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流动性迅速增强，首先对人的身份构成的冲击。当人的流动使得民族国家边界显现出被消解的状况时，公民身份也开始变得模糊，甚至会逐渐地让人无法确认身份了。即使某些人因为诸如出生地而被确认为某个国家的公民，却可能是与他的生活事实不符的。某些人因为父母的国籍而获得了其祖国公民的身份，而整个人生历程可能都与授予其公民身份的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在今天，这部分人在量的意义上还是很少的一部分，但随着流动性的增强，有着类似情况的人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将会变得越来越多。公民身份受到消解的路径有可能有许多种，但流动性的增强是根本原因。上述事例还是在空间稳固性的前提下所看到的情况，在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中，民族国家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了，公民身份的价值也就会不断地受到削弱，以至于人们不再关注自己的公民身份，也不在乎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些与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权利。那样的话，公民身份也就失去了意义，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及其整个社会治理的一切安排，也都将失去合理性。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也把我们领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我们的行动基本上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展开的，这使既有的格式化的行为受到了冲击，以至于既有行为模式的惯性已经严重束缚了行动。近代社会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得以形塑的，特别是经历了启蒙运动，形成了适应工业社会要求的文化，这种文化通过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的设置而成为稳固的生活和交往模式。显然，一旦一种文化转化为人们稳定的观念，一旦社会设置被人们内在化，就会产生稳定的行为模式，人的行为也就表现为某种格式化的行为。这也就是盖伦所说的，“我们在我们的社会身份中，常常‘格式化地’在行动着，也就是我们是在实现那些‘自行’展示的、习惯化的、老掉牙的行为模式。非但对属于实践的、外在性质的行为，而且（同时也是主要地）对行为的内在结构部分，也都可以这样说。思想和判断的形成、评价性的情绪和决定的呈现——所有这一切东西大部分都自动化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们就往往无法有意义地去指称以其个性而为人所见到的人，倒不如说是指在一种既定的格局之内他作为角色占有者的地位，而每一个个人的这种地位相对来说都是可以和别人互换的”。然而，当所有的社会构成因素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流动了起来时，也就对人的既有行为模式形成挑战，要求终结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行为模式，并去形塑一种新的行为模式。

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在社会流动性迅速增强的条件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人的公民观念受到了社会流动性的冲击，或者说，人因为处在流动中而逐渐地对其所应担负的公民义务丧失热情，对国家政治生活抱持冷漠态度，甚至会时常忘记自己的国籍及其意义。总之，全球化所呈现出的流动性意味着，“民族国家既不再能够抑制那些生活在它的疆土之上的人们的抱负，也不能独占他们的注意力了。民族国家与其他公民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分离，还绝没有达到完全彻底的程度，但的确已经推进得很远了”。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以来基于地理空间而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很快就会发现它正在失去治理对象，以出生地去确认公民身份的做法变得困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希望基于民族国家的框架去开展社会治理的话，那么，原先作为特例处理的那种对移民授予公民身份的做法，可能就不再是特例了。事实上，公民身份也许会变得没有意义，人们所关注的是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不是像往常那样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

身份是一种特权，无论在什么时代，也不管是什么身份，都意味着与之相伴的某种特权。比如，某个贵族身份必然意味着相应的特权，同样，公民身份也意味着某些特权。就公民身份生成的历史条件来看，人们被设定为平等的，似乎不再有特权。然而，人们是否拥有公民身份，在许多方面都会遭遇差别对待。比如，你可能长期生活在美国，但你没有公民身份，不仅你不可能作为候选人而去参与竞选美国总统，而且你连去参与投票都会遭致拒绝。与之不同，角色不再与特权相联系，反而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角色必然意味着相应的责任。因而，角色对扮演者有着较强的限定性。但是，由于角色是可以选择的，从而使得角色对扮演者的限定并不表现为人的被动接受。这就是克罗齐耶等人所说的，“人们也不只是被动地让自己适应环境……某种规则或者某种事先的程序，它们猛一看去仿佛首先作为某些限制出现，但人能够让其背离原意，并将之作为一种抵御上级的保护性手段来使用”。

人们在角色扮演中获得了责任时会有诸多不同的表现。人们在角色扮演中采取了多大的主动性，不是外在设置所能够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责任意识。或者说，外在性的设置能够保证人们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是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却不能保证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承担责任。比如，你扮演白毛女这个角色，一出场就需要让人看得出你是白毛女，但你是否使尽浑身解数来扮演这个角色，却是无法用诸如演员守则等规则性设置来决定的。这说明，人们在角色扮演中既受到角色的限定，又拥有一定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其实，角色和身份都是人的社会规定，如果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它们所代表的社会规定，会看到角色具有选择性，是主体所选择的社会规定，并以责任等形式出现，而身份则是一种被动的由社会来定义的规定，身份载体并不是主体。(www.daowen.com)

如果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去看角色和身份，还会看到一些它们不同于此的面目。首先，角色具有流动性，是处于变动中的；身份则是稳定的，基本上一经赋予就不再发生变化。其次，角色因情景、场景和需要而定，人不可能凭着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去扮演角色；身份的获得则是依据传统和既定的因素，不会因情景、场景和个人偏好而发生变化，除非发生了社会结构的调整或打乱重组的过程。第三，角色扮演在最为根本的层面所追求的是差异性，即不同于既有的和他人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角色可以模仿，但只有在创新中才能使角色的价值得到诠释；身份则要求其载体把身份的维持放在首位，把身份作为一种约定俗成或获得性认识的标准，让一切行为合乎身份而不是因情势对身份做出灵活变更。也就是说，身份杜绝差异性，而角色却呼唤差异性。所以，虽然角色和身份都是人的社会规定，但其性质及其表现都不同。相应地，社会治理是以角色为依据还是以身份为依据，也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总之，人的角色选择和扮演是发生在具体的场景中的，本身受到时空的规定，而不像身份那样，在特定的区域或时间段中是与时空分离的，或者说超越了时空。所以，由身份对人作出的定位可以使人静止地存在于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角色则处在与其他角色的互动之中，使人既在某个点上又同时不在那个点上。而且，角色互动中产生的任何冲击力，都又有可能反过来对角色扮演产生影响。吉登斯甚至将角色互动看作是社会互动的原因或基本形式。在吉登斯看来，“所有社会互动都是定位情景中的互动，就是说互动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情景中的”。当然，吉登斯根据其结构化理论的逻辑，也“把社会互动理解为断断续续但却是例行发生的日常接触，会逐渐消逝在时空之中，又能在不同的时空领域里持续不断地重新构成。日常接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规律性或例行性正体现出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也就是说，社会互动会走向结构化的方向。

我们认为，吉登斯所说的这种情况在现代性的低流动性的社会中是很真实的，但在高流动性的今天，特别是在社会网络结构已经生成的条件下，虽然角色扮演是在具体的合作行动中发生的，面对的是具体的任务，但社会网络结构则是给定的，角色互动就是在这种网络中的互动。如果行动者的角色互动引起了合作行动体系之间的互动，也依然是在这个网络中进行的。实际上，无论是作为角色扮演者的个体，还是合作行动体系——合作制组织，都是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开展活动的。两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人的角色扮演不再受到身份的制约，角色互动既不需要得到身份的支持，也没有身份屏障，而是一种完全的角色互动。同时，角色互动也不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存在于主体间，而是发生在主体匿名化的条件下的，人们在角色互动中并不去努力识别角色背后的主体，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角色的功能上了。这就是社会治理所面对的一种全新的情况，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既有的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必须在新的探索中得到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