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康德散步时校对钟表指针，说明人们充分了解他的习惯，也说明康德生活的时代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如果是在陌生人社会，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为周围人知晓的，人们也就无法根据某人的习惯作出某种判断。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他人的习惯是什么。所以，陌生人社会必须依赖权威部门提供的标准而不是自己的判断作出行为选择。虽然陌生人社会总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但与熟人社会相比，更倾向于产生对权威的需求，因而，科学与法律等权威被建构了起来，并被认为是不可挑战的权威。如果说在农业社会中农民起义是对君主权威的挑战，而在工业社会中，工人罢工以及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不仅不会挑战法律的权威，反而会谋求法律权威的支持。即便是对具体法律规范的抗议，也会同时申诉这是自己的权利，希望表明这是基于“法的精神”的权威性而作出的行动，甚至会把宪法抬出来，指出那一法律是违宪的。

钟表本身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或者说，钟表意味着人的行为规范。钟表是分散地归属于不同的人所有的，但人们在钟表中读出的却是同一时间，并根据钟表所提供的时间去安排那些需要与他人相配合的协作活动和交往行动。在这里，虽然时间是不可见的，却可以通过钟表的指示而成为可视的标准。事实上，钟表所提供的就是被称作时间的同一个标准，让人们在这个标准的指引下去开展社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钟表就像写满法律条文的纸质媒介一样，把时间写在表盘上。(www.daowen.com)

对于工业社会的人们来说，时间就是法律，或者说，是像法律一样的行动标准，在人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中发挥着规范作用。就康德所生活的地区及年代来看，正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们戴上了钟表并根据康德散步的时点校对钟表的指针。如果关于康德的这一描述是真实的话，那么，意味着人们对同一标准（时间标准）的渴望。当人们心中有了标准时，就会要求按照标准去作出行为选择，或者，要求把行为建立在某个标准上。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那些行为是一种完全属于工业社会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与标准相关的行为背后，包含着一种完全属于工业社会的观念。不过，就康德的这件趣事来看，人们在这个时候尚未完全陌生化，熟人社会的痕迹尚存，才使得人们都认识康德这个人，并以康德的行为为准则。总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读出的是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对作为人的行为标准的规则的需求，这可以认为是法律及其法治社会到来的一种主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