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社会得以建构的时代，时间尚未成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所以，人们是在某种静止的世界观念之下去开展社会建构的。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也因为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间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我们必须对时间约束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民主政治是工业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但在这一政治模式建构起来的时候，人们基本上没有考虑到时间对它的约束问题。现在，这种约束不仅让人们意识到了，而且其带来的冲击也许是致命的。应当说，在民主政治模式的运行和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时间因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了进来。尽管如此，面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在时间的约束性迅速增强的条件下，我们还是需要对民主政治的时间约束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这种思考去寻求走出时间困境的社会治理重建之路。

显然，与时间因素相关，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流动性迅速增强的社会历史阶段。流动性的增强，把人类社会领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而基于工业社会稳固性而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设置，都受到了流动性的冲击，正在丧失其合理性。这对社会治理也同样构成了挑战。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人的公民身份的基础上的，流动性首先表现出消解人的公民身份的要求，这显然对建立在公民身份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法治等整个社会治理构成了致命的冲击，以至于我们必须开展社会治理创新，寻求社会治理重构的基础。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引向了对人的角色扮演的关注，即以角色去置换身份而作为社会治理建构的基础。身份隐含着排斥性，而角色却隐含着亲和性。当社会治理建构的基础从身份转移到角色上来，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合作治理建立了起来。(www.daowen.com)

当我们的视线转向人们之间的关系时，就会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以多种形态呈现给我们。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如果说人们在选择进化方向的问题上具有能动性的话，或者说，如果人们能够在多种人际关系形态中去做出选择的话，也就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为前提的。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需要在回顾历史、认识现实中去把握未来的社会发展走向。在20世纪后期，关于人的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主张显性化为一种社会追求和理论思潮，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则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如果对“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和“共生共在”三个概念进行历史性定位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建构逻辑，人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依存反映了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社会建构逻辑，都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而提出的主张。人的共生共在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客观形态，却又意味着人们之间相互包容和相互承认的社会建构逻辑。这是人的“共生共在”的概念不同于“互惠互利”和“相互依存”两个概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