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为工业社会规划和建构起来的制度、实践模式等包含了适应变动社会要求的内涵，但与从社会加速化所产生出来的要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加速的动态力量根据它的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要自己创造它所需要的制度和实践形式，并且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又会通过它自己使之成为可能的速度极限去毁掉这些制度和实践形式。”就形式而言，制度和实践也都具有了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社会加速化持续展开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去考虑已有的和既存的哪一种制度、实践形式是好的，甚至那种用“民主的”或“集权的”标识性概念去命名制度和实践形式的做法本身，都会变得荒诞起来，更不用说宣称“民主的是好的”了。同样，对集权制度所作出的巧舌如簧的辩解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建设”与“拆迁”都是随时发生的事情，一切都会因为行动的需要而“随建随拆”。因而，不存在某种一经命名就长期存在的制度和实践形式。

当然，你可能会争辩说，民主制度也正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从历史上看，也产生出了代议制民主、精英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但是，这种变化实际上都属于修缮的范畴，正如你可以把“太和殿”的木柱木梁换成钢筋水泥制品一样，所实现的改变依然是其基本结构得到维护，它无论怎样，也不能与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房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总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使一切试图维护某种制度和实践形式稳定的做法都变成了白费力气的行为，所收获的不仅不是积极的结果，反而会让人陷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

时间的复杂化使工业社会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价值和功能，“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都失去了它们的动态力量，并且可能不再会有不可逆转的发展了，而只显示出可逆的相互交替……” “在当今的超级加速的社会中，对完全的偶然性和对历史的发展的完全的开放性的感知，以及对静止状态和所有的发展的终结的体验，很可能同时都占主导地位。”在社会网络结构的任何一个节点上，向任何一个方位看去，无论是在空间的意义上还是时间的意义上，满眼所见的都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致使我们必须根据这种状态去重建社会生活模式。

总的说来，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对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在罗萨看来，“民主的意愿形成过程和决策过程本身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由于公共领域和社团结构在晚期现代的变化，甚至发展出更大的时间要求”。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办法参与到民主政治之中去了。对于政治而言，如果不经充分讨论，而是在一切政治事项中简单粗暴地诉诸票决而去获得强制性“共识”和进行决策，那显然是对民主声誉的败坏，而且根本就不能将之视为民主。但是，在时间的紧迫性面前，充分的讨论、协商等又是不可能的，以至于民主政治因为时间的约束而难以为继。特别如协商民主理论所设想的，让无所事事的人们围绕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去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直至形成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结论，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关于现代性的民主政治的功能，罗萨认为，经历了从早期的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到今天的“制动器”的转变。罗萨说：“由于晚期现代的政治的时间地平线的和工作速度落后于在经济中和在社会里的变化，因而晚期现代的政治不再能够发挥社会发展的（一直被认为的在文化方面的）开路先锋的功能，也不再发挥历史的塑造者的功能。在政治确定它的控制要求的地方，也显得不再是能够不断地推动历史的发展的了，而是完全作为‘现代化的制动器’，而这正是为什么政治位列于经典现代的加速器的名单中，却又属于晚期现代的制动器的原因。”当民主政治在现代早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的时候，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社会的、公共的资源，使得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在这种余荫蔽护之下去过社会生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20世纪后期民主政治发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动器的作用，短时期内，人们也尚未明显地感受到，更不用说对民主政治表达怀疑了。但是，这些社会的、公共的资源也正在迅速地消耗，如果待它们耗尽之日人们才意识到的话，那会是非常危险的。

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过程中，政治的运行却仍然在历史给定的模式中，“现代的代表性的表面民主和大众民主是在动态的历史理解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而特别是制定法规并不是适合每个正在展开的行为的，也似乎不是永远固定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可以调节的、持续进行的任务”。应当承认，与似乎是静止的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城市化把社会推上了运行和变化加速化的轨道。我们一再地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民主政治，感知到了社会的动态性，也反映了这种动态性的要求。但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已经从量的增长达到了质的飞跃的情况下，这种基于历史而缓慢的变革而不是面向未来积极建构的政治，还是表现出了不适应。在今天，公众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严肃了，而是更多地带有游戏心态。特别是在民粹主义运动兴起的过程中，民主政治的游戏也成了随兴而玩的东西，只有那些深受历史知识影响的学者们，还有着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仰。(www.daowen.com)

从现实来看，由于人们恪守民主政治的模式而不愿将之抛弃，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显而易见，20世纪后期，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所有的社会事项，在付诸于民主过程后，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社会团体变得更异质且更动态，而且如果背景条件又以很高的步调来转变，那么形成民意的过程会需要更久的时间。如果背景条件较不稳固，计划和计算就必须耗费更多时间。如果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经济变迁的加速过程是一样的，那么民主的民意形塑和决策就会被减慢下来，而且最终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演化之间的去同步化”。这就构成了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面对这种矛盾，如果民主政治无法实施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无法扭转社会各个方面的加速化趋势，即让社会发展停下脚步以适应民主政治的要求，那就只有一途：改变自身。而且，这种改变决不是对民主政治的再行修缮，而是用新的政治模式来置换既有的民主政治。

显然，吉登斯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思考和理论阐释活动的，或者说，作为他观察和思考对象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特征。即便如此，他也因为观察入微而提出了富有创建的深刻见解。在谈到社会变迁的问题时，吉登斯写道：“所有社会再生产都建立在行动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对规则和资源的有见地性的应用和再应用上，因此，不论在何种条件下，所有社会互动都必须由参与互动的各方随机地‘完成’。不论从基本意义还是从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变迁在原则上都以极为随机的方式与社会再生产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社会系统通过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参与者而长期得到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变迁及其潜在可能性内在于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时刻。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社会系统中的所有变迁在逻辑上都暗示了总体性和意味着结构的改变，不论这些变迁可能表现得多么微小和琐碎。这一点可以通过语言的变化来得到解释。单词在音素、句法和语义特性方面的改变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得到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再生产得到实现的。既然语言只存在于再生产的过程中，并且只有通过再生产才能够存在，单词的这些改变也就暗示了作为总体的语言。”

虽然在宏观的意义上我们都看到了社会发展有一个总的和基本的趋势，但构成这个总趋势的许许多多具体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显而易见，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人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在行动中无意触发了某个促进社会发展的机铦。当然，这些随机性的事件在分析性思维的逻辑中是可以理解成包含了可抽象的社会发展总趋势，因而才与其他同样随机性的事件汇流到了一起，形成历史进步的洪流。吉登斯所持的就是这种根源于黑格尔的看法，所以他说：“所有变迁在逻辑上都暗示了总体性和意味着结构的改变，不论这些变迁可能表现得多么微小和琐碎。”不管这是不是工业社会变迁的实质性的和真实的机制，但在表象上看，可以说是与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样子一致的。特别是得到工业社会的科学和理论的解释后，我们更加深信具体中包含着一般、特殊中存在着普遍。不过，在吉登斯的这段论述中，最有价值的是要求我们关注社会变迁中的随机性事件。于此之中，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诸多联想的。

其实，在西方哲学中，从伊壁鸠鲁关注原子的偏斜运动（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开始，就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热衷于讨论随机性的哲学传统，而更多的哲学家所希望的是（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从随机性中发现“自由意志”。在吉登斯这里，所谈论的只是随机性事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并未打算在哲学的层面去探源。但是，他等于再次提醒我们重视随机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想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人随时随处所遭遇的都可能是随机性。果若如此，我们实际上在人的能力建构、社会建构、行动模式的建构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把随机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来。这样一来，制度化的、结构化的、模式化的活动就应当抛弃。所以，民主政治的命运在吉登斯的思路中也就只有终结一途。这可能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因为近代所开拓出来的这一政治传统已经如此深入我们的骨髓，不允许我们对它作出任何怀疑。但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都已经表现在了我们必须面对的和所要处理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事项中了，致使我们手里只有可怜的一点时间。时间对我们的行动所形成的支持是那样的微弱，构成的约束却又是那样的强硬，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根据时间资源的有限性重新构想一种政治生活模式。这种政治生活模式对随机性、偶然性是开放的，或者说，必须包容随机性和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