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始走进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在此过程中，社会的流动性迅速增强，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现象。可以认为，正是流动性带来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总体上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量级，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领域中都出现了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等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当然，这种流动性的增强是由人的需要驱动的，是因为人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促使社会构成的所有要素都流动了起来，并在相互增强、相互激荡中把整个社会带入急速流动的进程中，以至于流动性成了我们时代的社会基本属性。

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等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方便了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化，也在满足人们的利益实现方面更加高效。但是，流动性改变了社会，也改变了人的存在状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看，所看到的则是，流动性动摇了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基础，那就是，保证民主政治以及全部社会治理得以成立的公民身份受到了冲击。

在物理的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流动性的直观表现是以空间的缩小或被时间所替代的形式出现的，也可以认为是空间丧失了稳固性。但是，流动性的这种物理属性把对我们得之于工业社会传统的几乎所有遗产都加以消解了。比如，它会使政治学家们热衷于谈论的民主、法治等变成某种不可理解的臆语。政治学长期以来在探讨任何一个问题时都包含着某种空间隐喻，而这种空间隐喻在流动性面前消失了，而政治学家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持背诵着启蒙以来那些先贤们留下的教条，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伟大的“国师”。

显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绝大多数的政治设置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空间中的，有着空间特性，或者说是在默认空间不变的前提下做出的。比如，人的政治身份往往包含着地域标签。而且，对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进行行政区划的界定，也大大地方便了社会治理。同样，法律也非常讲究属地管辖。然而，在人的流动性增强的条件下，被作为政治身份内容的地域标签正在失去意义，甚至在人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等方面起到的是消极性的限制和排斥作用。从流动性的角度去看，地缘政治学的许多囿于传统观念的主张和建议，可能都会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实践造成严重的误导。

就科学研究来看，不只是政治学，而且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门类中，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变空间的假设，或者说，都在默认空间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思考和开展研究的。在认为空间具有稳固性的假设之下，往往会倾向于要求把某个地点的东西移植到另一地，会认为某种制度、体制、生活方式是可以从一地移植到另一地的。正是这种思维上的缺陷，令那些试图超越经验事实而显示自己更为深刻的人，可以在空间稳固性的假设下提出某些错误的主张和观点。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空间显现出了变动性，特别是面对着时间与空间可以相互转换的现实时，社会科学中那些建立在空间稳固性前提下的研究，都成了输出错误认识的渊薮。正是这些错误认识，对时间与空间可以相互置换和相互替代时代的社会建构以及社会治理，形成了误导。比如，当人们流动而不是固定居住一地时，社会科学家如果根据人们过往的那种居所固定一处而计算出房屋空置率，显然就是错误的认识，以此为据而提出的关于对空置房屋的整治措施，就是一种误导。也就是说，在人们可以用时间去置换空间的条件下，也就有可能不在一地建立固定居所，而是更倾向于开辟更多的居所。这样的话，某人在北京与杭州两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居所，可能就是必要的，而且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套房屋空置了。

流动性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改变了在工业社会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生产关系。雇佣关系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种生产关系，是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最为基本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种关于是被比喻于“经济基础”的，是被作为工业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看待的。当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行程中，雇佣关系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大致出现了三种雇佣关系模式。根据罗萨的看法，在早期现代，“往往工作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因此职业结构和雇佣结构也似乎表现出在几代之间都是稳定的。而后，自由地，并且通常是一次性地选择一个自己、一生的和促成身份确认的职业，这是‘经典的’现代的根本标志，在职业结构中呈现出‘一代之内的’稳定性……在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里……在职业生涯之内，多次更换职业或者换工作（而且往往伴随着或长期或短期的失业阶段），也从绝大多数不符合这种情况到变成为常规情况”。其实，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由社会流动性增长引发的。同时，也可以说这种职业雇佣关系的不稳定趋向反过来推动了社会流动性的增长，至少在社会流动性增长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www.daowen.com)

发生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新的变化，即流动性的迅速增强和雇佣关系的不稳定性，产生了更为明显的社会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不仅是雇佣关系，而且雇佣形式和职业领域的宽度自身也发生了迅速的改变。劳动关系的去批判化形成了新的雇佣形式，诸如临时工作和不同形式的兼职；而且与此同时主要是信息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职业分支，这也是与大量传统职业的消失相伴而行的。这也涉及社会内生的特性再一次成为变化的动力；通过自身的或外在的决定将能够带来变化，以及对偶然性的意识，也就是说对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在职业和雇佣关系没有发生更换的地方，也出现了”。对于社会而言，正是个人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职业的频繁更换而诠释了流动性的含义。同时，社会也因为这种流动性而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矢量。

流动性在生活领域中的直接体现就是稳定的家庭结构被打破。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这段“经典的现代”时期，“最理性的方式往往是，在一代中建立家庭替代了原来的大家庭和与之相关的代际的家庭联合体以及相应的保持长期稳定性的结构，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它的结构随着这对夫妇的死亡而瓦解。现代的普通市民（包括不断增加的无产阶级）的个体身份构成的和自我管理的任务以及作为经济单位所建立的自己的家庭，这些都随着夫妻两人的去世而完全终止了存在。”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时期的这个“晚期的现代”中，“家庭周期显示出明白无误的趋势，世代内的寿命长度在增加，而升高的离婚率和再婚率，以及家庭的重新组织或家庭的解体是这方面的清晰的证明。在今天，人生阶段性伴侣代替了人生伴侣……这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不断增加的范围内成为社会的理想，以及个体在今天毫不气馁地倾向于进入的（新的）家庭关系。因而，终其一生的一夫一妻制度被新形势的‘按序一夫一妻制’，‘有期限的情侣’所代替了”。

如果不是受到财产、既有的婚姻法规等方面考虑的约束，也许“按序一夫一妻制”都会受到冲击，那么，人们就有可能把“有期限的情侣”当做一种婚姻制度而加以接受。从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关系的这种变动中可以看到， 18世纪作为启蒙主题而提出的解放追求产生了影响作用，存在于那种从农业社会传统的大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要求背后，最初所包含的是为了生产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当然，也包括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受家庭的羁绊。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长，虽然从家庭中走出来仍然具有解放的意涵，但也同时是接受流动性现实的一种表现。当家庭都不再能够成为具有稳固性的存在时，那么，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什么因素可以稳固地存在？事实上，一切社会存在都失去了稳固性，开始流动了起来，而且流动的速度与日俱增。

总的说来，近代以来的社会处在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到了20世纪 80年代，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兴起，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进入了一个新的量级，使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一切稳固的设置都变得不再稳固，甚至整个社会都像流沙一样流动了起来。今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而且是高速流动的社会。我们原先在低流动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一切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有用的设置，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在低流动性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在现实的高流动性面前变得不再适用。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必须作出回应。

中国被认为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后，国民有着强烈的向率先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学习已有经验的追求，要求引进它们已经被历史证明非常成功的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愿望是良好的，却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中国社会也同样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许多方面，中国社会的流动性特征已经远比发达地区更加明显。如果我们不是根据现实去进行社会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安排，而是把发达国家在低流动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那些社会治理方式搬过来，不仅不会获得它们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表现出来的成功，反而是个陷阱。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中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可以认为是一种带着救国救民的急切愿望去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布设陷阱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