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视野中，人的一切活动都会付出相应的成本，人力、资金、资源、时间的消耗都是需要计入成本的因素。其实，构成人的活动成本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人的活动的一切消耗都可以视为成本。有些因素具有迅速繁衍和修复的能力，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因素则是稀缺的，在获取上比较困难，其修复能力较低，甚至不具有可再生性。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后者，表现出对这些因素的投入和消耗的计较。在管理活动中，成本管理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管理事项，如果说在管理意识初生之时人们较为注重的是那些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因素的消耗，那么，到了效率意识变得非常成熟的时候，时间也被归入了人的活动成本之列。在今天，当我们讨论成本的问题时，似乎在可进行货币量化因素的消耗方面已经没有必要去再作阐述了，而是需要把视线放在那些不可以进行货币量化的因素上，其中，时间因素是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唐斯注意到，就组织运营的时间成本来看，组织规模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他指出，“对于官僚制组织来说，如果一层组织拥有大批成员，则每一个成员要熟悉其他成员的行为是极为消耗时间的。毫无疑问，非正式过程将大大减少这种时间损耗”。关于时间的消耗状况往往反映在效率上，组织规模的扩大，同一个层级上的人员过多，就会导致时间消耗的增加，因而，效率也就会相应地下降。鉴于官僚制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在每一个层级上都拥有大批成员，唐斯的解决方案是鼓励“非正式过程”，即通过容许非正式过程的存在而去减少时间消耗。一般说来，官僚制组织是不鼓励“非正式过程”的存在和任其发挥作用的，有时甚至会将其视为干扰因素并加以抑制。与韦伯不同，唐斯看到了“非正式过程”的积极价值。但是，就唐斯将其称作“非正式过程”而言，还是没有打算赋予它在官僚制组织中的合理性地位。其实，正是官僚制组织中的“非正式过程”，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我们所构想的合作制组织中，这个“非正式过程”将获得“正式”的名份，并成为组织成员沟通的主要途径之一。这样一来，合作制组织的协调，不仅是在沟通的时间损耗方面，而且在其他各种资源的损耗方面，都会变得最小化。因而，合作制组织在运营成本方面也会由于沟通损耗的降低而降低。

从20世纪后期的情况看，学者们在思考组织运营成本的问题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荐通过合作的方式去降低成本这样一条路径。比如，德国学者米歇尔·鲍曼就认为，“组织内成员的自愿合作将产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及促进稳定的作用”。因此，“每一个希望通过集体行为手段更好实现其利益因而建立组织的行为者，都会优先考虑符合此要求的伙伴和员工”。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还不限于此目标。我们认为，合作制组织的观念将不仅仅在行为的意义上来思考如何通过组织的形式造就高效的集体行动，还要把这种新型组织模式的确立作为社会改造的一部分，即希望借合作制组织模式去建构全新的人类社会生活模式和塑造全新的人。所以，合作制组织把组织成员行为层面的自愿合作作为一个通向更高目标的途径。在对这一更高目标的追求中，即便某个组织的运营成本没有显现出明显下降的状况，那么，总的社会成本也会得到极大的压缩。

与竞争相比，合作无论在何种意义以及哪个层面上，都会使行动的成本大幅降低。正如贝尔雷等人所指出的，“合作型组织创造了更好、更灵活的组织，剥去了管理层次。层次越少，与高层的沟通越容易改善；与合作型组织领导者就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沟通，寻求必须的资源和解决问题，这是比较容易的。……整合改进了资深领导者和一线员工的思维，人人置身于同样的方向之下，理解正在进行的工作，同样也就减少了用工成本”。在成本-收益的原则下，如果合作带来了成本下降的结果，那么，利润也就得到了提高。“将合作视为一种有计划的程序的组织认可成本、奉献以及潜在利润。这些组织使用这些方法，正如他们也使用其他商业方法一样——努力界定最有效的方法和工具，确保这些方法在任何适宜的场所可以被复制；这种组织也努力确认和改善这些对组织短期或长期底线有最明显效果的合作方法。”

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是组织运营成本的下降，还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组织外部，即关注社会成本的下降。唐斯认为：“一些重要的社会职能不能被市场导向的组织充分履行，因为它们包含了外部成本或收益。在市场价格中，外部成本或收益并不能反映出来，但是，却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市场以外的利益。”组织的内部成本是能够非常容易地计算出来的，但组织的外部成本却是无法作出估计的。特别是在社会竞争活动中，组织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多少社会成本，是无法去作出准确把握的。事实上，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组织运营的内部成本，对于组织的外部成本——社会成本——却从来也没有人去投上一瞥，更不用说去寻找和发现社会成本管理的技巧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成本在不断地积聚起来，并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然而，当环境治理的问题被提出来后，发展出来的则是诸如“碳交易”之类的成本转嫁策略，依然借助于市场及其竞争的方式去把社会成本转变成企业等组织运营的成本。这种做法在每一项具体行动中也许都显示出了效益，有可能会被评价为成功的，但是，从现实来看，环境问题的压力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得越来越大。(www.daowen.com)

社会成本的下降问题并不属于成本管理的范畴，或者说，我们无法通过成本管理而实现对社会成本的压缩，而是需要在宏观的层面上去建构一种全新的社会行动模式。在这方面，20世纪后期城市规划的新理念中也许包含了一种新的思考，那就是，它对传统的基于成本考虑的规划作出了批评，并提出从人们交往活动的需要出发去进行城市规划。我们看到，在一份阐述城市规划的文献中，努力去揭示那些深深地影响了当代城市规划的理论，认为20世纪中的诸多哲学思想应当被运用到城市规划中来。“曼海姆对普遍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预言家关于过去的事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会完全再现的假设是错误的，同时他也摒弃了价值观中立的方法论。因此，理性模型中‘有成本-收益方法以定量分析来选择决定’的那些假设就站不住脚，相反，通过原因分析和比较分析而不是形式上的理性方法就值得推荐。就对理性的这一认识而言，曼海姆显然是哈贝马斯的先驱，他与当代联系性规划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希望由受过教育的精英在自己的‘理性反思’框架里代表社会进行规划。他的观点在吉登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呼应。吉登斯在解释人们为何信任专家意见，以及他对自反性的描述中都提出：知识既不是相对主义的，也不是实证主义的，而是关系主义的。”

我们知道，城市规划的功能并不着重于表现思想，而是要基于十分现实的目标去对城市生活作出物理安排。所以，在所有社会性的行动中，再也没有比城市规划更加需要从现实出发和综合性地考虑各种各样的现实需要了。然而，正是城市规划，从来都表现出了对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充分关注，在几乎每一个被人们视作经典性的城市规划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清晰地触摸到与它关联的或由它所诠释的某种伟大思想。所以，与城市规划相比，许多轻视甚至公开表示反对思想和理论的做法之浅薄是多么让人吃惊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在规划中必须考虑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必然会反映出是控制还是促进人的哪些生活、活动和交往方式。在今天，城市规划显然应当服务于人们的合作，即合作应对当前人类所面对的那些迫切性的问题。如果能够把人的合作便利化的设计理念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的话，就不会耽于经济成本上的考虑，而是会造成社会成本下降的客观事实。比如，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鉴于雾霾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的重大威胁因素，如何在空间规划中去解决这一问题并使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就不应把经济成本的考量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去。

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往往被判定为劳动量在商品中的凝结，这在经济运行所需的自然资源、商品交换的交易成本、运输以及资源获取的空间位差都不甚重要或者无须考虑时，是基本正确的判断。但是，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并不仅有经济价值。因为人除了经济生活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生活，而所有进入人的社会生活并作为人的社会生活资源的因素，又都是有价值的，与人的尊严、情感、审美、交往活动的要求等相联系的所有物品，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这些价值无论是在生成过程、表现方式和存在形态上，都与经济价值大不相同。所以，价值是多样的，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中，会因社会关系以及人的需求偏好和层次而发生变化，也会因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而发生变化。一旦我们在人的生活中解读出多样性的价值，经济视野中的成本也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而且，在理论上还可以推断出，人的多元化需求的满足以及对生活和谐状态的追求，都会引导人们去大幅地压缩那种经济视野中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