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中，人们往往把更多的自由理解成更少的权力，以至于人们陷入了权力与自由对立的思维中，手中没有权力的都是自由派，辱骂、诅咒、攻讦权力。但是，当这些人幸好掌握了权力，立马就变成了他原先无所不用其极地加以攻击的那类人。这说明人性是变化的，或者说，人性中恶的一面会被权力激发出来。事实上，这是因为人们把权力内化为自我的构成部分所展现出来的状况。可以认为，人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并不仅仅实现了对权力的占有，而是把权力内化为自我的一个构成部分，让这个部分去支配自我的其他部分。如果说人在追逐权力时仅仅实现了对权力的占有，那么，他所占有的权力还不包含权力意志，只有当他通过把权力内化为自我的一个构成部分时，才是把权力与权力意志一道加以占有的。一旦人完整地占有了权力，在他自身这里，就实现了权力对他的控制，由权力意志对他实现了格式化，使他成为权力意志的载体。此时的所谓自我，已经成了屈服于权力意志的顺从者，或者说，成了权力意志的化身。如果这个时候还把人称作为主体的话，那也是权力主体。在外向的显现过程中，就会表现出对权力的深情崇拜，不放弃任何追逐权力、掌握权力的机会，让自己掌握的权力支持自我的自由而罔顾他人，甚至在压制和支配他人的过程中去体验自我的自由。

对于这种情况，斯洛特戴克嘲笑道：“一个人出于内在的，在观察者看来或多或少不透明的动机而有可能采取某种行动，就呈现出主体的最强的特征：不可预估性。伦理哲学将这种事实情况命名为自由或者叫做行动的不确定性。谁基于主体的自由而一定要他的授权，就必须看清他是如何在有效控制的世界里使被激活的权力点屈服。因此，正是对权力控制的理性要在内部作用。理性又是如何，如果一直不清楚的话，在何种程度上在内部对释放的权力点或者说主体掌舵呢？与主体发生了关系，就能很容易明白，并从根本上判断它是值得怀疑的。还有：如果谁涉嫌秘密地谋划着什么，作为主体便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主体性本身也隐含着不确定的攻击性，所以人们只有以自由漂浮的怀疑的态度来面对它。关于这个叫主体的生成物根本的可疑性来自嫌疑人做出潜在的和当前的行为‘是出于自身’还是着了魔又或者是屈从于某个未知名的强权而成为傀儡。主体是个不平凡的，由野心和自省或者能量和奸诈构成的综合体。”因为主体拥有理性，在猎获自我利益和实施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时，都无非显得更为精明，即便是屡屡做出恶行，也总能逃脱责任。这就是主体性哲学形塑出来的主体。

当我们的视线从作为自我的主体移开，转向作为组织的行动体系，又会看到，权力作为组织分工-协作体系的整合因素，有着日常性的解决各种各样的分歧的功能，这是权力在组织过程中的必要性的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权力在对分歧的解决中是采取了压制的方式，往往是营造一种当下或未来遭受惩罚的恐惧氛围；或者，直接地通过资源、利益分配等的调整去消除分歧得以产生的原因。但是，正如威廉斯所指出的，“分歧并不一定非要被克服。就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来说，分歧始终是某种重要的、建构性的因素；也可能，我们对为什么就产生分歧已经有了最好的说明，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分歧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感到分歧关乎要旨，同时又感到能够很好地说明分歧不可避免，那就可能出现一种张力。如果分歧不仅重要，而且它以看来别人必须予以赞同的判断形式表达出来，这种张力就格外紧张”。

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难免会产生分歧，这是每个时代都存在着的普遍现象。就组织是一个社会系统而言，组织成员尽管在结构性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安排中有着明确的岗位和职位，有着得到了明确规定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并被要求按照公事公办的原则进行交往，但日常的社会性交往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在这种交往中，产生分歧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分歧让人相向而行还是背道而驰，则取决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甚至这些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也有一些因素可能是神秘的。

从总的社会条件来看，农业社会中的人的分歧多属于具体事项上的意见不同，如果双方或各方都有相向而行的意愿，往往是能够找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的。而且，假若分歧中存在着建设性的意见，那个平衡点也会表现出向建设性意见的倾斜，或最终如此。如果分歧背后包含着价值冲突、欲望实现上的争夺、人的地位变更或权力认同的话，可能会使人背道而驰，或者斗得你死我活，即便一时势均力敌，也会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去最终一决胜负。不过，总体看来，农业社会有着较为发达的道德解决机制，可以借助于道德而实现对人的关系的整合。虽然农业社会是一个权力无处不在的社会，但在人们之间的分歧这个问题上，权力往往并不具有积极介入的热情。一般说来，是在分歧扩大化并造成了某种恶劣后果时，甚至有着引发共同体危机时，权力才会介入到分歧及其解决之中。

在工业社会中，虽然也存在着最终能够归结为价值方面的冲突，特别是在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更多的分歧是发生在利益或利益预期上的。由于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在解决那些围绕着利益而产生的分歧方面，也会奇招迭出。可以在政治途径中去说服、妥协和决断，也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寻求共同点，还可以通过战争去决定胜负。事实上，在20世纪，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分歧就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去作出回答的。不过，总体看来，无论是在政治过程中还是在管理过程中，似乎都是把分歧看作一种恶而希望加以消除的。在政治过程中，如果消除分歧而形成共识的过程不能够通过辩论、妥协等途径实现的话，就会诉诸投票、公决等形式，那样的话，就意味着多数对少数的压制。在这种压制背后，就是权力发挥了作用，而且这是标准的制度化的权力，是在程序设计中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的权力。

与此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走进后工业社会后，分歧仍然会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面对价值上的或最终可以归结到价值上的分歧时，将会在承认、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引导下而使人相向而行，使分歧得以弥合。如果说还存在着利益上的分歧的话，那也主要是在什么样的行动更有益于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上所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在人的共生共在不仅是一种基本理念，而且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条件下，是不难找到解决方案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合作制组织将为各种分歧的自行消解提供方便路径，是因为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而具有了这种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合作文化以及合作行动的性质，特别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承担任务的迫切性等，也为人们提供了理性地审视分歧和保留分歧的心理基础，甚至会时刻促使人们去捕捉分歧中的所有建设性的因素。这样一来，就不再有对权力的需求。这是宏观社会系统的一种权力要求去势的走向。(www.daowen.com)

就组织这种微观系统的运行来看，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即使组织中的不确定性空间是很小的，也会成为组织内各种冲突的根源。在组织的领导者利用这个不确定性空间去增强权力和实施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时，就有可能引发组织成员反控制的斗争，组织成员就有可能调动其全部智慧与组织领导者开展博弈。这个不确定性空间也促使组织成员之间开展竞争，每个人都希望在这个不确定性空间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博弈筹码。所以，作为组织典型形式的官僚制组织极力压缩这个不确定性空间，以求组织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形式合理性之中，让组织运行在可预测的确定性轨道上。

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压缩组织不确定性空间的做法变得不可行了。同时，组织领导者也因组织中的这种不确定性空间的增大而失去了控制不确定性的能力，更不用说对这个不确定性空间加以利用了。所以，官僚制组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境，一方面，无法经营和利用组织中的不确定性空间；另一方面，又无法避免组织中的不确定性增长的趋势。所以，必须用合作制组织代替官僚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决不会把对确定性的追求作为组织活动的内容，同时，也决不把不确定性作为可资利用或开展博弈的空间，而是在合作行动中应对不确定性，合作解决一切根源于不确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合作制组织这里，利用组织中的不确定性去经营权力的做法不再具有合理性，而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可能性。

官僚制组织中的信息封锁也是一种权力经营术。也就是说，官僚制组织中上下双向的信息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围绕权力而开展的斗争。上层不愿意开放性地、无保留地与下层共享信息，是为了维护权力的某种神秘性，而这种神秘性也意味着权威化，可以从神秘性中生成权威；下层对上层所作的某些信息封锁则是为了限制其权力，让上层的权力行使有时因为得不到某些信息的支持而陷入尴尬境地。当然，下层对上层的封锁以及选择性供给信息，在目的上要更为复杂一些。比如，出于奉迎上司的需要，出于制造业绩假象的需要，报喜不报忧。所有这些，都必然是在信息供给上去做文章的。

在参与式管理的组织设计理念中，必须实现组织的信息分享和组织成员的信息共享，才能够使参与成为可能。否则，所谓参与式管理就是无效的，至多只是形式上参与了，而实际上并未真正参与。不过，在官僚制组织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当组织根据民主的理念引入了参与式管理的方式时，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向组织原有的权力阶层提出挑战的隐喻，即要求他们“放弃依靠形式上的权威，发展一种以领导者的知识、解决问题的技巧、目的感、魅力和远见为基础的更强有力的个人领导”。如果组织中的领导者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话，无疑意味着官僚制组织中的领导者所凭借的那些支持其领导活动的权力和权威因素、运行机制等都不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这样的话，参与式管理对官僚制的挑战就构成了改革的动力，经营权力的需求就会降低，甚至消失。结果，就会沿着终结官僚制的方向前进。

总的说来，在所有的权力经营术中，距离是最有效的手段。既有的组织都倾向于制造某些距离，让距离成为管理权力和领导权威的保障因素而存在。即便是在参与式管理风行的时代，领导者、管理者也是把与权力作用对象之间保持距离作为重要的维护权威的手段对待的。事实上，在一切官僚制组织中，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作出的不同的劳动力定价本身，就是制造距离的有效方式。对于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合作行动的合作制组织来说，距离将不再成为有价值的组织要素，合作制组织在行动上的默契意味着把距离视为最大的障碍。所以，合作制组织不仅不会有意识地去设置距离，也不会去将距离应用于管理，而是把合作行动的每一步都看作为同距离的斗争，努力消除一切距离，努力使一切合作都朝着有机性增强的方向运动。一旦人们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了一定的程度，“权力依据人们之间的势差而生成”这条原理，也就不再发挥作用。最为重要的是，集体行动的合作属性提出了“去权力化”的要求。所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意味着组织中的权力支配关系丧失了合理性，原先的所有权力支配关系都将被改造为合作关系。没有了支配，也就不需要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是需要通过消除各种各样的距离去达成有机性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