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进入新世纪后，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了社会运行的加快，社会的流动性处在迅速增强的过程中，这对社会治理形成了极大挑战。虽然我们一直在改革的旗帜下去寻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但是，风险社会及其危机事件频发的现实证明我们在改革方面并未找到着力点。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给予社会的流动性以充分的关注，更没有基于社会流动性的现实去规划和设计改革方案。其实，对于改革而言，社会的流动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我们必须在社会治理变革以及新型社会体制的建构中充分考虑社会的流动性。如果说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社会治理行动去做出自觉安排的话，考虑到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维度——社会组织化，改革的重点就应当放在组织模式的重建方面，即根据流动性增强的现实去建构合作制组织，并实现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

从历史上看，在社会治理中，在组织运行中，都可以看到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在对权力进行考察时，我们应当看到两种权力存在形态：一种是与权力意志相统一的权力；另一种是与权力意志相分离的权力。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内在性质上，这两种权力都是根本不同的。在总体社会背景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存在着控制、支配和整合集体行动的要求，因而，必须求助于权力。同样，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权力的经营也是政治家以及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经常使用的协调技术。因而，无论是在政治过程中，还是在管理过程中，控制、支配和整合的要求都是以权力意志的形式出现的，并通过权力的应用而将权力意志贯彻到政治和管理过程之中。随着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于集体行动模式提出了根本性变革的要求。事实上，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也意味着集体行动模式将从官僚制组织转变为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权力，但那是不再具有权力意志的权力。(www.daowen.com)

在一切存在着权力的地方，都需要有规则与之相伴，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规则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时期中，规则的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看未来，我们应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交往以及社会治理中的规则进行考察，以便规划未来社会的生活和治理。人类的社会治理是以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是通过组织的治理，其实，一切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组织意味着人们在个体的结构中聚集起来开展共同行动，因而需要规则。规则是人们共同行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种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治理，必然都是以共同行动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需要规则。但是，此时的规则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将不同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共同行动更多的是针对危机事件而开展的行动，表现为应急性的行动，从而要求规则必须是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