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生成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主义的组织观。这是因为人们在进行历史推论的时候，往往注重于描述从原始氏族到国家产生的演进逻辑，忽视了这种演进中的建构活动。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的论断。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我们更应看到组织的建构性特征。特别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在社会组织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组织基本上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只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我们才会追问组织建构的前提。即便如此，也不应得出任何组织在生成意义上的自然主义结论。即使对于作为宏观组织的国家，也不应作出自然主义的理解，而是要看到国家这一组织的建构特征。

组织是人的建构物，人必然会根据其社会和历史条件对其进行建构，人必然会将其需求、愿望以及文化价值观念融入组织建构之中。这样去看组织，就会发现，组织建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重要的一点是，凡是自然形成的事物，在自然演进中都拒绝人的介入，一旦人介入自然过程中，它的自然性质也就丧失了，从而转化为人的建构。所以说，一切组织都只能被理解成人的建构物。相应的情况是，凡是由人建构的事物，都不从属于自然演进的规律，都会在人的活动中发生改变。而且，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总会不停歇地去折腾其建构物，总希望使其建构物更能反映出其理想。

作为人的建构物，组织一直处在发展过程中。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建构起了既存的组织模式。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性状，寻求新的组织模式的热情也必然会激荡起来。由此看来，探寻新型组织模式的思想运动随时都可能爆发。为了迎接这场新型组织模式建构的运动，我们应当首先作出的准备就是抛弃任何自然主义的组织观，以便把组织看作人的建构之物。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自然主义的组织观如果说还未显现出消极影响的话，那么，在我们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自然主义的组织观就会在人的组织建构中发挥阻碍作用。至少，会麻痹人们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时进行组织建构的主动性。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组织建构观，或者说，确立建构主义的组织观。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种组织建构观，人的能力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注点。

根据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把行动系统这个现象看作人为的建构，看作总是不确定的、具有未定型的结构，这一结构是行动领域中人为的组织、合乎理性的方式，是在一个既定的控制范围内支配着人们的集体行动的社会控制方式。这种结构化现象由一个将其特有的限制强加于人的特殊的环境所支持，它需要人的能力和会给它自身的发展可能性造成限制的关系模式的支持。这种结构化现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权变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它绝对是不确定的，因此是任意的”。基于建构主义的组织观去塑造新型的组织模式，一种作为官僚制组织替代形式的合作制组织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如此，建构主义的组织观已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对人在组织建构中的作用的关注。此时，人在建构组织的过程中的能力，也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进而，所建构起来的组织应当如何去对待人的能力，应当如何通过各项安排去保证人的能力在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不会遭遇任何障碍，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官僚制组织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面对它的各种缺陷时往往寄希望于组织底层产生出变革力量，认为“组织的最低层次是最具有适应力的。适应性是在及时的风尚中做出变革以预见环境变革的能力”。然而，当人处于组织的低层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因视界太窄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重大问题被忽视。当团体变得更大、议题更复杂时，问题将会不断涌现，而且即便是集中个人的全部注意力也是不够的。扩大的团体开始逐渐丧失其长期生存下去的可存性与能力。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这个社会组织实行一种含有责任转移的系统转变，以减少领导人的压力”。其实，对于打破组织既有的编码和程序来说，这个被贝尔宾视为“唯一方法”的“责任转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要组织基于某种不变的“编码”和固定的程序运行，就无法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去证明自身的能力，就无法在与多样化的组织互动中显示其能力，更不可能实现组织成员以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虽然通过程序和规则实现了协作，但那种协作只适应于承担常规性的任务，面对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时，不仅组织成员的能力因为受到压制而无法得到发挥，而且组织在整体上也会显得能力不足。特别是对官僚制组织这种高度结构化的组织形态而言，包含着一定的心理结构和能力结构，这种结构会有着严重的排斥陌生因素的倾向。比如，对进入组织的新成员加以排斥，倾向于接收能力较低的新成员而排斥能力较强的新成员。事实上，这必将使组织变得封闭。组织的封闭首先就会反映在对组织成员能力的压制上，使组织过于迷信客观设置而轻视组织成员的能力。

从工业社会的组织运行来看，由于组织本位主义的观念，愈是处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组织愈倾向于封闭，试图通过组织的封闭性而获得整体性，形成统一行动的力量。这对单个组织的存在与发展而言，是一种类似于“生物反应性”特征的做法。事实上，也确实有利于单个组织自身形成应对危机并走出困境的能力。即便如此，也是一时的表现。因为，如果组织是封闭的话，那就必然会形成一种压抑组织成员能力的机制。长远看来，组织的封闭与对组织成员能力的压抑会进入一种循环升级的状态，并最终使组织完全失去活力，从而走向衰亡。如果考虑到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话，那么，组织的封闭将是致命的。哪怕是刚刚表现出一点点封闭的倾向，就会立马使组织感受到行动能力不足的状况。事实上，组织成员的行动能力也会受到严重的束缚。

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不再是某一单个组织偶遇的环境，而是所有组织都必须正视的基本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组织不仅不应该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形成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可能在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升中走出困难境地，而是需要与其他组织建立起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的方式谋求共生共在。组织间的合作关系无疑是建立在组织开放性基础上的，组织的任何封闭冲动，都必然是对合作关系的破坏。(www.daowen.com)

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组织运行中的任何事先谋划都没有多大价值，组织可以制订计划，但若要达致计划目标，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行动中会遭遇什么样的新情况，是不可能预先知道的。即便通过诸如大数据技术去进行预测，也只能获得某些支持计划的变量，而组织的未来依然是难以预知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以组织的形式开展的行动，只能致力于承担当下的任务，并在对当下任务的承担中增益于人的共生共在。至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将在下一个时点上把什么样的新任务投向我们，是不可能通过制订计划去认识和把握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通过组织而开展的集体行动具有随机性的特征，所要求的和所反映出来的是应变能力。

组织在预先设计好的行动路线中所获得的仅仅是一种机械性的而不是随机性的应变能力。组织不可能通过稳定的设置去获取应变能力，反而恰恰需要由组织成员为组织提供这种应变能力。欲使组织成员源源不断地提供这种应变能力，就需要组织的设置尽可能简约、富有弹性。这样一来，组织成员的能力状况也就决定了组织的能力状况。只有当组织成员具有较强的随机应变能力时，才能使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获得行动能力。即使组织的随机应变行动构成一个连续的过程，也需要组织成员源源不断地提供这种能力。

在合作制组织中，作为组织成员的行动者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目标，亦如作为行动系统的组织无法选择自己的目标一样。这是因为，组织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去承担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而且，它所承担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同样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组织没有能力也不被允许去制定自己的战略。所以，关于组织的绩效，是无法找到某个明确的标准来加以评价的。当然，这绝不是说合作制组织已经不再有优劣之分了，只不过在组织间作出区分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它们所实现的绩效，而是它们在行动过程中的合作有机性。一个优秀的组织，必然是在行动中趋近于理想合作状态的组织。作为组织成员的行动者之间的合作状况以及组织与作为它的环境而存在的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状况，就是评价组织的基本标准。如果需要对组织进行科学评价的话，也唯有针对合作而去编制评价指标体系才是合理的。如果打算这样做的话，落脚点就应当放在组织成员的合作能力上。只有当组织能够有效地把组织成员的各种能力转化为合作能力以及从属于合作能力的时候，才能造就出最优异的合作制组织。

总之，合作是合作制组织的生命所在，或者说，合作制组织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以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尽管不是每一个行动系统都能够达致理想的合作状态，但每一个具体的组织都会无一例外地把对合作的追求作为组织存在的基本价值看待，并通过这一基本价值赋予行动者以承担任务和解决问题的智慧。无论所承担的任务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多么复杂，无论行动者所面对的环境多么不确定，行动者都在合作之中获得了驾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智慧，从而在承担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能取得优异成绩。就此而言，预先制定组织战略和行动目标的做法反而是不可行的，甚至会严重地束缚行动者的合作创新。所以，合作制组织将抛弃组织运行中的所有预谋性建构，将在行动中实现动态的合作建构。

这是因为，合作制组织成员“所面对的实施层面的问题，并不是在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项……如果他首先考虑的是目标合理性，就会导致他立即使自己的具体责任服从一些与其处境和问题不符的原则和政策，甚至还会出现他无法看清选择的可能性及自己的责任范围”。所以，合作制组织把行动的绩效建立在组织成员的能力之上，而组织成员的能力又表现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能力，既是应变能力，也是合作能力；既是在随机应变中开展合作的能力，也是在合作中凝聚起来的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