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动性对社会治理的挑战可以说不胜枚举，我们认为，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和无处不在的。那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之中，而我们所使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则是在工业社会中建构起来的，它无法适应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治理的要求，甚至是与这个时代中一切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相冲突的。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工业社会赖以开展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有效的行动，反而是因为行动迟缓而总是错失作出正确行动的时机。可以认为，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活动和社会治理任务的官僚制组织是一个机械体系。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社会的流动性是较弱的，社会处于低速运动的状态中，官僚制的组织形式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能够作出优异表现。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即社会进入高速运动的状态时，这一组织形式处处表现出了回应性不足的状况。比如，官僚制组织是把效率追求放在首位的，然而，在复杂性的和高速流动的场境中，就如法默尔所指出的，“效率这个模棱两可的概念不仅仅是没有效率。当在规范的意义上将它阐释为一种管理方法时，它就是粗暴的，是可能误导的，当不按规范意义阐释它时……它便是没有意义的统计资料”。因而，需要通过组织形式的变革去谋求社会治理的改进。事实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需要用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替代官僚制组织。

就当前的社会而言，流动性的迅速增强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使得人与物在得到了信息技术的支持时进入了高速流动的状态。从此角度去观察官僚制组织，就会看到，官僚制组织虽然也非常注重信息的应用，但它的效率追求以及行动的有效性是根源于组织的结构以及制度的，信息只有被放置在了组织结构和制度之中时才能达成合目的性的效果。在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官僚制组织的结构和制度都无法容纳和驾驭信息的流动了。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官僚制组织控制信息流动的追求总是遭遇一种非常尴尬的收场。这就是芳汀所看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包含着“一种潜质，可以影响组织内或者跨组织的协调、生产和决策过程。理论上，尤其在‘官僚机器’的理论框架中，信息技术通过对协调和信息施加影响，可以使广泛层面的效率变得可行。信息技术的进步对官僚机构产生的一个主要的潜在影响是构造信息处理和信息流动的能力，这种构建是通过互联网而实现的，而非通过对角色、组织关系和运行程序进行严格的界定而完成的。但是，在实践中，效率和有效性的增长主要依赖组织的结构和设计，而不是技术的基础设施”。这里所说的“依赖组织的结构和设计”显然是不能在维护官僚制组织的意义上进行的，而是需要寻求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结构和制度，即需要作出全新的设计。如果政府官员，特别是部门的领导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当他们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应用并不仅仅意味着购买必要的设备和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而是意味着需要同时对组织结构作出调整，对组织关系进行新的建构，那就会迎来制度变革的结果。认识到了这一点后开始进行这种设计的话，那么，社会流动性迅速增强的事实就是一个出发点。

工业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人们一经进入组织，其活动范围就被限制在了组织边界之内。在这里，人在组织不同岗位间的流动是极少发生的，或者说，那只是极少数组织成员才能获得的机遇。从理论上讲，个人并不是命中注定必须在某一组织中活动的，个人如果在组织中不得不忍受某种压抑性力量的话，那只能是在两种情况下才是个人无法选择的：一种情况是组织模式的单一性，个人从一个组织迁出而进入另一个组织，并不能改变他受压抑的状况；另一种情况是组织对于个人的压抑可以在个人利益实现中得到抵消。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这两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了一起，工业社会中的组织模式是单一的，同时，这种单一组织模式中的任何一个组织又必然是个人利益实现的途径。而且，工业社会中的个人利益也主要是物质利益，为了物质利益的实现，个人往往不得不忍受组织对他的压抑。全球化、后工业化必将打破这种状况。我们所说的组织模式变革，就是官僚制组织的衰落和合作制组织的兴起。

随着合作制组织的出现，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都会有着更大的灵活性，从而在合作制的概念下出现了组织模式多样化的局面。另一方面，个人利益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利益成了利益范畴中的极小一部分内容，人的个人价值、尊严以及与他人、与群体的交往关系，都成了个人利益的构成因素。这样一来，个人是否加入某一组织就不再是出于单一目标的考量，个人拥有充分的选择进入还是迁出某一组织的自由。这就迫使组织必须能够满足其成员全面的、完整的利益要求。反过来，由于个人有了更多的进入和迁出组织的自由，也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不是组织选择个人作为它的成员，而是个人选择组织作为他参与共同体生活的途径。个人的选择，在他成为组织成员之前和之后都维持着与组织以及其组织成员之间的自愿合作关系。正是组织与个人的这种选择性的互动，悄悄地改变了组织的性质，使组织这种社会存在物能够适应后工业社会共同体生活的需要。

合作制组织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组织，它的开放性使得组织成员在组织内外的流动变得更加方便了。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具体的组织的存在都是短命的，相反，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而使组织在总体上具有更强的持存意义上的稳定性。这不是因为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而把一切差异都排除在了组织之外，从而使组织成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是因为这种开放性更能够增强组织成员的共识，更能够让组织成员学会包容差异，更能够生成合作的组织意识形态，更能够把组织愿景转化为个人的行动指南。当然，合作制组织也可能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文化，但它在行动的过程中所排斥的是不利于合作的因素，会让那些不能合作、不愿合作的人流动出组织。所以，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不仅不会导致组织成员的流失而使组织陷于解体，反而在组织成员流入流出的过程中，得到淬化而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系统。

在合作的社会中，具体的某个组织可能会是短命的，那只能是因为它不具有合作制组织应有的基本属性而成为短命的组织，或者说，是因为它不具有合作制组织的属性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无损于其他组织的存在，反而使其他组织从它的解体中获得了更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总的说来，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的状况。因为，如果某一组织不能提供良好的内部合作环境，或者，如果它在社会合作体系中的角色价值不甚重要，组织成员就会在开放性的通道中流动出组织。当组织成员的流失达到某一临界点的时候，它承担社会职能的能力也就下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因而意味着组织生命的终止。一般情况下，总是因为出现了替代它承担社会职能的另一组织，它的生命力才终止。这时，它可能被归并到它的替代组织之中，在拥有更优的内部合作环境的组织中被整合和同化了。

合作制组织追求的是广泛开放的社会性合作，这一点根本不同于以往组织中的合作。在以往一切形式的组织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为，但这些合作都是局部性的和有限的合作利益实现途径。因为“固定群体内稳定的内部道德往往同对外采取敌意及对群体外个体进行压迫相伴而生”。“如果人们渴望一个没有流动性和匿名性的社会，那么就必须接受封闭社会的情形，合作利益将只局部存在，而它会产生在群体界限外优先考虑权力利益的激励。”合作社会显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合作社会通过合作制组织这种形式所要实现的是整个社会所要获得的普遍的合作利益，在合作利益的动态实现的累积性过程中，它又是无限的。(www.daowen.com)

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也使组织成员间的平等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从官僚制组织来看，不平等的层级设置正是根源于结构的固化，当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组织结构的固化变得不再可能时，即使组织成员间出现了不平等的关系，也只会在一时一事中表现出来，而且是在有益于合作行动的情况下才会为组织成员默认和接受，一旦合作行动的一项任务完成后，那种暂时出现的不平等关系也就消解了。也就是说，在此项行动中，你因为拥有了与任务相关的知识、智慧或技能而获得了指挥权，而在承担另一项任务时，我或他也许就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获得指挥权。总之，权力不会因组织结构的固化等原因而稳定地与某个（些）组织成员联系在一起。所以，虽然在一时一事表现出了某种组织成员间的不平等关系，而就合作制组织的整体运行而言，或者在多次执行任务的综合衡量中，则不存在所谓平等的问题。

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对于保持创新成果不受误判的挫伤是有益的。因为合作制组织边界的自由开放使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出组织，可以选择做这个组织或那个组织的成员。当某个人取得的一项创新成果在这一组织中未能得到承认时，他为了寻求对他的创新成果的承认，就可以离开这一组织而流动到另一组织。在另一组织中，他找到了知音，他的创新成果得到了承认，并付诸实施和转化为行动，从而有益于社会。对此，人们可能将其理解成个人寻求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它对于社会则是有益的，它保证了所有具有正向价值的创新成果都不会因为某个（些）人的忽视而湮灭。一项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得不到应用，从个人的角度看，创新者可以认定是受到了某些方面的损失，而他的同事、领导等也可能受益于他所遭受的损失。所以，如果不就某个具体的人而言，在创新成果是否得到了承认的问题上是无所谓得失的。然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创新成果被雪葬了起来都是确定无疑的损失。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保证了创新成果在某一组织中受到忽视、漠视的情况下而顺利地转为另一组织所有，对社会来说，总是有益的。

合作制组织的流动性决定了信息沟通和传递都不会出现阻滞、截留或修改，因为结构的流动性意味着信息来源并不是单通道的，而是多元的甚至全方位的，像官僚制组织中的那种希望通过控制信息而获得和增强权力的状况将不再会发生。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制组织一般不会建立正规的归属于组织的信息系统，合作制组织的信息支持因素主要是由专业化的外部组织提供的，是组织间合作的一种表现方式和一项内容。专业化的信息处理组织会通过与一切需要其信息服务的行动系统（组织）的密切合作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任何一个行动系统（组织）也都可以在提供信息服务的众多专业化的信息组织间作出选择。结果，信息不再与权力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通过垄断信息去获取权力的行为也就不再发生。

流动性根源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把人类社会推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在此条件下，无论是开展社会活动还是从事社会治理，摆在行动者面前的都是任务的多变性和岗位的流动性，从而迫使人们（组织成员）必须把学习放在突出位置上。而且，与对具体技能的学习和训练相比，对基础性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更显重要。因为人的能力和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学习和掌握所有的技能，而是需要通过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去提升迅速接受某种特殊技能的能力，以便在承担具体任务时能够根据需要而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具体的技能。当然，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也使组织在承担任务时能够非常方便地和高效地从社会中获得拥有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源。不过，那主要是一些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技能，对于专业性要求并不很强的技能，则需要着眼于人的素质。一旦考虑到人的素质，唯有在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中才能得到提升。从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技能的专业化与技术的“傻瓜”化是同步前进的。绝大多数“傻瓜”化的技术在应用的时候，都更倾向于对使用者的素质而不是技能提出要求。所以，考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行动时，首先应给予重视的是帮助人们确立学习的理念，帮助人们养成学习的习惯；其次，则应引导人们重视对基础理论和一般性知识的学习。

总之，合作制组织因为开放性而具有流动性，也因为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组织而能够适应“流动社会”的要求，不仅在社会治理方面，而且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都将流动性内化为组织的根本属性。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组织模式的变革应当成为优先事项，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建立起了合作制组织并实现了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也就在同等程度上刷新了社会治理。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全球空间中，社会治理都陷入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困境之中。虽然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改革而谋求脱离这种困境，而且在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但是，似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改革的重心。我们认为，既然人类社会在近代早期就开始了社会组织化的进程，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治理，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那么，组织的变革才是改革应当优先选择的事项。因此，我们认为，走出人类当前困境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探索终结官僚制组织和建立合作制组织的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