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因在描述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时，认为那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运动。但是，就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而言，却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得以确立的前提下的。因为有了公民身份，才使得契约成为可能。所以，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身份制的社会。它与古代社会的不同仅仅在于，实现了身份的“同一化”，即全体国民都拥有了同一个“公民身份”，而不是按照等级把身份排列起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公民身份是参与政治的门槛，全部法律和政策都是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开展社会生活的平台，一个国家中所存在着的那些没有公民身份的居留者，至多只是接受了被作为“客人”的礼遇。

然而，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公民身份开始动摇了，呈现出了某种被消解的迹象。事实上，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身份的消解已经显现为一个必将到来的趋势。如果公民身份被消解了的话，那么，现代性的社会治理的基础也就消失了。尽管这一点尚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却又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其实，社会治理已经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了，而是人们应当对政治的、行政的等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审视，尽可能地去做出前瞻性的安排。如果耽于社会治理的传统惯性之中，仍然以为公民身份是一个坚实的社会治理基础，那么，就会遭遇越来越多更为棘手的问题。反之，如果不是从公民身份出发去安排社会治理的问题，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治理创新思路，解决所遭遇的问题的方案也就会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有效。(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