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做出的一项最伟大的发明，与之相比，其他任何一项发明都要逊色得多。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民主政治一方面受到了“民粹”的侵蚀，另一方面则受到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挑战。如果说民粹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免疫力方面出了问题的话，那还是可以医治的，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挑战则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把“民粹”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联系在一起的话，也许正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引发了民粹运动，至少是在人的心理上普遍地造成了一种紧张感，让人变得浮躁，不愿意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而是利用民主政治既有的框架以及设置去进行非理性的宣泄。

就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对民主政治的直接影响来看，不难发现，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使得民主政治必需的一项条件——时间——出了问题。在民主政治得到发明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时间会成为问题。正如人的生存那样，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一直没有意识到空气与水会成为问题。然而，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后，时间这项默认的条件却有可能奏响民主政治的挽歌。果若这个问题具有现实性的话，那么，我们所遭遇的将不仅是政治生活恐慌时刻的到来，而且是整个社会治理都必须重建问题，也意味着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都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博克斯说：“公共政策是一项重要事业，它需要时间、审慎的思考，需要公民有表达自己意见及使自己的意见被听取的机会，以及尊重他人观点的态度。”

对此，可以说谁也不会表达怀疑。“需要时间”显然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因为所有合乎民主要求的程序都需要得到时间的支持。对于类似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是在空间形态上去加以认识并提出意见的。比如，从空间形态来看，在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公众的意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至多也只是作为参考来对待的。即便深入到空间表象的背后去进行质的把握，我们所看到的不尽人意之处也是：在社会治理专业化的条件下，公众很难提供具有专业化水平的意见，只要政策主体是专业化的政府官员，公众就很难插得上话。正是这种基于空间形态的思考，学者们会表达这种意见：“作为一个基本规则，将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尽可能放在贴近那些被政策影响的民众的位置上，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这样既可以保证公民的直接参与，创造富有意义的自主治理，同时，也可以保证政府的公共项目的富有弹性，能够回应变化，即时、理性地达成项目创立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精英与公众的空间位置明确之后，如果希望公众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就需要让公众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化，即更接近政策过程。

在公众参与理论得以流行的时代，这种意见成了一些尽人皆知的道理，并被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对待。然而，在时间多样化和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条件下，除了需要考虑政策过程中主体的空间位置，还需要考虑他们所拥有的时间的多寡，特别是需要对他们所拥有的时间的性质进行识别。因为，有些人在政策过程中的时间是职业性的时间，有些人的时间则是业余时间。这种时间性质上的不同，就会反映在他们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方面。一般说来，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的人所占有的时间资源也是较少的，他们往往没有时间去围绕着一项政策议题去开展深入的讨论。如果专业人员以自己拿薪水的时间去与那些不付酬的业余时间进行博弈，对时间进行操控，情况就会变得更糟。

另外，民主与法治往往是被看作一体性的，如果在法治上有了“民告官”的允许性规定，必然会被视为民主政治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但是，当你兴讼而把警察局长告上了法庭，在出庭的时候，你花费的时间与作为被告人的那位警察局长所花费的时间是同一性质的吗？你为了出庭而请了事假，失去了那个时间段中的奖金甚至工资，而警察局长却可以心安理得地拿着那个时间段的工资出庭。然而，时间性质的不同在我们的社会治理中却很少得到考虑，特别是民主理论家们，几乎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公众参与被作为民主政治方向“校准器”而加以运用的时候，很少有人考虑过那些参与者与职业政治家们在同一时间内所开展的活动在时间性质上的区别。

柯兰等人把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称作为制度性政治，用以区分不同于这种政治的其他的“社会运动”。在柯兰等人看来，“制度性政治（institutional politics）和社会运动的区别是：制度性政治是官僚体制，以代表的委派为基础；社会运动以参与和直接民主为基础。这促使我们告别自由主义的协商性民主（liber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只有一条实现路径的观念：只有通过民族国家的传统政治结构，自由主义的协商民主才能实现”。互联网的开放性开拓出了不是一条政治实现的路径，而是无限多的政治实现路径，因而，柯兰等人将互联网政治称作为“社会运动”。其实，就“社会运动”这个词而言，还是旧式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互联网政治已经不再适合用这个词来加以描述了。在互联网上，即使汇聚起了一场运动，也是呈现了“散布状”的，不会以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甚至不具有萨特所说的“融合集团”的特征。至此，我们看到柯兰等人仍然是在空间的意义上去考察政治的，即使看到了互联网为政治开拓出了新的实现路径而使政治获得了新的形式，也没有去考虑时间的因素，而是对互联网作出了空间释义。

其实，互联网不仅是一种空间形态，也是一种时间形态，是社会时间的典型化了的表现形态。一旦我们对互联网作出时间释义，就会看到，互联网政治所拥有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形式，而且其非稳定性、非连续性、间断性等造成了议题迅速涌现又迅速消失的状况。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人们再去对政治作出空间联想的话，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相反，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去看，这种政治在外在性特征方面已经构成了“潮汐政治”的特点，是在时间的维度上表现出了潮涨潮落的状况。(www.daowen.com)

艾丽斯·杨认为，在协商民主的模式中，“只有当所有受其影响的人都被包括在讨论与决策制定的过程中时，某项民主决策从规范上讲才是正当的”。当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如果受到决策影响的人数也是有限的，那么，让所有受到影响和潜在受到影响的人参与到协商过程中来是可能的。但是，当一项决策是全国性的和受到影响的是全体国民，协商如何开展？在这种规模中，除了由传统的代议体制在议会中协商之外，是很难在协商民主的设计中展开的。比如，当总统做出与另一国开展贸易战的决策，按照传统体制，根据总统的权限设定，并不需要得到议会的审查和再协商，更不用说要与受之影响的全体国民协商。如果按照协商民主的要求，对这项决策进行协商的话，的确突破了传统体制。但是，如果不加协商的话，那么在可操作性的意义上，则是可疑的。这说明，即使看民主政治的空间形态，也会陷入诸多困惑之中。

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努力，人们基本上解决了民主政治的空间困难问题，议题、权力等的分类去获得差异化的行动而保证了民主政治的精神得以贯彻，从而使民主政治体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是，这种基于空间所开展的民主政治很少考虑到时间的紧迫性问题，如果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导致了某个政治问题的消失，也许政治家们会无比庆幸。当我们把时间意识引入到民主政治中来后，就会看到，当一项决策并无时限要求时，让所有受到影响的公众参与到协商过程中来，通过充分的对话协商而达成一致意见，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能够取得最大可能地让各方满意的结果。如果一项决策在时间上具有紧迫性，长时间的协商对话过程无疑是灾难性的。

可以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在民主演进逻辑中做出的理论构思，它把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作为一种默认的事实对待，或者说，并未把社会状况作为决策环境纳入到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中。应当说，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传统的形式民主的修正方案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的，而且，在微观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是可以予以实施的。但是，当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特别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作为形式民主修正方案的协商民主就不再具有予以考虑的价值了。事实上，在协商民主理论提出的几乎同一个时间点上，人类社会就开启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也很快地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以至于协商民主赖以成立的条件丧失了。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作“时间不允许”的问题，是在时间的方面，否定了协商民主付诸实施的可能性。

协商民主理论有一个假设，那就是“人们彼此都会在同样的地方出席某种场合，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谈”。但是，正是这一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以社会的确定性为前提，需要以参与到协商过程中来的人都有相应的时间为前提。而且，即便是从空间形态来看，也应当是社会被圈定为无数区域性的封闭体系。不难想象，农业社会中的村落是合乎这种条件的，而现代社会中的社区就很难达到这种要求。因为现代社区居民不仅在时间上难以保持一致，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交往需求，基本上无法做到让全体社区成员在同一时间出席同一场合。人的流动性使得在同一时间出席同一场合成为空想。也许人们会想到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的确，这种虚拟社区要比物理社区更便于讨论，然而，同时也会遭遇参与的随意性无法控制的问题。在网络社区中，即便人们均用实名而不是匿名的形式参与到讨论过程中来，这种虚拟社区中的意见和主张在严肃性、严谨性方面也要比物理社区逊色得多。所以，协商民主为自己开出的条件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或者说，在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农业社会的村落——地方，却是不需要民主的，而且那里的人也不知道政治为何物。

就时间而言，在现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社会尚处于低速运行的状态中，“政治方面的形成决议、找到和执行决策决议的、包含着典型性的——民主的系统的、多样化的和机制化的时间结构，是与社会发展的节奏、速度、期限和顺序兼容的；换言之，这种时间结构与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因而政治系统有时间去作出基础的决定，并且能够组织形成决议的民主协商的程序”。这说明政治是包含着时间维度的。或者说，当君主政体为历史所终结后，政治就开始把时间纳入其运行中来了。但是，政治中的时间一直被作为一种从容不迫的时间，“无论是约翰·洛克还是孟德斯鸠都特别强调了立法方面的从容不迫的方式和执行上的灵活且迅速的行动可能性之间的时间上的差异，并且因此勾勒出后来……的政治上的决策能力在加速的背景下从立法机构转移到行政机构”。这说明，启蒙思想家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时间意识，但与空间意识以及要求深入到空间表象背后去把握诸如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正义等相比较，时间意识显得要弱多了。

总体看来，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速度都较低的情况下建构起来的，适应于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达成政治目标。虽然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对时间因素的考虑，但在时间的回应性方面是很弱的。“作为民主政治的时间方面特有的主要困难，体现在这样的事实当中，有多人参与式和个体协商讨论的决策过程在纳入广泛的民主公开性的情况下，只能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具有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加速能力。集体利益被收集起来和被表达出来是而且一直是时间集约型的，因此民主政治在面对具有强大的加速能力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发展时，会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不同步化的危险中。”

事实上，到了20世纪后期，民主政治对社会迅速变动着的要求的回应，往往显得非常迟缓。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进入了一个更快的加速过程中；另一方面，政治在改革中左顾右盼的小步前进，使政治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甚至使政治经常性地表现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当然，人们可能会说，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一种类似“电阻”的设置，它可以使电器得以正常运转。可是，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今天，民主政治已经不再发挥这种类似于“电阻”的功能，而是经常性地表现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之所以会有这种表现，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从社会治理中的“善”而变成了“恶”，而是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把时间约束的问题强加给了民主政治，从而造成的一种功能性障碍，这正如人在水下无法呼吸不是因为他的肺出了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