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社会中，民主政治不仅是政治生活的形式，而且存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因为民主政治是具有管理功能的，在社会生活中，“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也就是说，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之中，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都希望和要求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某种模糊的民主原则去组织行动。如果说在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的话，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则是一种组织方式。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所包含着的管理维度中是没有竞争的，而政治维度则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在性质上就是竞争性的。在20世纪，民主政治的管理维度逐渐地独立了出来，剩下的是由政治维度构成的完整的政治体系及其过程，而且都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竞争政治，是竞争政治的同义语。当然，在管理过程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把民主政治的竞争性保留下来，用以解决管理过程中一些具有政治属性的问题。同时，这也是管理系统与其政治生态保持一致性的一些象征性做法，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根据政治的观念去认识管理和接受管理的要求。

就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而言，必然包含着竞争方式的选择问题。其中，斗争就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竞争方式。艾丽斯·杨说她一贯反对协商民主的一种假设，那就是认为协商对话这样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开放的公共辩论”一定是“有礼貌的、有秩序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和有绅士风度的论证”。在她看来，因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由于不公正、贪婪、偏见与价值差异而导致的冲突，民主政治是一系列将对他人的纯粹排斥与敌对转化为在各种可以接受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对抗的制度”。人们之间的分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去加以消除的，而有一些则是不相容的，是需要通过对抗性的行动去进行表达的。对于这些，民主制度应予包容，也正是在这种包容中，把民主政治形塑成了有规范的竞争政治。在民主制度中，政治所要做的是把“敌人”与“对手”区分开来，当对手扮演了坚定的反对者角色时，不是将其消灭，而是要予以宽容，努力理解他们的要求、主张和思想，尊重他们的表达。

所以，艾丽斯·杨认为，“在一种存在着各种社会群体、差异与重大的不公正的社会中，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斗争的过程。斗争早已不是处在与敌人对抗过程中的对峙，而是一种公民彼此进行沟通性的接洽的过程。那些具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或者利益的人为提出某些议题而进行斗争，其他人可能会由于那些议题而受到威胁，或者，他们可能只是认为那些不同的议题是更加重要的。一旦那些涉及他们的议题被纳入到议程中，那么，公民们必须就那些相关的条款——他们将来要依据这些条款参与到那种议题中——与其他人进行斗争，他们必须斗争，以使他们的观点能够被他人听到，同时也必须通过斗争来说服他人”。至于斗争方式的选择，只要合乎法治的要求，就应得到包容。一般说来，“由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和被排斥的群体不可能等着那种程序变成公平的，同时也由于通常会存在着很多竞争性的利益与议题，所以，在各种不平等的情况下，那些处于被压迫和不利地位的群体除了为争取实现更大的正义而进行斗争之外，别无选择”。

“文质彬彬的、有礼貌的、温和的协商对话”只可能发生在封闭性群体成员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在这种封闭性群体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也许他们之间就某件事如何去做会更好这样一个问题有分歧，但对这类分歧，通过协商对话而不是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显然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社会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其一，封闭性的群体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其二，在封闭性群体的成员之间有着利益一致性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可能会存在争议的问题；其三，现代社会的排斥性压迫结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制度性的不平等、不公正决定了民主政治在其制度无法充分提供平等、公正的情况下能够容许被排斥者、受压迫者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更不用说会容许他们去与排斥者、压迫者开展斗争了。正是在此意义上，应当承认“民主斗争的过程是一种在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及其被提出来的解决方案的辩论中与他人进行‘交战’的努力，也是一种在解释和证明他们观点的正当性的提议中与他人进行‘交战’的努力。在诸如此类的和他人就某些议题与结果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那种无序的、混乱的、令人讨厌的或者令人不安的沟通方式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有效的因素”。

在这里，艾丽斯·杨所表达的是一种关于民主的经典性意见。可以认为，自从有了民主政治以来，人们都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协商民主理论为了话语功能的最大化之目的，在其所确定的或默认的理想条件下将民主政治中的斗争忽略了。就此而言，艾丽斯·杨在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中重新阐述民主政治的“斗争容许”功能也是必要的，是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的。事实上，民主政治本身在根本性质上就是一种对抗性策略的应用和施展过程，是在社会分化以及存在着不同阶级和多元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一种理性对抗的活动方式。任何关于民主问题的探讨和构想，如果回避了对抗和斗争的话，就不能被看作是在民主政治的主题下所进行的思考。

在政治文明化的进程中，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止公认为最好的解决社会对抗的途径。同时，这也说明了民主政治与对抗性社会的相关性。一旦社会对抗由于某种原因而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比如，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把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推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即把社会对抗的问题从那个位置上推了下来，那么，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当然，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人类对抗的加剧，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真正终结。在没有了人类的情况下，仅仅属于人类的民主政治也同样不会存在。(www.daowen.com)

就工业社会的情况看，民主政治的常态是，“在政治争论中，由于某些或者所有的竞争者不相信其他人会将他们尊重为政治平等的人，所以，讨论通常会进行不下去。因而，在那里仅仅存在着权力政治”。正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艾丽斯·杨要求协商民主理论也必须在承认民主政治是竞争政治的前提下去设计协商过程。其实，如果溯源现代议会的开端，就会看到，互相对立的两派是分别将对方称为“托利”或“辉格”的。这已经为民主政治做了定格，即必然是以相互辱骂开场和脱帽互为致意离场。告别时的互致问候无非是为了下一次还能够在同一场所见面，以便开始一场新的对骂。所以，当协商民主希望看到一副文质彬彬、相互尊重、自愿承认他人的景象时，不仅是对民主政治的改写，也是表达了一种否定民主政治的愿望。只要存在着利益冲突，只要存在着各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设想人们带着平和礼貌的笑容进行协商对话。即便训练有素的政治家会将其职业假面制作成和善可亲的样子，一旦进入辩论的过程，也会为了自己的职业利益转而扮出凶相毕露的样子，甚至会想出某些刁钻的骂人词语辱骂对方，以便能够通过媒体而在社会中广为流传，求得下一次选举中的高票。总之，协商民主对协商对话过程的温情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是借了民主之名的反民主做法。“不吵不闹不是民主”，而吵闹的背后则是为了利益、权力等所进行的竞争，竞争就是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一切对民主政治的改造，都不可能改变其竞争政治的性质。

竞争政治根源于社会的分化，反过来，竞争政治又在社会分化中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分化以及由于社会分化而带来的随处可见的边界和区隔是竞争的前提，也是我们的社会成为竞争社会的条件。从工业社会的发生史来看，在公共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区隔”。区隔成了一种界定新兴精英的方式，一方面，与旧的贵族精英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与被统治的大众和平民阶层区分开来。“在很多正式场合，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经常表现得好像只有他们有发言权，他们的话才算数，其他人则往往由于不熟悉辩论的要求和议会程序中的手续和规则而变得沉默，他们即使发言，也会被那些负责人看作是在鼓动‘分裂’。在很多现实的话语环境中，文化上存在差异、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各种群体同居一处，此时强硬、好斗的标准以及按照竞争规则发言的要求就是强有力的消声器和评价机制。”

也许这种区隔是由于文化的、精神的或心理的原因所致，却又是与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心-边缘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文化心理结构反映了社会结构的状况。因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就以性别、种族、民族、肤色、性取向甚至城乡等为轴线而作出，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农民等的表达权就因此而被经常性地忽略了。说穿了，当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得到了文化上的支持后，社会精英就以把持话语权的方式排斥了差异。社会精英基于自己的话语权而表达出某个意见，并将这个意见强行地说成是全社会的共识，社会精英以代表了和创造了这种共识而把自己说成是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部门的标志，说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及产出都具有公共性，时时处处都通过冠以“公共”一词而要求人们接受。

在很大程度上，“公共”一词是具有欺骗性的，是为了掩盖民主政治作为竞争政治的实质，更是为了掩盖政治被用来统治和压迫边缘群体的工具。如果边缘群体识破了这种欺骗，也会产生抵抗的要求，但根据法治，他们的抵抗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进行。因而，民主政治就是他们开展抵抗活动的平台和场所。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供他们以合法竞争的方式去进行抵抗的平台，当边缘群体的抵抗进入了政治过程，就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存在着政治过程中的斗争、抵抗等，就政治是民主政治而言，所具有的都是竞争的形式。把所有的斗争和抵抗都转化为竞争，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