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思维方式变革中的信息化作用

思维方式变革中的信息化作用

时间:2023-06-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某种意义上,信息及其技术在人的思维方面造成的影响尽管尚未完全显性化,却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也许能够证明信息及其技术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思维方式的改变去为它们提供支持的话,那是没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或者说,只是一种暂时的甚至虚假的表象。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因信息及其技术而发生改变的背后,是包含着思维方式的改变的。

思维方式变革中的信息化作用

托夫勒用“第三次浪潮”来描述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这应当说是对这场运动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因为,如果说人类走出原始状态是第一次浪潮的话,那么,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则是第二次浪潮,现在,人类正走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它的确是宏观历史视野中的第三次浪潮。

如果对三次浪潮的驱动力进行追问的话,就可以看到,人类走出原始状态的运动是在社会等级化进程中进行的。当人类社会有了等级,也就有了权力,并开始了依靠权力的治理,即运用权力去维护社会秩序。在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中出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而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都需要得到契约的支持。因而,在契约的基础上生成了法治。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是信息及其技术驱动了对社会进行改造的进程,促使社会治理向一种新模式过渡。在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中,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不仅简单地加速了信息流动,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赖以日常行动和处世的信息结构”。信息及其技术正在改造着我们的社会,甚至可以说已经改造了我们的社会。因而,也就要求社会治理与得到了改造的社会相适应,即发生与社会的变化同等程度的变化。但是,信息及其技术的广泛应用又要求社会治理必须自觉地去作出前瞻性的安排。那样的话,社会治理就不能满足于跟随社会的变化而作出同步变化的选择,而是需要运用信息及其技术去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20世纪后期,随着信息的价值逐渐显现了出来,人们用“信息社会”一词来对我们的社会进行命名。应当说,用“信息”为一个社会命名(信息社会)突出了信息的社会价值,可以直观地表达信息之于这个社会的重要性,也可以将这个历史阶段与以往的各个历史阶段区分开来。但是,信息是一种资源,是在20世纪后期才发现了的而且重要性程度正在日益增强的社会资源。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中,我们都没有从资源的角度去认识这个社会,没有以资源为依据去为一个社会命名。就此而言,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在历史上去为“信息社会”找到一个相对应的概念的。对于科学而言,一个单独出现的词语是不能作为概念对待的,最多只是一个术语。在为一个社会命名的问题上,只有当名称同时具有概念的属性才能够同时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也才有可能从其出发而建构起相应的理论。对于一个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把握必然要求助于理论,关于一个社会的建构方案的设计,关于这个社会所应拥有的运行方式以及社会中人的生活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规划,需要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为一个社会所作的命名无法被作为一个概念确立起来,也就无法由之建立起理论并开展科学探讨,也就无法在关于这个社会及其各个方面的建构和规划中主动介入。这样的话,即使对这个社会作出了大量描述,也不具有科学和实践意义。所以,尽管我们也经常使用“信息社会”这样一个术语,却不认为这个术语能够胜任对人类业已走进和正在发展中的历史阶段的命名。

我们在谈论信息社会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信息技术物化形态的产品,这无疑是传统思维习惯的反映。的确,按照既有的思维习惯,基于产品去判断一个社会的特征仍然是一时无法改变的思维定势,因而,我们才会在实体性的意义上去理解信息,并用信息为我们的社会命名,提出“信息社会”这样一个提法。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果满足于把信息技术物化形态的产品作为信息社会的标志的话,将会妨碍我们对这一社会的实质性层面的认识和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信息及其技术在人的思维方面造成的影响尽管尚未完全显性化,却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开展社会活动的行为方式的改变。我们认为,根据信息技术产品去界定我们的社会,从而将其称作“信息社会”,其实是不科学的。

当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社会时,需要更多地去把握人的思维方式在何种意义上因为信息及其技术而得到了改变,或者说,我们需要首先去认识和界定信息的社会价值,然后才是一个如何评价信息及其技术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也许能够证明信息及其技术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思维方式的改变去为它们提供支持的话,那是没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或者说,只是一种暂时的甚至虚假的表象。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因信息及其技术而发生改变的背后,是包含着思维方式的改变的。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充分地理解信息及其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意义,才会自觉地去根据信息及其技术发展的要求去变革社会治理模式,也才能够运用信息及其技术去作用于社会建构,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走上正确的方向。

信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不仅各种生产和经营活动,而且社会治理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信息资源的应用。信息及其技术正在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杠杆,比如,对于社会网络的生成而言,信息技术就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信息技术不仅造就了互联网以及有着无限发展可能性的技术网络,也改变了社会,或者说,赋予我们的社会以网络结构。之所以我们的社会在20世纪后期产生了网络结构,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了所谓“信息社会”。在人们的社会活动更多地得到了信息支持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关系、行为方式、互动模式都基于信息而悄悄地进行了重建。其中,使我们的社会获得了网络结构就是这种重建的基本内容。

经济学的视角中,人们也把我们的时代称作知识经济时代,的确,经济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显现出了知识的价值。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知识、信息的资源价值。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它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相对性资源,不具有传统资源的那种绝对性。知识、信息等资源在几乎所有的角度和层面上都呈现出了其相对性,对于利用者来说,具有相对性;在资源量的意义上,具有相对性;在时间意义上,具有相对性。传统的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出现的资源,却是绝对的,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是绝对的。正是信息这种资源的相对性,决定了我们在对信息资源的利用方面需要作出不同于以往的安排,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中,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习惯去应用信息,而是需要根据信息的相对性去创造性地利用信息。(www.daowen.com)

泛泛地说,信息及其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能接受却没有什么意义的判断。因为在全球视野中,各个国家在信息的应用以及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去理解信息及其技术对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而是仅仅关注信息及其技术成果是否对社会生活有用。当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信息及其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社会的结构,或者说,信息及其技术对社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信息及其技术促进思维方式变革的功能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的话,那么,社会结构的状况还是会制约信息及其技术的发展,人们会要求把信息及其技术应用于对既有社会结构的维护上。

事实上,有或没有一个适宜于信息及其技术发展的社会结构,对于信息及其技术的发展而言,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适宜于信息及其技术发展的社会结构,是需要建立在相应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去加以认识的。是首先有了与信息及其技术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才能有自觉地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行动,才会建立起适宜于信息及其技术发展的社会结构。从横向的比较来看,并不是全球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出与信息及其技术发展步调一致的状况,这足以说明信息及其技术的发展也是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约束的。从人类总的历史进程看,当我们深深地陶醉于今日信息及其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更需要谨慎地省察它的发展对社会结构及其制度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比如,在运用信息技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问题上,芳汀就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官僚决策者仅出于提高机构合理化的目的而使用互联网,那么韦伯的逻辑将非常合适。通过标准化、部门化和任务专门化,组织结构的传统功能已经加速了劳动的分工。通过等级制、正式化和社会化,组织机构实现了对工作的协调”。

我们知道,全球化、后工业化对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和治理模式造成了冲击,使得社会治理力不从心,整个社会生活陷入了问题成堆的困境之中。正是这种情况,促使一波改革运动的兴起。在对改革的思考中,卡蓝默表达了他的诊断意见:“国家日常行为赖以存在的制度和观念大多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这些制度和观念的构思,产生于民族国家只是相互依存的地球体系形成之前,产生于信息革命之前,产生于超级企业出现之前,产生于整体化体系的危机(教会、社团、政党……)之前。”一句话,与现实要求相去甚远。现在看来,改革得以启动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但改革是否使社会问题减少了?是否使得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加安定、更加方便?人们却无法给予肯定的回答。也许我们的改革在每一个微观事项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在宏观上可能缺乏科学的规划,以至于整个人类在风险社会中陷得越来越深,遭受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变得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这是因为理论建构的缺失造成的,特别是我们没有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去谋求根本性的变革。试图从根本上告别工业社会的理论建构工作没有人认真地去做,反而,充斥于媒体与出版物上的几乎所有文字都表达了对工业社会理论的留恋,用工业社会思维方式去剪裁现实,努力把一切新生的事物纳入到工业社会的理论解释框架之中,在既有的理论范式中去自以为聪明地刷新方法和工具,特别是处在一些危机之中时,往往提出一些饮鸩止渴的对策性方案。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一场重大的历史转型而言,正是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时代,需要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然而,我们时代中的人却沾沾自喜于一些奇技淫巧的发明,轻视甚至仇视一切理论创新

就信息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来看,如果我们看到,在信息及其应用的背后,所包含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型,而且包含了思维方式变革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依此去开展理论活动和作出创新,从而提出新的社会建构思路,并发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方向。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有了为这个社会进行命名的充分依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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