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危机凸显了出来。他说：“如果我们把危机定义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不能为制度逻辑所满足，那么当代社会显然处于危机中。人们需要充分就业，改善社会服务，并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而资本单边逻辑却导致了失业、贫困和边缘化。国家想独立并获得尊严；而全球资本的单边逻辑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政府都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使之能够按照大众阶层的利益要求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行干预，并在国际社会维护其国家利益。”的确如此，这些现象都是根源于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的，是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一直存在着的，只不过在今天表现得尤为激烈而已，从而以危机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不过，我们必须指出，这决不是全球化的后果，反而是全球化所面对的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危机，只意味着旧世界以及旧秩序已经超出了其合理性的界限，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加以消除，而且也只有在全球化运动的深化中才能得到解决。

就人而言，也许自古就渴望着流动，但是，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由于土地的束缚而使人放弃了流动的念头，随着人对土地依赖程度的下降，渴望流动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首先是反映在人的流动上的，表现为人们离开了千年耕种的土地而流向了城市。正是这一波人的流动，掀起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奠定了现代社会得以建构的各项基础。可见，人的流动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农业社会出现之前，频繁的、成规模的人口流动曾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人口流动和迁徙的节奏变得缓慢了的时候，人类也就进入了“农业化”的进程，最后，人的定居也就意味着农业社会完全确立了起来。可是，到了农业社会的后期，人的流动又开始活跃了起来，所带来的却不是游牧生活的重新开张，反而把人类推向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在近代社会早期，这种人的流动的历史现象的重演，只是在某些特征上表现出了回归的性状。实际上，人类是走在进步的征程上的，从来也无暇回眸流连。所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的流动与前农业社会时期的人的流动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在前农业社会时期，人的流动并不表现为个体的流动，而是一个氏族或部落整体上的流动，所改变的是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而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及其结构都没有因为流动而发生变化。我们所考察的人的流动不是指前农业社会时期的人口迁徙，或者说，人口迁徙并不是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就像游牧部落虽然随时迁移却不存在社会流动一样。一般说来，在任何存在着等级的社会中都不存在社会流动。人口迁徙了，等级关系没有打破，就称不上是社会流动。社会流动不是指人在地理位置上的改变，而是社会位置的变化。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游牧部落与工业社会之间仅有的共同特征表现为人的流动，但两者的实质是不同的，游牧部落的流动是不自由的流动，是逐水草而居，属于自然流动的范畴；工业社会的流动是自由的流动，工人自由到一无所有、无牵无挂地随意迁移，甚至资本家四处周游去寻找投资机遇时也不是背着钱袋。社会的流动性是与这个社会的发展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时，社会流动性的程度也就处于较高的水平。因为社会发展的速度意味着人的机遇的增加，在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中，似乎每个人都有着多种机遇，当这些机遇可以向个人发展转化时，也就表现为社会流动性增强的状况。

回顾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不仅使大量人口流入城市，而且使原先的城市居民属性发生了改变。比如，一间开设在居民区的店铺，老板的儿子可能不再愿意像其父亲那样终其一生小本经营，在父亲无力再在店铺中主持营业的时候，儿子将店铺转给他人，而他自己则从事买空卖空的期货交易。虽然他每天都依然在小区中进进出出，但对这个居民区的老住户而言，他因为与他父亲完全不同而变得陌生，成为一个陌生人。其实，熟人向陌生人的转化有无限多条路径，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一种整体性转化，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性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的内涵。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文化开始生成，新的规则体系被制定了出来，从而充分地发挥着既联系又隔离人们的社会整合功能。熟人社会是不具有流动性的，它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常稳定的，而陌生人社会则是流动的社会，或者说，人们因为流动而变得陌生，并使整个社会表现为陌生人社会。

社会的流动性对身份造成了冲击，或者说，流动性造成了身份识别的困难，即便可以通过身份证件等解决身份识别的问题，而身份承认的强弱却不是与身份识别必然相对应的。所以，就身份作为社会化存在的人的先验条件或先验规定性而言，不仅受到流动性的冲击，而且对于迅速流动中的人来说，也失去了意义。对于流动中的人来说，他的标识是包含在他的行动之中的，他人对他的认识和承认，都取决于他的行动，视他在行动中的角色扮演状况而定。这就是为什么角色会替代身份而成为人的标识的原因。(www.daowen.com)

我们知道，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是较为讲究社会地位的，这是传统观念在现实中的表现。严格说来，社会地位是等级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工业社会的物化，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由于工业社会依然保留了让社会地位继续存在下去的土壤。就社会的运行而言，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都还比较低，社会的流动性也因此而显得不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能够形成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社会地位会变得不确定了。一个人不可能在既有的资源支撑下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一个人是否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重，往往取决于其即时表现，或者在具体领域、具体方面的能力和贡献。所以，在流动性增强的社会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观察到的事实是，社会地位越来越失去了在政治的、社会的行动以及影响力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就实践而言，人们也无法再持有谋求某种社会地位的追求。因为社会地位将会成为某种幻影，对它的追求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了。

根据阿明的体会，随着全球化运动中人的流动性的增强，种族间的边界将会消失，种族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种族问题会被某种行动取代，这种行动可以概括为：尊重多样性并统一起来。尊重多样性意味着抛弃空洞的强权说教。强权通常假装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内在化，假装代表‘国家利益’（强权经常背叛国家利益）。尊重多样性就要接受社会现实……对多样性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无限分裂……相反，多样性应该是号召统一的起点。这是有利于民众力量发展的唯一途径。”我们不同意阿明所倡导的所谓“统一”，我们认为，他所说的“统一”显然是工业社会“同一性”的另一种表述，代表了一种陈旧的观念。而且，在全球化所造就的多样性的世界中，“统一”本身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词。尽管如此，阿明对“尊重多样性”的强调是正确的。因此，人的流动、种族边界的消失，必然会使差异扩大化和更加普遍化，多样性将不限于宏大体系和巨型人群的多样性，而是微观单元意义上的多样性。在此条件下，唯有承认差异和尊重多样性，才能打破一切将人们隔离开来的围墙，才能将人们带入广泛的合作行动之中。

就社会治理而言，如果我们希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评价社会治理的状况，那么，一条最为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促进社会的流动性。能够促进人、物、财富流动的社会治理措施是积极的和反映了时代要求的措施。相反，就是消极的。正如水的流动会激起泡沫，但那是冲刷污浊之物而激起的泡沫，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水流激起的泡沫而让水静止下来，那么，水就会变成腐臭的死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以往在社会发展中积淀下来的许多消极因素都需要在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中去加以解决。如果社会治理抵制、控制甚至试图消除社会的流动性，无异于让那些旧的消极的因素变为腐蚀社会的因素。比如，社会的不平等、财富占有的不均衡等问题，如果不是通过社会的流动性去加以解决的话，就会愈演愈烈，直至导致社会不可承受的后果。当然，在感性的意义上，每一个政府都会将社会的流动性解读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特别是那些有着集权传统和控制追求较为强烈的政府，总会极力抵制社会的流动性，以求获得社会稳定的暂时假象。事实上，这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做法，是拒绝按照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客观要求行事的做法。结果，必然会使其治下的社会失去活力，丧失历史性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