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社会中，时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轴心，这个社会的多样化、人的流动等，都通过时间的线索串了起来。“巨大规模的人口非间断性地或混乱地以很快的速度运动，但是，在一个分化非常大的社会中，不同群体和地区的运动相互适应，彼此和谐。准时、可计算、精确是复杂和膨胀的现代工业社会迫切需要的，它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到一种刻意精确和不混乱的常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种机械的常规中，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出现的快的运行速度，就以时间为基础不知不觉进入到彼此和谐的状态。这就使得人的交往成为短暂的、碎片化的以及非个人的，甚至是可以根据时间来测量的。”如果说“社会”这个概念在18世纪中期开始流行了起来，并获得了现代性的内涵，那么，与时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很多学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时间确实为社会带来了秩序，使看起来是碎片化的东西按照时序而被安排得井然有序。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几乎所有建构性的安排和行动，都需要充分地考虑到时间，甚至需要把时间当作基轴，应当认识到它们是在时间的基轴中展开的。在此意义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时钟的重要性。因为有了时钟，人们有了统一行动的基本依据，可以根据时钟的某个指针去协调人们的行动。但是，工业社会的这种状况好景不长，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在我们体验到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根据时间去开展的建构性安排也遭遇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我们无法再把某种（比如时钟）时间作为基轴，或者说，时间的多样性使得我们无法去把某一种时间作为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轴；另一方面，不是我们根据时间去安排社会生活和活动的事项，而是我们遭遇的偶然性事项向我们提出了时间要求。在对农民和工人进行比较时，显而易见，“农民有他的定期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很少有什么固定性。在亚洲东南部的雨季，农民从早到晚在地里苦干，突然，大雨来临或几个星期的干旱，就改变了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的时间表。在工业社会，没有工人被期望一天超六小时或八小时的劳动，如果他的确在劳动，那么，他会得到加班费。他也不会在周末以及星期天上班。不仅劳动时间，吃饭、娱乐甚至休息的时间也都是由城市时间表的严格要求所准确地确定的。钟表和日历调节、计算和定量地评价一种高度机械化文明的大多数有组织的活动”。通过这种比较就会看到，工业社会的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农业社会的时间则没有这种规律。就此而言，后工业社会的时间在表现上也似乎是向农业社会的回归。的确如此，后工业社会的时间不会像在工业社会中那样有规律可循，但在时间的质上，后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时间又是根本不同的。农业社会的时间没有规律可循，仅仅是简单时间受到偶然性的冲击，而后工业社会的时间则是具有复杂性的，所遭遇的偶然性也更大更频繁。最为重要的是，后工业社会因为时间的复杂性而使得时间自身也有着破坏任何规律的属性。在后工业社会中，时间自身似乎获得了“自由意志”，要求突破“一切束缚”。

其实，当人们使用计时系统来标识自然时间时，也就实现了自然时间社会化，并使时间获得了组织生产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功能。“时间计算基本上依赖于集体的组织和功能。生活的方式决定着哪些现象将代表季、月或其他时间单位的开端和结束。即使在那些自然现象被用来固定时间周期的范围的例子中，那些现象的选择也是取决于它们对于那些集体的影响和有用性……时间的体制是伴随着社会结构而变化的。”事实上，社会时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发挥组织活动的功能，特别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它比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所发挥的组织功能更强和更加无孔不入。如果说市场的组织功能需要借助于残酷的竞争等去获得最佳的组织效果，即在竞争压力之下而不得不接受市场的组织活动，那么，时间的组织功能则是更多地根源于人对时间机制的响应。当然，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某些纪律也予人以规则和规范上的压力，但遵守时间往往被认为是人的一种美德。在此意义上，当时间发挥组织作用时，会让接受时间的组织和人获得一种道德上的高尚感觉，因而，更愿意接受时间所发挥的组织作用。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或者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飞跃性进化的正是时间的组织功能，并在社会持续的和迅速的分化中表现出了组织功能的多样化。

罗萨认为，“我们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变化，或者社会的时间—空间—制度的变化，并不是通过技术加速所引起的这样或那样的变革的唯一的形式，在这些变革当中，主体将‘在世界中确立’……正如我们与空间的关系主要通过运输的加速而发生了变化，我们与人的关系通过通讯的加速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同样我们与物品的关系通过（再）生产的加速也发生了变革。而之后，所有三种加速都推动了我们与时间的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应当说，无论是在交通运输的加速、通讯的加速还是生产的加速中，都包含着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品的关系发生改变的内容。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又是相互推动的，只不过在技术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就社会影响来看，这三个方面对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发了各个活动领域的制度变革。但是，我们也看到，业已发生的制度变革主要还停留在微观层面上，分散地存在于各个领域之中。比如，零售业从实体店铺搬到了互联网上，不仅催生了物流业的繁荣，而且改变了人的购物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的生活模式。然而，在社会基本制度方面，却未见明显的改变迹象。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也仅仅停留在新技术的引进层面上，而组织结构、权力运行方式等，都未将时间、空间的变动性特征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而认真对待，更不用说引入到制度变革的考量之中了。

然而，20世纪后期开始，由于社会运行的加速化，历史前进脚步挪移的频率加快了，使得我们的社会“由于审核和文化的不断加快的‘过时的速度’，或者说不断增大的社会文化的‘革新密度’，正在经历持续的现在的萎缩”。时尚在迅速地转移，刚刚发生的就过时了，在改革的名义下提出的新主张和做出的新设计令人目不暇接地变换着，似乎人们根本不愿意将任何创新和发明积淀到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去。虽然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尚可用来解释既存的事物，但我们也不得不为之加上一句，“存在着的是如此之快地丧失了合理性”。所以，在社会运行加速所引发的社会变化加速化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社会变化的加速可以定义为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确定为现在的缩短”。在时间上是现在的缩短，而在空间上则表现出了现在的坍缩。(www.daowen.com)

速度本身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根据相对性的原理，如果把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比喻为一个实体性物体运动的加速，而时间是个常量，随着物体运动的加速，所耗费的时间就少了，剩余下来的时间就会增多。那样的话，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速度越大，我们所拥有的时间也就越多。然而，经验所提供的恰恰是相反的事实。我们在此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恰恰是时间越来越少，甚至会经常性地感受到时间的紧张对我们构成了巨大压力。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其一，我们处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处在社会之外去观察社会的运动，而且社会是不能被视作一种实体性的存在物的。即便把社会作为一个实体性存在，运动速度的加大也会引发其致密度的增强，从而对处在社会之中的人构成更大的压力，即每个要素所承受的压力都会随着运动着的物体致密度的增大而变大。在表现上，由这种致密度引起的压力首先反映为时间体验，感受为时间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这就是狭义相对论给我们提供的一种解释思路。但是，社会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所有社会构成因素联动的表现形式。虽然在社会整体上的运行速度和变化速度中可以将自然时间作为参照系，但在社会构成因素的联动、互动等之中，所包含的却是社会时间，或者说，从社会构成因素的联动、互动中产生了社会时间。所谓时间资源的稀缺，也就是社会时间的稀缺，而不是自然时间的稀缺。就自然时间并不是资源来看，也无所谓稀缺的问题。

其二，自然时间没有归属者，而社会时间是归属于人的，人所拥有、利用和支配的是社会时间。人们在支配和利用社会时间时，是以其他社会构成要素为参照的。表面看来，人对所消耗的时间进行计量时是对自然时间的度量，实际上，在这种计量中不仅包含着社会参照物，而且隐含着各种各样的价值。一方面，由于比较的原因；另一方面，时间计量以及时间意识中所包含和隐含的价值，对人的行为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的时候，这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促使人对时间进行开发和利用，并发现和感受到了时间资源的稀缺性。也就是说，在人们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不是感觉到时间增多了，反而是感觉到时间更少了，以至于人人都觉得自己很忙，深深地感受到时间不够用。反映到社会宏观的层面，则表现为时间干扰与日俱增，整个社会都在时间动力的激荡下走向疯狂的方向。同时，时间又构成了约束和限制，让人们的许多期望落空，让人们心中的一些根源于传统的狂热信念遭遇了时间的冷却。

总之，自然时间的客观性意味着它是独立于人的世界之外的，不受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接受人的支配。所以，人们无法对自然时间作出丰裕还是稀缺的评估。我们所说的时间资源稀缺，实质上是指由人所创造和建构的社会时间的稀缺。社会时间是属于人的，既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也是人开展所有活动的资源，更是人们需要遵守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