证，虽然没有深入到作为民主政治赖以发生的前提的身份层面，却在表象层面领悟到了传统的民主政治关于公民以及公民权设定所引发的悖论，即在民主政治的源头上受到了利己主义的污染，以至于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总会出现反民主的问题。对于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而言，这一点是自然而然的，并未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即使被提了出来，也会被一种观点所反驳，那就是，民主政治所解决的是“每个人关注自己的利益，政治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这样一个问题。艾丽斯·杨认为这是一个民主政治理论上的错误，要求民主不应建立在你我个人的以及你我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和主张的前提下，而是应当建立在你我个人的以及你我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和主张之中的共同问题上。这涉及的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的转移，其中的隐喻就是要求民主政治的基础应当实现从身份向角色的转移。

如上所说，艾丽斯·杨尚未深入到身份和角色这样的理论层面，但她实际上也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从我们所指出的身份与角色的不同中可以看到，身份是具有排斥性的，而角色却是具有亲和性的，用艾丽斯·杨的说法，这种亲和性也就是“包容性”，至少在政治行为的层面上会表现为包容性。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如果说民主政治理论中所存在着的那些被艾丽斯·杨斥之为错误的观点和看法是现实经验的反映，那么，艾丽斯·杨在看到了这些理论为之辩护的民主模式中所存在的大量非民主问题后，所要开出的是另一种药方，那就是，提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协商民主方案。让民主获得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即不仅是发挥在排斥性中去寻求平衡的作用，那么，就必须在排斥性和包容性得以生成的源头去解决问题。(www.daowen.com)

显然，从身份中生成的是排斥性，而从角色中生成的则是包容性。当艾丽斯·杨思考民主政治的改造方案时，抓住了排斥性与包容性的问题，因而，沿着她所揭示这个问题的思路继续前行，就必须解决排斥性与包容性从哪里产生的问题。所以，问题就转化成了，如果身份是具有排斥性的，那么什么因素是具有包容性的呢？如此追问，也就把我们引向了角色。角色不同于身份，它意味着付诸扮演的过程是在相互配合中成为现实的，角色是以簇的形式出现的，任何单一角色都不具有现实性，也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如果理论思考走到了这一步的话，那无疑又是对艾丽斯·杨的“包容性协商民主”的否定了。这是因为，就包容民主仍然是一种民主理论而言，又必须建立在身份的前提下。一旦社会治理将其基础从身份转移到了角色上来，也就会表现出告别民主模式的趋势，或者说，会包含着告别民主政治模式的要求。当然，从理论上去论证民主政治的可行性与否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需要从现实性的时间允许的角度去看的问题，如果民主政治在行动上存在着时间不允许的问题的话，那么，合理的答案就应当是否定的。不过，那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再行探讨的论题了。

虽然艾丽斯·杨在理论思考中达到了远比其他民主理论家都要更接近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现实的地步，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她所提出的“包容性协商民主”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更不认为它可以成为社会治理变革的一个选项。因为这个所谓包容性协商民主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前社会流动性迅速增强的现实。事实上，如我们一再指出的，人类已经走进了一个流动的社会。可以想见，在流动的社会中，社会并不是一个既已写就的剧本，也不可能有导演去为人指派角色，更不允许对人在这出戏中的角色进行定位。流动的社会上演的是一出没有既定剧本的戏。因而，人于其中有着角色选择的自主性，人通过角色选择和扮演，去为自己确定一个社会位置，又在角色选择和扮演中更换自己的位置。所以，角色并不意味着稳定的定位，而是像当前我们使用的移动终端的那个定位功能一样，随时显示着人的位置的变动。所以，角色对人的定位在这一情况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将人指定在某个不变的位置上。

当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甫一兴起的时候，人的社会定位显现出来的是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种情况，“行动者在他们日常时空路径各区域中进行的定位过程，同时也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总体中的区域化过程以及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过程。跨社会系统具有广泛的跨度，与各社会系统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分布相融汇。这种最基本意义上的定位过程，其重要性显然与社会总体时空延伸的层面密切相关。在某些社会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几近重叠，社会中定位过程的‘层化’程度就不很发达。而当代社会里的个体则被定位于纷繁多样的层面上，包括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城市、民族国家以及一个世界性系统，所有这些都展现出某些系统整合的特征，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与大规模时空延展的社会现象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旦全球化、后工业化造就出了社会网络结构而把全球纳入到一个联动体系中，在行动者定位上的系统整合就不再会成为表露于外的社会现象，而是隐藏在网络化的联动之中的。虽然这是一种客观性的力量，但与传统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都不同，甚至无法通过作出稳定的社会安排来回应这种力量，唯有寄托于人的角色扮演活动去呼应这种隐蔽的却又强有力的力量。当然，年龄、性别等身份也许会构成角色选择和角色扮演最后的阻碍因素，虽然技术进步能够舒缓这种约束、限制，却不能最终消除其构成的约束、限制，但是，对于一个总体上需要通过人的角色去为人定位的社会来说，这种约束、限制并不对社会的总体运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会决定社会的特征。

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充分地实现了组织化的条件下，关于社会治理的所有思考也都无法绕开组织，必须在组织的问题上去形成某些认识。在身份与角色这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去看组织，就会看到，全球化、后工业化也正在改变工业社会组织中的角色扮演状况。我们知道，工业社会中的组织无论有多少种类型，都是建立在官僚制的轴心之上的，属于官僚制组织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官僚制组织而言，组织成员是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去开展活动的。但是，官僚制组织中的所有角色扮演都是以身份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工业社会中的组织在组织成员的意义上所获得的就是一种身份，而在组织成员被安置到了岗位和职位上的时候，才开展角色扮演的活动。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合作制组织显露出的诸多可以想象的特征中，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有角色而无身份的状况。一方面，人在合作行动中必然扮演着具体的角色；另一方面，合作行动的开放性又决定了参与到合作过程中来的人并不获得身份。易言之，人时时处处都是处在合作体系之中的，合作者就是人们共有的一种身份，没有人可以获得不合作者这样一种身份。事实上，这是一种身份完全得到了消解的状况。或者说，随着流动性把一切身份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洗涮净尽，我们也就进入了一个无身份的社会。所以，我们需要谋求一种适应这样一个无身份时代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