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变的叙事风格：如果所探讨的是某个地域性的问题，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域外的情况，与域外进行比较，发现域外成熟的思想和操作经验。比如，威尔逊在提出“行政学”的构想时，就首先把欧洲大陆搬了出来。在中国，如果学者们不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先绘声绘色地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吹嘘一通，就显得心里极度不踏实，因为那会让人觉得无知。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无知比错误更不能容忍。所以，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就肯定会问道域外或求助历史。即便是到域外的小学课本或小学历史课本中去抄几句话，也能满足炫耀知识、学问的心理需求。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学者在探求真理方面明显地存在着热情不足的问题，而炫耀学识往往成了第一要务，域外以及历史为中国学者所提供的恰恰是炫耀知识的广袤空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中国的学术作品中，几乎在对现实的任何一项思考中都包含着对域外文献和历史经验的梳理。同样，对一切中国问题和全新的世界问题的研究，也都首先要看域外学者或历史上的先贤说了什么，否则，就没有去加以涉猎的信心。我们曾经读到过专门探讨西方国家服务型政府建设经验的论文，也拜读过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中去寻找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支撑的鸿篇巨制，可以断言，关于合作政治问题的研究也必然会有着同样的遭遇。随着合作的问题成为一个学术话题，或者说，随着合作治理和合作政治思想的传播，将会有一大批学者突然发现人类历史上有着那么丰富的合作经验，也会发现“桃花源”是那么美好的合作社会，而且在北欧也一直有着“合作主义”的思想传统。

我们承认，在人类历史上，合作行为亦如竞争行为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在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合作文化的话，那肯定是不实的，更不用说有合作社会的思想了。正如克尔伯格所指出的，“许多传统的亚洲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特别强调和谐与集体依存，而非冲突和个人竞争。这种合作与互惠的态度进而促使了更加复杂的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精细和广泛性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诞生。然而，必须再次提醒的是，切不可理想化或夸大这些文化的合作与互惠层面，其实这些文化之中也从来不乏封建军阀战争、压迫妇女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因此，在这些社会里，互惠合作与对抗压迫同时存在”。可以认为，工业社会继承和发展了农业社会中的对抗和压迫的一面，并将其重塑成规范性的竞争，建构起了竞争文化。正是竞争，已经把人类引入全球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境地，也正是因为竞争体系变得难以为继了，出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

显然，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又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扬弃和超越工业社会的竞争文化将是一项重要课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到曾经被工业社会所否定了的农业社会中去开掘合作资源，并用来建构合作文化和合作社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想到了北京城市建设曾有的经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为了让“社会主义新人”获得解放了的感受，将封建社会象征物的城墙拆除了。北京人将拆下来的砖石盖起了许多新房，解决了大批从农村征召进城的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改革开放后，北京进入了新一波造城运动，“拆迁”一度构成了一道壮观的景观。但是，在这一波造城运动中，拆下来的砖石并未出现再利用的问题。因为对于新建起的建筑物来说，那些拆下来的砖石是无用的废物，是被作为垃圾而运出城外填埋的。由此，我们想到，对于合作社会的建构而言，无论学者们从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合作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地对其加以利用。我们决不能因为农业社会的政治是工业社会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就认定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出了问题时可以到它的对立面中去寻找替代性的方案。合作社会及其合作政治的建构，需要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出发，需要充分考虑的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人的共生共在。相对于这样一项面向未来的探索，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并不具有多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为了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治模式，是不能像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那样简单地把“君主政治”改写成“民主政治”就开拓出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合作政治的建构要更为复杂，也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我们认为，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出现的时候，任何“绝对观念”都将退场。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拥有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也就不会再相信任何一种绝对观念。比如，在政治方面，民主、自由、法治；在经济方面，市场、竞争等，都是被作为绝对观念对待的。当它们遭遇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时，立马就会丧失了绝对性。在科学研究中，某些绝对观念也许为科学发展设限，使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走到了尽头。比如，在物理学的领域，引力观念就是一种绝对观念，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都是在对某些引力想象的解释中产生的。由于有了作为绝对观念的引力观念，科学家也就不会想象或不敢想象无引力的世界。在宇宙研究中，基于引力去想象黑洞，就会认为那是一种无限致密的天体，或者说，是把黑洞想象为引力无限大的无限致密的天体。对于宇宙，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它是复杂的，假如在宇宙中旅行的话，任何不确定状况都可能出现，所以宇宙学中也包含着复杂性理论。但是，在这个领域中，尽管存在着复杂性理论，而科学家却没有确立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观念。因为，如果科学家确立了这种观念的话，就会想象宇宙中存在着无引力的区域是合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逻辑的。这样的话，也许就不会把黑洞想象为致密天体，就不会判断那是一种超强引力的现象，反而会将黑洞想象为无引力状态。如果我们发明一个概念的话，也许用“引力寂”这样的词去描述我们想象的那种无引力状态是合适的。或者说，如果我们把黑洞设想为无引力的虚空状态，那么，一切有引力的天体进入这个虚空之后，都会被虚空吞蚀而陷入一种“引力寂”的状态。所以，一旦形成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观念，我们就不会把作为竞争政治的民主政治看作是绝对的和唯一的，就会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人类的基本目的时，合作政治是完全可以建构起来的，并能够实现对竞争政治的替代。(www.daowen.com)

之所以我们不像阿伦特那样认为政治会消失，是因为我们认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有着诸多需要通过政治去解决的问题，也会存在着需要集结大规模力量的行动。比如，面对小行星撞击地球而进行应对的问题，在遭遇了“外星人”入侵而如何去加以应战的问题，就可能是小型的行动体无法承担起来的任务，而是需要集结大规模行动力量，而且在这种集结力量的过程中包含着诸多政治事项。总体看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单一的行动体是势单力薄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行动体是处于合作场域中的。一方面，合作场域是开放性的和没有边界的，在需要的时候，整个人类就构成一个合作体系；另一方面，合作场域所拥有的是联动性的网络结构，整个场域、整个体系既可以以分散的无数单元行动体独立行动的形式出现，也可以以一个整体而开展合作行动。所以，是不会出现无法集结起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

除了假想的诸如小行星撞地球、与外星人发生战争等之外，就地球自身中发生的事来看，更多的事项是需要小型行动体去应对的。而且，既然一切行动都是发生在合作场域中的，每一个行动体的独立行动也就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实际上，每一个小型的行动体都是处在更大的合作体系中的，所开展的都是合作行动。应当说，合作场域中的行动是不会受到行动体规模的制约的。因为，是承担任务的需要决定了每一项合作行动都能够随时调动起适当规模的行动者。这与工业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工业社会中几乎所有社会性的行动都处于竞争环境之中，行动体的大小受到竞争环境的制约，行动体规模上的变更也因为竞争环境而变得非常困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工业社会是因为受到竞争文化的驱使而产生了无数需要通过大规模行动去加以应对的事项。一旦人类社会实现了合作文化对竞争文化的替代，对大规模行动的需求就会迅速下降，甚至不再有这样的需求。这样一来，合作政治也就会反映出行动体规模的小型化，或者说，行动体并不以规模制胜，而是以开展行动的合作性质制胜。所以，任何竞争政治的经验在这里都将没有发挥作用的场所和机会了。

就人类思想史来看，伟大的思想并不来源于那些在科学研究或学术活动的竞争者那里，而是那些独立于竞争系统之外、弃绝名利的人的创造物。虽然那些竞争者在竞争机制的驱动下也生产出了大量貌似有思想的作品，但距离“伟大”范畴的地标总会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们不认为竞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性动力，更不是唯一性的动力。我们认为，竞争只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开启的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竞争不仅不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反而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其实，即使在工业社会中，竞争的价值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竞争是有害的；在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对于重大的理论创新而言，竞争也无法起到积极作用。相反，一切能够被纳入到竞争活动中去的科学研究，虽然也可以被定义为科学研究，但只能说是平庸的模仿性质的科学研究活动，至多也是诠释性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归入重大理论创新的范畴。关于竞争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作用，都需要在具体的分析中作出评估，而不应笼统地对竞争作出无条件的肯定性评价。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那些被宗教尊奉为最伟大的神才具有超越一切条件的价值。如果不存在着“竞争拜物教”的话，那么，竞争的价值就需要在具体的条件下去加以认识和定义。无论我们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竞争政治抱有怎样的感情，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必须将这种感情放置一边，然后去积极地参与到合作政治模式的建构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