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也存在着竞争，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竞争都不是工业社会中人们所看到的那种竞争，农业社会中的那些在今天看来是竞争的行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和存在于娱乐性活动中的。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实践把竞争从诸如游戏、体育等娱乐性活动引向了生产、生活等所有方面后，也将人置于普遍竞争的氛围之中了，并将人的自私的一面激活了，从而让人显性为自私的存在物。的确，当每个人都表现为自私的存在物并为了私利而开展竞争活动时，汇聚起了极大的社会活力，推动了社会发展。如上所述，竞争的奥秘在于：行动者可以通过竞争而把自己开展活动的成本转嫁给他人。如果说人的竞争成本都必然会向系统之外转嫁的话，当整个社会构成一个巨系统时，也必然会将竞争成本更多地转嫁给自然界。在自然界尚能承受人类转嫁过来的竞争成本时，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竞争对自然界可能构成的破坏。只是到了自然界表现出无法继续承受人类转嫁过来的竞争成本时，人们才意识到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竞争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增加了运行成本。就组织而言，出于竞争的需要，组织发展出了许多辅助性的技术手段，并需要设立相应的部门去承担这些职能。这样一来，不仅造成了组织运营成本的增加，也无形中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比如，为了在竞争中制胜，组织越来越重视公共关系的问题，而且，一些组织理论甚至将公共关系视为组织开放性的标志。其实，组织的开放性是不能归结为组织的公共关系行为的。这是因为，公共关系在实质上仅仅是组织的一种营销策略。应当承认，不仅在私人领域中，而且在公共领域中，公共关系都可以为组织带来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遇，使组织能够更多地在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及其他支持力量。但是，公共关系所反映的是组织本位主义的追求，或者说，属于组织自我中心主义取向下发展出来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策略。

任何一种组织都有着自己的标志性业务和组织目标，没有组织会把公共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即便是专业性的“攻关”组织，也是把“攻关”活动作为它对其他组织提供服务的业务对待的，而不能视同于自己的攻关活动。既然一切组织都不会把公共关系视为组织存在的目标，那么，为什么现代组织还是那样把公共关系看作组织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呢？那是因为，组织处在竞争的环境中，需要把公共关系作为组织在竞争中制胜的手段。在组织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引领下，组织必须开展公共关系方面的活动。这样一来，公共关系方面的活动就会产生大量的消耗，而这些消耗却是作为生产和经营的辅助性活动产生的。如果组织不再持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公共关系方面的活动也就会显得多余了，也就不会因为公共关系方面的活动造成组织运行成本的增加。

合作制组织将彻底告别组织自我中心主义取向，因而，它是不需要公共关系的。其实，20世纪后期出现的非营利组织已经表现出了对组织自我中心主义和组织本位主义的扬弃。就非营利组织的根本性质而言，并不把自我的存在放在首位，而是把任务以及服务内容放在第一位。至于组织自身，如果不能在社会的运行中发现自己的任务和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不会维系下去的。然而，在许多研究非营利组织的作品中，我们却看到各种各样所谓非营利组织公共关系的议论。这显然是一种不理解什么是非营利组织的表现，是将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策略用于对非营利组织的理解上来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荒唐的。显而易见，组织公共关系必然会消耗一定的组织资源，对于营利组织而言，如果把组织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公共关系中的消耗打入组织运营成本之中，而且，这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事实上，让非营利组织将部分组织资源用于公共关系，完全是组织目标的异化。比如，如果一个慈善组织不是将募集的善款用于慈善事业，而是首先用于公共关系，尽管可以使组织走上发展壮大之路，却是善款的悲哀。也许善款用于新闻发布会、用于电视广告等可以达成募集更多善款的目的。可是，那样做的话，必然是一种类似于欺骗的行为。也许善款在这里造就了一个成功的组织，却腐蚀了慈善事业。如果某一慈善组织通过这种公共关系而取得了成功，募集的善款滚雪球一样地增长，那么，它无非是利用了公众的善心而营利，邪恶地利用了公众的善。也许人们会说，非营利组织应当宣传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以便得到公众更多的支持。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它决不应成为组织刻意为之的事情，而是因为其成绩被媒体所发现而转告给了公众。非营利组织不以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为第一要务，它应当将全部组织资源投入非营利的事业中。实际上，非营利组织也无须壮大到一个必须求助于官僚制的组织规模，更不需要成为天空中那颗最明亮的月亮，而应当是满天繁星中的一颗。

近些年来，特别是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民营化、市场化主张的感召下，在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上，人们强调市场供给途径，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我们知道，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场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就这场改革来看，直接原因就是政府的财政危机，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就是为了降低政府以及整个公共部门的运行成本。而且，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民营化、市场化方案也确实迅速地收获了降低政府以及公共部门运行成本的效果。但是，它在实质上却是一种成本转嫁的策略，即把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运行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在美国、欧洲等西方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主张，只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内得到政府的试行，而且很快就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声浪。但是，在一些政府较为强势的国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张则得到了全面施行。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它是政府向社会“甩包袱”的最佳方案。从理论上看，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可以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和路径的。这是因为，市场只能是私人物品社会化的途径，而公共物品本身已经拥有了充分的社会特性，如果通过市场化的途径而再度“社会化”的话，就会使它扭曲变性。(www.daowen.com)

唐斯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了一个教育的例子。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教育由于与人的成长和社会基本要素的塑造联系在了一起而成为一个社会、国家基础性的、综合性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选择市场化的途径来提供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话，就会发现，“如果为了孩子能够得到教育而将大量的现金交给孩子的父母，并将选择教育权利完全赋予父母，而对私营企业家提供的教育产品缺乏管制，那么，一些人将会把劣等的教育出售给不负责的或无知的父母”。当然，在一些教育事业刚刚起步的国家中，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很流行，并以教育事业较为繁荣的景象出现，但这种繁荣完全是一个暂时性的假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向每个孩子提供最低限度教育的社会福利将受到影响”。所以，在唐斯看来，“为了这种福利的实现，需要创立一个非市场导向的组织，强制制定最低教育质量的标准”。其实，教育还不是最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因为，教育作为公共物品还需要得到诸如教育公平、受教育权等等各项条件的支持。对于那些较为典型的公共物品来说，市场化供给的尝试哪怕只是一时的施行，都会带来较为长久的消极影响。当人们觉察到其消极影响的时候再去加以消除，不仅难度很大，而且花费的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共物品的民营化、市场化虽然一时带来了公共部门运行成本的下降，却必然在这种成本转嫁的过程中让整个社会承担起更多的成本，尽管在这种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时变得无形化了和不可计量了。

近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政治行动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竞争政治。竞争政治花费了高昂的成本，许多资源被用于政治体系的运行，当政治部门围绕着基本养老、医疗卫生保障的预算而争论不休时，无疑构成了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图画。因为它在此过程中已经花费了大量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资源。显然，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社会的良性运行都必须诉诸政治，但人不是为了政治而生和为了政治而活。对于人而言，政治更多地应被视为社会生活的工具。当竞争政治无限地推高了政治体系的运行成本时，显然挤占了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存的资源。

从竞争政治发展的逻辑看，结构化的代表制必然存在着利益表达不充分的问题。经过了逐级筛选，许多特殊的、具体的利益诉求被过滤掉了，压力集团的出现及其院外游说活动显然对弥补代表制的不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游说和政治筹划是代价高昂的活动，要求有权使用重要的物质资源。在影响党派决策的竞争中，并非所有的利益都能得到同等地位的表述。这样一来，党派集团倾向于臣服经济上强大的利益集团，政治进程通过政治献金这样的机制更加受经济上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控制。同战争一样，政治战役代价昂贵——‘选战基金’应运而生，用来描述党派候选人为准备党派选举而募集的巨额资金。在竞争性的政治体系中，成功选战的发起者要么拥有巨额个人财富，要么有其他富人提供赞助”。无论支持选战的财富来源于何处，都肯定消耗于选战之中，而不是用来直接增进人的福祉，也不是用于生产等财富的创造和增殖方面。另一方面，游说活动的兴起以及合法化，也许没有增加诸如议会活动的运行成本，但它显然增加了政治运行成本，只不过这些成本被转嫁给了院外集团，以隐性政治运行成本的形式出现。至于院外集团所花费的这些用于政治的资源，最终还是需要被再转嫁出去，即再度分配给社会。

近代以来，随着竞争行为的模式化，随着竞争活动的合法化，也随着竞争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所有领域之后，生成了竞争文化。我们必须承认，竞争文化的积极方面自不待言，特别是在经济活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勤奋、创新和有效率行为的奖励，可以在激发竞争的同时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生活水平的改善，在更宏观的方面，也促进了社会进步。然而，竞争文化的所有积极方面都只有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才能成为确凿的事实，一旦人类进入了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这些积极方面也就立马消失了。相反，留下来让我们观看的反而是竞争成本的不断攀升和对各种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同时也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的严重恶化。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竞争成了难以承受之重，让每一个竞争者在看到了竞争制胜的希望和在赢得了竞争的时候成为输家，在深陷于风险社会和危机状态频发的状态时，胜者也许在心理上输得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