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信息技术最为成功的应用反映在了网络上，网络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原先受到地理以及物理空间限制的交往被网络交往所取代。通过网络，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直接交往和交换意见，思想和感受也能够更多地突破心理防线，从而建立起虚拟性的关系，在相互塑造的过程中也塑造了生活的世界。“网络的形态似乎能够良好适应日趋复杂的互动，以及源自这种互动的创造性力量的不可预料发展。这种形态学上的构造，也就是网络，现在可以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与过程中，借由新近可用的信息技术而实际运作。若没有这些信息技术，网络化逻辑会过于麻烦而难以执行。”但是，当我们谈论网络的时候，应当不限于互联网所代表的网络形态，而是应当将其理解成广泛的网络。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只有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实现了网络化，只有把行动安置在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应对各种危机。事实上，信息技术不仅造就了互联网，也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网络结构。当然，社会的网络结构因为既有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受到抑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或者说尚未定型，但互联网却已经是一个几乎人人都不能不加以使用的生活和交往平台。

从时间上去比较互联网得到广泛应用的前后区别，可以看到，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广泛，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更多的人拉入自己的朋友圈，与每个人相联系着的也是更多的人，人们的联系不再是单向的或线性的，而是构成了网络关系。但是，建立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却是弱联系，“互联网特别适于发展多重的弱纽带。弱纽带在以低成本供应信息和开启机会上相当有用。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和陌生人形成弱纽带，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框限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这种弱联系是匿名人间的联系。一方面，是匿名人通过网络而建立起了弱联系；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人们之间是一种弱联系的关系而使得人们成为匿名人，接受并愿意成为匿名人。

不难想象的是，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弱联系的范畴，那么，人就会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人的自主判断和自主行动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同时，弱联系的广泛性和多维度发生，会使得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必须变得更有弹性。如果规则缺乏灵活性的话，就无法发挥规范作用，甚至会成为人人都逃避的东西。这样一来，人们在广泛的联系中去作出行为选择的时候，就会更多地遵从道德的规范。或者说，在广泛而又弱联系的社会中，人们必须拥有道德规范，依据道德去开展行动和与他人开展交往。所以，“弱联系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为更多的人提供获得信息的途径，而是通过它们可以实现跨越时间、地点、组织中的等级和子单位整合来传递信息”。随着信息能够非常方便地为人们所获取，不道德的人及其行为立即就会传遍无限扩展开来的朋友圈，以至于做了不道德的事的人，也许需要花费数倍的努力才能改变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印象。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弱联系的社会关系将使得道德力量变得更强，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遵从道德的规范。

如果说网络造就了一个匿名社会的话，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匿名性是完全彻底的。身份在这种交流结构中被虚构化了”。或者说，身份已经不再是人的标识，人在开展社会活动时所扮演的是具体的角色。而且，角色是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的，在此时此地所扮演的是这个角色，而在彼时彼地又会扮演另一个角色。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时扮演多重角色，是以一个角色集的形式出现的。我们知道，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前现代条件下地点的首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脱域机制与时-空伸延消解掉了，地点变得令人捉摸不定，因为使地点得以建构起来的结构本身再也不是在地域意义上组织起来的了”。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这一脱域化进程持续地展开，所实现的量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发生质变的程度。特别是在网络技术渗入了社会生活中之后，全球被编织到了一个共时体系之中，地点也具有了不确定性，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以至于近代以来的那种从一个地点出发而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正在得到消解。结果，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人们开展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方式，正在被诸如虚拟组织和随机性组合的集体行动体系所替代。或者说，组织形式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致使人们的观念和行动都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开始了进化过程。

如果说近代早期发生的是地理空间上的脱域化，那么，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再次脱域化则以匿名化的形式出现。不仅是人们脱离了原先所在的地域和领域，而且是人们在高度流动性、高度开放性的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匿名关系的过程。在网络中，人虽然是匿名的，却又是透明的，人的一切不合作和不利于合作的行为，都会立即被人们所觉察，并会受到制止。如果产生了消极影响的话，将会受到惩罚。最为重要的是，人将会因为不合作和不利于合作的行为而为自己打上印记，需要在其后更多的优异合作表现中逐渐抹去那种印记。

在政治生活中，互联网打开了新世界之门，它让几个世纪的民主理想看到了转化为现实的希望，因而也引发了独裁者的恐惧不安，让他们有着强烈的扼杀网络自由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驱使下的行动，必将在独裁者的歇斯底里中变得极其残酷，甚至会在根据法治的惯常行动治理网络时复制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行为。当然，在表现方式上会有不同。但是，就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而言，任何试图阻碍其发展和任何企求扼杀网络民主的做法，都不会如其所愿。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发现，畏惧互联网这个自由空间的是独裁者、贪官和做恶的人，而对网络民主抱持欢迎态度并愿意积极投身其中的是朝气蓬勃和代表人类未来的新力量。当然，互联网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也必然带有不成熟的一面，而且这些不成熟的方面会成为独裁者扼杀它的借口。总体看来，互联网在今天还只能说是一个原始社会，由所谓“网络大V”及其“粉丝”构成的生态弥漫着邪恶，他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亦如乡野中的犬吠那样，表现出“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状况，我们也将这种现象称作“犬吠效应”。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和网络空间的自我完善，必将把人类引入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这就是在更早的时期麦克卢汉从大众媒介中解读出来的，“大众媒介所显示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随着自媒体在网络平台上涌现了出来，广义上的大众媒介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人人同时参与本身意味着“参与”一词已经不再是由某个“中心”主持下的参与，而是平等的参与。而且可以认为，这种“参与”已经是由完全自主的行动所构成的共同行动。

就现代组织而言，之所以能够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出现，是依赖于它所拥有的整合机制的。迄今，组织的整合机制基本上是由权威整合与价格整合两条路径构成的。所谓权威整合，是发生在组织的层级结构之中的；所谓价格整合，则是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在组织中的反映，即对组织中的一切都进行定价，并以价格的方式实现组织整合。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的官僚制等级使得权威整合成为可能，而组织的市场经济生态在组织中的回射，则形成了价格整合机制，可以通过对人以及人的工作进行定价而实现组织整合。鉴于权威整合和价格整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都显现出失灵的状况，我们提出了信任整合机制这一设想。而且，这一设想在组织发展的现实中也得到了充分支持，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获得不同于传统组织线性结构的网络结构。(www.daowen.com)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实例显示出组织的网络结构正在生成。网络结构打破了组织结构上的“中心”与“边缘”、“上”与“下”以及“左”与“右”的一一对应关系，使得全部组织要素都被置于多向度的互动关系之中，以至于权威的和价格的整合机制都无法实现对组织要素的有效整合，因而必须让位于信任整合去发挥作用。其实，在组织的视角中，一旦我们把视线落在网络上，立马就会发现，“这些网络系统将制定出指引其行动的非正式或正式的规则以及一套套规范，系统中的成员也会彼此分享一些价值观和义务”。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之中开展合作行动，意味着“正式”或“非正式”等概念都失去了意义。合作行动中的规则更多地根源于行动者的临时性选择，或者说，是一些能够引发道德联想的原则性规范，而不是在行动之前或行动之外由外在于行动者的人所制定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正式”与“非正式”之分。

在互联网上，我们看到，“这种网络化逻辑必须去建构那没有结构的部分，同时又要保留弹性，因为这些没有结构的部分正是人类活动创新的驱动力”。同样，我们的社会亦如此，也会在没有结构的地方，或者说，在线性结构被打破的地方，建立起网络结构。当我们的社会拥有了网络结构后，人们的活动在来自无限维度的作用力的作用下，在朝着无限维度展开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由和自主。而且，这种自由和自主充分地反映了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追求。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那就是，“一个社会中另一种结构的出现，意味着社会成分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在网络社会中，个人、群体和组织之间所有抽象的关系和具体联系都发生了改变”。在工业社会线性展开的中心-边缘结构之外，出现了社会的网络结构，这一点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它不仅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变化，而且正在形塑着新型的社会生活模式，并对社会治理提出全新的要求，让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制度等所有社会治理设置都变得只有在得到了根本性变革后才能适应新的社会治理要求的状况。

当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地被网络结构所置换之后，人类长期以来通过对人的控制而控制物、事的控制模式也就得以废止了。这个时候，如果还存在着控制的话，也主要集中在直接对物、事的控制方面，而不是对人的控制，也不会通过对人的控制而去控制物、事。从控制方式和手段来看，也是人通过网络技术而实现的对物、事的控制，而不是人借助于物化的手段（如制度、规则等）对人的控制。因为此时的制度是按照非控制导向而设计和建构起来的，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不是对人进行控制的框架。

在社会的线性结构中，许多资源是以分配的方式而在社会中加以配置的，线性结构使资源配置有着固定的方向和稳定的分配方式，而且分配权总是明确地与相对固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腐败问题得以滋生。当社会的线性结构被网络结构取代后，所有上述滋生腐败的土壤都不再存在。因为网络结构使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再以分配的方式进行，而是由需求者自主地去获取其所需之资源。可以通过交换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还难以判断或预测的其他方式，去获取所需之社会资源。而且，会以资源需求者在网络结构中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更为重要的是，获取所需之社会资源是从属于向他者提供服务的目的，是开展合作的条件。这就保证了资源的使用具有充分的社会效益。也许在网络的具体环节中看资源的利用，所看到的是这种对资源的利用并不严格遵从经济和效率的原则，但在网络系统中，资源的使用其实总能达到效益最大化的境界。

在全球视野中去看互联网在今天的表现，可以看到，它还或多或少地复制了既有的世界格局，尚未反映出全球化的精神实质。应当说，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互联网的发展是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在同一个时间序列中行进的。就全球化而言，对民族国家已经构成了冲击，“全球化意味着媒体据以增强国家认同的潜力发生了变化。全球化也意味着似乎曾经处于国家控制之中的文化纽带和忠诚却打了折扣。全球化还可以解释为一个主权国家防范不利信号和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差”。在今天，作为网络初级形态的互联网还需要通过服务器去实现互联，因而，使得技术意义上的部落化成为可能，对网络的管理也可以设置网关等进行控制和限制，把互联网割裂成一个个局域网。随着网络的发展，一旦服务器被废止，一个真正互联的网络也就不再接受网关审查等控制，民族国家在网络上的所有关口都将消失。那样的话，网络才显现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网络时代到来了。与此相适应，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一个地域，人们都处在一个无边界的开放世界中，人们之间的互联互通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全新的形态，社会治理也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总的说来，“网络社会里网络连接的发展有社会和技术上的双重原因。社会原因是指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规模扩张，而这种规模型扩张伴随着越来越多或强或弱的跨距离的联系。技术的原因是交通的发达、大众传媒数量和速度的增长以及电话和电子邮件的爆炸式的应用。这些增长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联系的世界，这个世界从原则上将会变得更加有序、联合和协调”。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指出的，网络的发展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它在当前所表现出的无序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无序恰恰是对旧秩序的挑战。一旦作为一种新秩序的网络秩序建立了起来，呈现给我们的就会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