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政府改革”进行了反思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理论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变革了激励机制，改变了组织结构，改革了行政体制——可如何进行文化变革呢？怎样能使政府再造制度呢？一旦我们离去，如何才能确保组织不会重蹈覆辙呢？”这显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考。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改革，并未真正实现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改革。虽然引进了企业家精神和竞争机制，对政府的流程也进行了调整，但在组织结构上，并未实现其“摒弃官僚制”的预期，更不用说行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制度重构了。但是，从奥斯本等人在这里的设问来看，他们是希望制度层面能够发生变革的，只是他们并未找到合适的出发点。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进入21世纪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成了组织活动以及全部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环境，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思考新型的制度模式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行政的政治生态方面——民主政治。其实，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整体，对它的小修小补可以在它的某个部分中进行，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必须从整体上去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

就工业社会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而言，其核心地带就是民主政治，其他所有方面都或者直接地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或者以民主政治为存在的前提。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会指向政治这个核心地带。这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核心地带中发生了变革，才意味着社会治理变革取得了积极进展。民主政治属于竞争政治，它是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而建构起来的。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转型的运动，必然会要求对竞争社会中所有基本的方面进行改革，以求通过这种改革去建构起适应合作社会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以，从竞争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转变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合作政治在根本上不同于竞争政治，比如，它不具有特定的形式和运行方式，也不受场所的限制，而是存在于合作行动之中的，是每一个合作行动者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加以诠释的政治，是真正属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政治。(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