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工业社会，“目的民主的原则为有机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共享价值的途径，并且确保它们相对于社群生活的优越性。通过扩展政治选择的范围，它们将政治变成了日常生活中最为主要的活动，每个普通人的骄傲与希望以及他的爱与其智力的结合。与此同时，它促进了共同目标的发展与对它们的阐明，它为克服支配做出了贡献。它是在一个间接的意味上，也即是通过削弱天赋对权力分配的重要性来这样做的。通过帮助创设一种情形，在这个情形之中所有等级制都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为一种政治选择而非技术性的指定，它也是以一种一般性的方式而这样做的。通过对支配的削弱，共享价值可能会变成人类种群性更为可靠的标记”。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种群稳定的条件下，民主的效应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积极状况，共识以及共享目标的形成，也可以使社会治理表现出更多自治的内涵，而且会显得较为经济。也就是说，在流动性较弱的情况下，在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及行动中，可以忽略流动性的因素，或者，可以通过建构起稳定的制度而实现对流动性因素的控制。在这一思路中，民主和法治就是最佳选择。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在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而使得人的种群处在随机变动之中时，对民主效应的任何一种上述预期都不可能转化为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民主恰恰不是服务于谋求共识和形成共享目标的需要，而是辩明差异以便开展合作的基本途径。这将是一种根本不同于近代以来形式民主的民主，而是一种真正的实质民主。

对于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特征，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将其称为“工业社会”；在经济体制以及经济运行驱动力的角度，我们通常是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表称它的。的确，在这一社会中，人们更多地把视线投注到了商品上或商品的消费方面。当人们把视线投注到商品上，就需要回答与商品生产和交换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从斯密到李嘉图，给予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视角，建构起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因而，我们看到“劳动”概念的引入，商品价值的发现并成为交换的基础。然而，一旦人们把视线投注到消费方面，一种商品的消费如果不具有独占性的话，也就是可供多人同时以同样的质量消费的，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不是由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的。比如，服务业的兴起，特别是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服务，其价值取决于点击率。再以金融产品为例，它的价值来源于流动性，作为产品，金融业中的一项服务如果表现出呆滞的状况，其价值就是极小的；相反，如果呈现出活跃的流动性，其价值就得到了迅速提升。通过这一考察，就可以发现，当人们把视线投注在商品上的时候，在观念中所形成的是弱流动性的实体，或实体性存在（商品）的可控制的、线性的产生过程；当人们把视线投注到了消费方面，作为实体性存在的商品似乎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非实体性的商品，是无法确定边界的和具有包容无限多消费者能力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不确定性只能在流动性的视野中来加以把握。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的边界处，人们所占有的诸多社会性的物品以及从自然资源转化而来的社会物品，都是被作为财富来看待的，财富不仅可以得到法的保证而被占有，还可以进入交换过程，而工业社会也基本上被建构成了一个交换体系。根据福柯的观察，“在交换体系中，在允许财富的每个部分都去指称其他部分或被其他部分指称的相互作用中，价值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是联结力，是分析、归因和剪切的原则……价值在同一个操作中把两种功能联合在一起，一种是允许一个符号归因于另一个符号、一个表象归因于另一个表象，另一种是允许构成表象总体性的要素或分解这些表象的符号得到明确表达”。物品之所以能够被作为财富来看待，就在于它包含着价值；或者，能够引起人们的价值联想，即是有价值的。也许某些物品原本没有价值，但社会活动可以促使它生成价值和赋予他价值，而且，一旦一个物品进入交换过程，或者在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应用、珍视等，也总能成功地实现价值化。就此而言，是不同于那种作为劳动量凝结的静态价值的，而是与人的观念、意识的流动密度联系在一起的动态过程。

当然，无论价值以什么形态出现，一旦与财富联系在一起，就会在财富的交换过程中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而存在，也总会在交换的过程中被表象出来。比如一件文物，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估定其价值。一般说来，把一件文物放在某个拍卖会上，通过几轮竞价而以某个价格成交，这个时候，其价值也得以表征，它的成交价格也被确认为它大致拥有的价值。也就是说，物品还是那件物品，而价值却在通过价格来加以表现时而处于流动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得以社会化的物品都是可以用符号来指代的，而符号既可以与物品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脱离物品而独立地运行。特别是当符号能够脱离物品而独立运行的时候，便不受物品实体性存在形态的束缚，而是显得更加自由。因而，其流动性也得到了大幅增强。

在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人口的运动的走向与货币背道而驰；货币是从繁荣的国家流向价格低的地区的；而人则是被较高的薪水、因而被拥有充裕货币的国家所吸引。因此，穷国家有居民减少的趋向；穷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会恶化，贫苦就增加了。相反，在富裕的国家，劳动力的汇聚能开发新的财富，财富的买卖成比例地增加了流通着的金属货币的数量”。结果，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边缘国家中，贫富两极分化尤其突出，社会治理的功能也就主要体现在极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做法又往往是限制社会流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去阻碍人们在空间上的流动。同时，也使社阶层“固化”，以至于人们在不同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各条道路都被封死。处在中心地带的国家则处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它希望促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以便通过这些途径去掠夺边缘国家的财富；另一方面，它又畏惧移民的大量涌入，特别是对难民，往往采取极其不人道的措施。此外，对于边缘国家输入的廉价商品，也往往采取贸易保护措施。(www.daowen.com)

所以，阿明指出，“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两极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缺乏人道，并会急速膨胀。面对这个暴行的挑战，社会主义有责任提出一个全球化替代方案，也就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并赋予它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看，全球化对于边缘地区和边缘国家而言都是一种机遇。阿明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希望维持现状，或多或少地使之屈服于资本单方向流动的可能”。但是，就全球化是一场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运动而言，肯定包含着某种突破资本运行逻辑和控制能力的力量，从而使维持现状的做法以及按照既有的逻辑所作出的安排变得不再可能。全球化所呼唤出来的流动性必然会不断地冲刷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使当今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发生动摇，直至崩塌。单从近些年来国际关系的状况看，由霸权国家所控制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急速流动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对世界秩序形成挑战，而且也使民族国家内的风险度大大地提高，对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全球化把国内与国际联为一体，国内的或地区性的动荡对世界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国际上所发生的几乎所有事件，也都有可能对一国内部的治理形成巨大的压力。不仅人与物的流动对社会治理形成挑战，而且信息的流动也可能会在瞬间引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福克斯和米勒指出：“一旦‘官僚制’和‘制度’被认为是物化的，就是说，一旦我们承认偶然的人类行为被错误地客观化为不可改变的自然力，那么，诸代理机构、官僚制以及与这些公民机制不同的东西之间顽固的边界线就具有渗透性。”其实，正是流动性的增强，致使我们一切指向未来的实践进程都出现了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状况，可以相信，它最终将使所有客观化或物化的边界都被取消。在流动性迅速增强的条件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居留地都是暂时的，不会在居留地营造出属于他（它）自己的场，无法在行动中得到场的支持，也同样不会有一个制约着他（它）的行动的场。因而，这种行动是独立自主的，体现了自由意志。同时，我们又看到，在流动性的视角中，时间和空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虽然根据动态的观点，资源的意义变得很弱了，但一切行动都需要得到相应的资源支持又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可是，流动性使原先那些开展社会活动所必需的资源变得越来越失去价值，而新的社会资源是什么，又无法确定。

就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来看，经历过“三权分立”到“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过程，当行政被推到了社会治理的前沿地带后，建立起了文官制度，并确立起了“功绩制原则”。根据“功绩制”原则而作出的组织设计为组织成员划定了一个确定性的晋升路径。当然，为了更有效地激励出组织成员的预期，肯定会留下一个不确定性空间，以激发组织成员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社会流动性的妥协，即为了适应流动性而在组织体系中保留一个不确定性的空间。不过，我们也看到，如果这种不确定性超出了组织领导的控制范围的话，就会引发相反的结果。所以，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中，驾驭组织都需要相应的领导艺术。

就既有的组织来看，基本上是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环境下建构起来的，在组织设计中安排一定的不确定性空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赋予组织以活力。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环境以及组织自身的不确定性都是一种常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任何安排不确定性空间的做法都不再可能，而且，所有的不确定性问题都无法在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中得到驾驭。因而，组织领导者希望利用不确定性去增强自己的权力的做法会变得非常危险，而且，领导者与其他组织成员的权力关系本身就处于流动的过程中，会随时发生变化。总之，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任何集权的追求都失去了基础，虽然会在组织承担具体的任务中形成权力关系，但那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权力关系，是处在流动状态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