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呈现给我们的是，“新技术总是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分化人们的立场，派生出关于新技术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的许多问题。从本质上讲，新技术通过破坏性创造，深刻影响社会和政府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的互动方式。新技术的拥护者总是罗列一大堆好处，而批评家们总是担心、顾虑新技术对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个人价值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新技术也引起过人们的诸多担忧。比如，面对克隆技术，就曾经引发一片惊呼。但是，我们的时代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在技术进步中去加以解决，以至于我们无法拒绝去热烈拥抱每一项新的技术进步成果。

我们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循环之中，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了人类社会走上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进程，越来越显现出把我们置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去为我们如何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提供支持。这就是韦伯斯特所看到的，“信息社会的意义其实是矛盾的根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有的人来说，信息社会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专业化和爱心洋溢的社会，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表征着对公民的紧密监控；而对有的人来说，它预示着社会将会涌现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公众，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不过意味着琐细之事、轰动煽情和误导宣传的泛滥”。不过，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的一种情况。在社会的深层，却正在凝聚起一种人们必须接受的新要求，那就是人的共生共在。人的共生共在的实现本身又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前行的一个历史性契机的出现。

在经济的维度中，我们看到，从市场的出现到市场经济的形成，是人类花了几千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丈量出来的一段并不长的距离，也许就是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却是重大的一步，意味着人类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可惜的是，工业社会的人们对市场经济做了狭隘的理解，那就是将它与竞争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在它们之间画上了等号。因而，关于市场经济的体制安排都放在了竞争之上，集中于促进竞争和规范竞争间的平衡。关于这一问题，也许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另一种设想，那就是市场经济与竞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是人的经济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而竞争则是一种行为方式，是广泛地存在于那些为了个人荣誉和利益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可以包含竞争和以竞争的方式展开，也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展开。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交换，只有当交换与个人的利益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通过竞争去获得交换的公平、公正。如果交换并不以个人利益要求为原点或逻辑出发点的话，那么，竞争就是没有必要的。在我们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后，也就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当人们在交换过程中将人的共生共在这一根本性的社会价值注入到商品的价值中之后，或者说，实现了这两种价值的融合后，就能够在不求助于竞争的情况下实现公平、公正。而且，这种公平、公正不是由竞争压力催化出来的，而是由人自觉供给的。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排斥竞争。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让竞争从属于个人利益追求而是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也许竞争的性质和功能都会完全不同。

目前来看，在人类文明的一切伟大成就中，市场经济应是最具生命力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开辟的未来社会中，人类也许不仅不会废止市场经济，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所包含的一切潜能。虽然信息技术、大数据工具等似乎表现出了可以复活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但市场经济在调节人类生活方面的优势依然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市场经济在工业社会中表现出了资源浪费、消费泛滥无度的话，那是因为市场经济总是与以个人为中心的和为了个人利益追求的竞争联系在一起造成的。一旦我们在市场经济与既有的从属于个人利益追求的竞争之间做出区隔，让市场经济的运行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价值，其所有致恶的表现都能得到消除。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思考的不是废除市场经济的问题，而应承担起如何从根本上改造市场经济的任务。其一，我们应让市场经济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其二，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竞争的话，那么，竞争也应体现人的共生共在的价值，而且从属于这种价值。

在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考中，阿明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这个概念本质上指的是竞争，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内涵恰恰是由私人财产垄断对竞争的限制性规定（一些人拥有财产而另一些人没有财产）。”在这里，阿明肯定了市场经济必然包含着竞争，但认为市场经济不应等同于资本主义。应当说，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两个概念间进行区分已经是一种流行的做法，许多学者都持有与阿明相同的看法。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瞻望未来时，实在找不到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形式，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变得声名狼藉的情况下，只能从工业社会中的经济模式中抽离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并把走向未来的希望赋予它。也许这样做是可取的，但是，即便我们可以无视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让“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束缚了人们的理论创造力。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有着恒久的生命力，但是，在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的条件下，我们也认为，即便市场经济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需要改变其形式，甚至要求市场经济出现一次根本性的转型。

可以断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形式出现，会出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只要我们相信人类在体制创新方面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就不排除在未来继承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其他形式。事实上，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的多元化也肯定包含着经济形式的多元化。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网络这种新的因素，必将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可以断言，网络将重塑我们的世界。当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时，是否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所有设计思路？是否可以让经济的运行遵循一种全新的逻辑？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个时候，不仅自由主义，而且与它相对应的各种思想，都不再有丝毫的价值。

如果我们在经济中所看到的是人们之间的交换、交往、生产和消费等方式的话，那么，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中，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了或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既然信息技术的应用有着改变所有经济要素和经济环节的无限潜力，那么，市场经济又怎能不发生改变呢？所以，我们认为，在信息技术的驱动下，人类的经济生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所采用的经济形式也会由信息技术的应用来定。那个时候，真正的思想是产生于对信息技术的解读中的，是关于应用信息开展经济活动的思想。不限于“信息经济”的设想，而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一点点创造出全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方式。(www.daowen.com)

欧洲近代早期的情况是，“随着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社会’领域出现了。它冲破了等级统治的桎梏，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关的管理方式。生产以交换为中介，于是，生产就从公共权威的职能范围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公共权力也从生产劳动中摆脱了出来”。这就是一个“脱域化”的过程，是吉登斯所说的脱离地域后的持续展开过程，也可以说是脱离地域的直接结果，在总体特征上，是脱离地域后的领域分离。从历史过程来看，脱离地域的运动是与社会领域分离的运动同时发生的，或者说，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一场脱域化运动的两个方面。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历史再一次出现了脱域化，全球化意味着人们脱离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地域，而后工业化则意味着领域融合。其中，网络以及其他交往平台则使得人际关系中的各种各样的界限消融，这也是脱域化的一重内容或一种表现。如果说发生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脱域化运动是由利益追求所驱动的话，那么，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这场脱域化运动则是由信息技术及其网络驱动的。

近代早期的脱域化造就了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使得这个社会中的一切存在都可以通过哲学抽象去把握其内在的同一性。然而，在再度脱域化的进程中，所造就的则是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具体的、特殊的，以至于无法在它们之中找到同一性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通过自己的观察而给予了证实，指出哲学的同一性追求在“后形而上学”时期已经受到怀疑，相应地，出现了非同一性的迹象。“尽管非同一性是脆弱的，并且还不断受到客观化的歪曲，因而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网络中捉摸不定，但是，它在交往的日常实践中一般还是能够把捉到的。不过，我们只有放弃理论对实践的经典优先地位，并同时克服掉逻各斯中心论的狭隘理性化，才能确定非同一性这条世俗的拯救途径的有效范围”。当然，哈贝马斯对非同一性的这种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毕竟是在现代语境中成长和开展理论活动的，后工业化的现实在他发现非同一性时还没有显性出来，但是，他的这一发现是有价值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背景下，“非同一性”不再局限于交往的日常实践中，也不再是“世俗的拯救途径”，而是认识、把握世界的基本原则。如果说货币是包含在一切可交换因素之中的同一性的符号，那么规则就标志着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同一性。既然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社会的非同一化，那么，把社会治理建立在同一性的规则之下，要求人们遵从同一性的规则，用同一性的行为模式去框定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就变得不再可能。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韦尔默的一项意见是积极的：“只要我们摒弃民主和自由主义原则的终极基础——也就是这样一种基础，它并不在某种意义上预先利用民主和自由主义政治的语法——的观念，而且如果我们允许经验、历史和其他的因素进入论证，那么似乎就有一种丰富的论证网络来支持和批判地发展民主自由的原则和制度。这些论证也许并不能说服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但是我们的论证并未说服每个人，这个单纯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是好的论证——我认为，不管这种平凡的观点是否以一种可错论的方式提出是如何的重要，这一点本身都不应忘记。”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变革运动中，我们太需要通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去开辟走向未来的道路了。因为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那些理论，特别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等基础性观念，已经禁锢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束缚在旧的思想观念之中，以至于我们面对着新的社会问题时总是从那个旧的思想库中去寻找可用的工具。

其实，全球化、后工业化本身说明，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各个方面每日每时地展现令人惊诧的新事物，使得我们所在的思想语境以及我们在这种思想语境中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无法去让工业社会变得更加健全，也无法维护工业社会的生命力，即无法通过延续工业社会的生命而让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发生的时刻再拖后一些。既然如此，我们何必眷恋工业社会的那些理论、意识形态不放，为什么还要反复强调“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正在日渐衰老的妇人，那种着魔一般的念念叨叨就不应发生在我们这里。既然工业社会最为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那个辉煌时刻的回味，甚至要求回到那个时刻，都肯定是不理智的。

在今天，我们必须正视这场必须面对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必须看到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必须像韦尔默所要求的那样“摒弃民主和自由主义原则的终极基础的观念”，从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现实基础上面向一个正在伸展开来的未来去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去发现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对重建我们的社会依然具有积极价值的因素，并用于我们的理论论证和新观念的建立。我们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危机事件频发以及随处都有的风险，威胁到了人们的安全甚至生存，这决定了我们的思维不应受到任何框框的束缚。也就是说，思想解放之于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我们的思想像技术进步那样日新月异的话，也许我们会更少地受到风险与危机事件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