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僚制组织中，实际上存在着结构性的权力和非结构性的权力。结构性的权力属于“硬权力”，是在组织结构中生成的权力，得到组织结构的支撑、规则的规范，并有着相应的责任与之相伴。对于非结构性权力，我们往往称为权威，实际上，不仅是在正式组织意义上的诸如领导的权威、专家的权威和对组织作出突出贡献的“功臣式”权威，而且包含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的权威。概括起来，如果在功能的意义上去对这些权威作出定义的话，它们实际上就是影响力，在表现上具有“软权力”的特征。之所以具有“软权力”的特征，是因为这种权力背后并不包含权力意志。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往往并不将其称作权力，而是称之为权威。在组织中，权威往往会因组织的官僚制典型化程度而有所不同，典型化程度较高的官僚制组织表现出“硬权力”发挥作用的状况，而在非典型化的意义上，离官僚制越远，以影响力的形式出现的“软权力”在作用力上就越强。

就这种“软权力”是生成于官僚制组织的基本框架下而言，与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的权威”和“传统的权威”又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在韦伯那里，“卡里斯玛的权威”和“传统的权威”决定了组织类型，建立在这两种权威基础上的组织不被认为是官僚制组织。关键的问题是，“卡里斯玛的”和“传统的”权威本身就合乎“硬权力”的标准，是包含着权力意志的，而且其权力意志也是很强的。我们这里所讲的“硬权力”和“软权力”都是存在于官僚制组织之中的权力，它们仅仅对官僚制的典型化程度有所影响。如果把官僚制组织的生态也纳入到视野之中，就会看到，在政治领域中同样存在着结构性的权力和非结构性的权力。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管理权力，都包含着结构性权力和非结构性权力两种形态，或者说，既包含着“硬权力”，也包含着“软权力”。

在政治与管理实现了分化的形态中，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管理权力，在主观上都是出于控制的需要；在客观上，则从属于整合的要求。其实，尽管“硬权力”更多地应用于控制过程中，而“软权力”更多地发挥整合功能，但控制与整合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很难做出严格区分的。所以，从源头上看，权力与权威也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在抽象的意义上，人们也把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主要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管理权力，而在实践中，这种区分同样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把政治活动中的权力称作政治权力和把组织中运行的权力视为管理权力，可能是不甚合适的。因为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和纠缠在一起的。一般说来，抽象权力更多地可以理解成是属于政治权力范畴的，而具体权力则更多地表现为管理权力。所以，就权力的功能实现而言，要么表现为制度化的控制和整合，要么表现为直接性的行为控制和整合。总之，权力的天然属性就是服务于控制和整合需要的，也正是权力的这种属性，使得所有社会系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组织的——都离不开权力，只要有控制与整合的要求，就会求助于权力。

一切控制和整合都以边界的确立为前提，应用权力去实现控制和整合的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确立边界，而确立边界的行为又主要是以排斥或包容的形式出现的。关于这个问题，艾丽斯·杨在对民主政治的分析中做出了很好的解析。根据她的看法，在民主政治中，“外部排斥”一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而言，那种获得他们想要的来源于政治过程的东西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建立各种具有排斥性的自行任命的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中，他们通过秘密协商的方式设定议程，并且达成各种方针政策，然后将这些议程与方针政策作为既定的事实纳入到公共辩论中。诸如此类的行为违背了最基本的关于公共性的民主规范。由于那些受到影响的其他人可能很久以后才会意识到上述行为存在的问题，这些行为很难遭到明确的反对和挑战。”民主政治的这种排斥性的另一面就是可操纵性。一旦少数人成功地把多数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也就实现了操纵。这种操纵不仅是对民主过程的操纵，而且是通过对民主过程的操纵而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操纵。无论这种操纵是以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形式出现，都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实现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支配和控制，这种意志就是权力意志。所以，这种民主政治其实是反民主的，不管它在形式上怎样被装扮成民主，只要存在着排斥，就必然会偷运反民主的实质。

就一些公共讨论和政策制定过程而言，也许程序的设计者是没有办法防止参与者将偏见带入讨论之中的，但是，只要那些偏见存在于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之中，就必然会生成排斥，哪怕那种排斥是无意识的。不过，更多的外部排斥是根源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正是那些在经济上或者社会上有权有势的行动者，拥有了某种运用政治支配的能力。“如果某些公民有能力购买足够多的媒体时间来支配关于某项议题的公共讨论，那么，其他人则在事实上都受到排斥了。当实业家或金融家威胁道，如果政治决策不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制定的话，他们就会在某个地区缩减投资，他们就实施了具有排斥性的暴政。当政治候选人必须依赖于特定组织或者个人的巨额捐赠来赢得选举的时候，政治影响力就会出现错乱的不平衡。”由此可见，资本的权力及其权力意志更具有根本性。

应当说，构成外部排斥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虽然是建立在权利平等以及每个人都拥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假设之下的，但在民主政治的实际运行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到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之中，而是被排除在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之外的。因而，基于外部排斥而作出的决策，就无法保证没有排斥性的内容，遭受排斥的人也就是事实上的受支配者，不得不听从权力意志的驱使和权力的安排。所以，艾丽斯·杨批评道，“如果各种政治结果确实来自一种具有排斥性的程序，那么，在那些拥有更大权力或者财富的人能够支配这种程序的情况下，从各种民主规范的观点讲，其结果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政治过程中的排斥无非是由利益引起的，总是为了利益实现的目的而去决定是否排斥的行为选择。然而，工业社会的利益冲突必然会通过组织展开，组织之间为了谋求冲突中的优势，又必然会谋求权力的支持。在这些权力中，最强有力的是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其次则是资本的权力。当然，有的时候，资本的权力甚至会大于政府的权力，或者说，资本的权力更具有隐蔽的基础性，政府权力也是受到资本权力支配的。但是，对于组织的活动而言，人们并不会去思考这类形而上学问题，往往所希望得到的是那些更具有直接性的权力支持。因而，当一个组织希望得到权力支持的时候，会直接地求助于政府的权力或资本的权力，以至于使组织实际上处在一种政治行动的过程之中。一旦获取了某种权力的支持，就会激荡起控制各种资源的冲动，通过对某些资源，特别是对稀有资源的控制，而去将自己置于优势地位上。当资源受到了某个（些）组织控制的时候，就显现出了排他性占有。许多资源也许对控制它的组织而言并不是急需的，甚至不是必需的，但组织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为了谋求在利益冲突中能够压倒其他组织，往往需要耗费许多人力、物力去控制那些资源。(www.daowen.com)

显然，控制资源本身也会有耗费资源，更不用说那些为了谋求组织优势地位去占有没有用处的资源或虽然有用却闲置的资源而造成的浪费。有些资源也是具有时效性的，时过境迁，那些资源就有可能成为需要再度耗费资源去加以清理的垃圾。所以，竞争以及利益冲突必然会无谓地耗费许多人类生活必需的资源，不仅在社会总体的意义上导致了资源占有不均，也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性消耗。也许一个组织造成的资源浪费在量上是很少的，但作为一种资源占有模式而被人们所接受，致令所有的组织都在竞争和利益冲突中去这样做，就会在总体上造成非常惊人的资源浪费。工业社会之所以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就把地球生成后几十亿年演化而成的自然资源消耗到枯竭的境地，以至于在资源方面我们能够留给子孙的已经少得可怜，显然与资源占有方式有关。正是通过资源占有去获得竞争优势，正是几乎所有组织以及个人都努力追逐的掌握、控制和支配资源权力的行动，成了资源消耗并迅速地走向枯竭境地的原因。所有这些，都说明资本的权力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具破坏性。

资本对自然的破坏是在权力形态转变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在资本的权力转化为组织的权力时把破坏的可能性转化成了现实性。就工业社会的另一面是资本主义而言，给我们展现的是处处弥漫着资本的权力，而且，资本的权力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力，其他形态的权力都无非是资本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我们说是在从资本的权力向组织的权力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但是，就资本的性质而言，是天然地与自然对立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发明的成果，自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反自然的。也许我们在保护环境、保护生态时希望引入资本和希望得到资本的支持，但是，只要引来的是资本而不是资金的话，就必然使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行动变成一场闹剧。鉴于资本的反自然性质，也因为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已经把自然资源消耗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也就说明了工业社会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模式是必须得到改变的。无论是因为竞争和利益冲突导致了资本的产生还是因为资本引发了竞争和利益冲突，都不仅是以人与人对立的形式出现的，也以社会与自然对立的形式出现了。当资本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社会对自然的破坏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的时候，也就包含了最终把人逼入绝境的逻辑。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是把权力看作一种必要的恶的，但他们所看到的权力主要是教会所拥有的“神的权力”和王室所拥有的“君主的权力”，即使在民主政治的构想中预见到了“政治权力”和“管理权力”，但关于这些权力的形象还是较为朦胧的，以为设计出一种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就能大大地削减和抑制权力的恶。其实，如果他们看到了资本的权力，也许就会对抑制权力之恶的效果产生怀疑。因为资本的权力是不可能通过权力之间的制衡去加以抑制的，而是需要放在竞争中去寻求平衡点。从理论上看，如果竞争属于一种完全竞争的话，的确能够通过“看不见的手”而使资本的权力处在一种平衡态中。可惜的是，现实中的竞争都不可能是完全竞争，因而，资本的权力总是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在此条件下，当资本的权力通过组织去加以表现的时候，就会对资本权力的恶进行更为夸张的诠释。其中，组织对资源的占有和破坏性消耗，就是由资本的权力驱动的。

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也许人们恍然意识到需要消除资本权力对组织的支持，或者说，防范资本权力转化为组织权力。应当说，近代以来，在如何限制和防范国家及其政府权力介入到组织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中来的问题上，有过许许多多的探索和难以计数的意见，但在资本权力向组织权力的转化以及对组织的支持的问题上，却很少有人进行思考，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所以，组织占有和浪费资源的问题一直是被作为个案性的问题而交由管理者、经营者去处理的问题，从属于效益方面的考虑，没有被作为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影响问题去加以关注。其实，即便是有了这方面的思考，也会将问题导向既有的社会治理框架之中去的。因为在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结构中，人们往往是把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导入政治过程的。一旦对资本权力提出质疑时，也就必然会要求通过政治过程去控制资本权力，而这又会陷入政治权力的控制和支配的循环之中。

按照政治与管理的领域区分、过程区分或行动类型区分，组织中的权力一直被作为管理权力看待的，它也是管理学关注的重心。可以说，关于权力及其运行一直是管理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交叉重叠较多的问题。当我们关注权力时，就会看到，就工业社会中的组织来看，组织技术、环境和任务的不确定性会导致集权模式的出现。这是根源于组织的控制导向的。因为当组织遇到和面对着不确定性的问题时，控制过程会变得复杂起来，难度也会加大，而且需要有一种较为灵活的反应机制。这就使得组织的规章制度和被认为具有合理性的程序显得呆板僵化，以至于需要把权力集中到组织领导者或管理者手中。之所以在民主政治的生态之中会产生官僚制的集权体系，是可以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去加以认识的。应当说，虽然工业社会与我们今天相比所具有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但这对于人的集体行动已经构成了某种压力，要求人们在组织设计中必须把这一条件考虑进来。官僚制组织正是在这一环境下产生的，所以，采用了集权模式。尽管这与民主政治的理念是不相符合的，却又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这也说明了它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合作制组织是产生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正是因为这种条件不同于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决定了合作制组织从根本上告别了控制导向。事实上，合作制组织将不再有明确而稳定的领导权力、管理权力，也就是说，并无可以集中的权力。

总之，在工业社会中，同社会分化的逻辑相一致，政治与管理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或者说，是两类不同的社会过程，政治过程被看作是不同于管理过程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甚至在理论上发明了“价值中立”“工具理性”“形式合理性”等概念去描述管理行为及其过程。实际上，就一切政治活动都需要通过组织才能成为现实而言，政治过程也是离不开管理的，而且政治的论辩、妥协等也包含着由管理技术所提供的支持。同样，管理过程中的所谓领导艺术等无非就是组织中的政治。尽管如此，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将政治与管理区分开来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对管理实践的科学化、技术化而言，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可以开展理论探索的空间。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整个社会的领域融合，政治与管理的区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甚至很难在政治与管理之间找到边界标记。随着适应于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合作制组织的出现，政治与管理将会融合为一，甚至让人们忘却了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与管理相区分的那个时代。这样的话，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存在于政治系统和管理系统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