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考察，“1960年以前，进化过程的研究都没有对合作现象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忽视来源于对一种理论的误解，这种理论将大多数适应性说成是种群或整个种类水平上的选择。结果，合作总被认为是一种适应”。当然，阿克塞尔罗德的这一说法有些武断，因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指出了从猿到人的转变是一个整体进化过程，这其中就包含着进化为人的生物的合作问题。但是，就话语中的“合作”一词得到人们的重视而言，确实是在20世纪后期。之所以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开始乐意于谈论合作，这说明，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推展出了合作的主题，使人们意识到了合作之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压力而使人们开始对竞争文化产生怀疑，并试图通过更多地谈论合作而期求化解竞争的消极效应。总之，我们可以把20世纪后期看作人类合作意识觉醒的起点，它反映了人类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要求，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某种寄托。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竞争总是制造出那些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的问题，甚至一些具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会在竞争为人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问题上产生忧虑，从而希望在竞争的对立面上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出路。结果，“合作”一词流行了起来。

既然我们说从竞争向合作的转变是一种历史趋势，那么在世界大势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总体来看，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可以朝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把国家内部的市场模式推广到国际关系中；另一个是在竞争的演变中互相成为对手，进而成为敌人，并陷入军备竞赛的状态中。从20世纪的现实来看，这两种情况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并存且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在政治家们的努力之下，特别是吸取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也由于建立起了稳定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上述两个方面得以维持在基本平衡的状态中。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亦即世界）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人们突然感到变数增大，维持上述两个方面的平衡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任何一项地域性的危机事件都有可能打破平衡，使全球陷入濒危的边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小心翼翼地把这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的“玻璃瓶”捧在手上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将其打碎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也许某个偶然原因就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显而易见的答案应当是，我们不应把整个人类的命运系于可以摁动核按钮的政治家的理性、智慧和道德之上，而是要将其建立在客观保障的基础上。

人们会说，当前国家间关系的这种格局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国际条约和机构的基础上的，这些就是国际关系的客观保障。的确如此，所有国际条约、机构都可以被判断为发挥了维护和平与发展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又都是建立在承认或默认国家间竞争关系的前提下的，是作为调节或补偿机制而被建立起来的，而且其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只是各国在竞争中进行了利益权衡而假称遵守了国际条约和尊重国际机构的管辖或裁决。所以，它依然是“易碎的”。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它（们）的“易碎性”已经变得非常清晰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比如，美国随时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宣称退出某个条约，用当下时兴的说法，也就叫“退群”。由此可见，这种附属性的客观保障并不是可以依靠的。我们所设想的“客观保障”是指国际关系的属性，即用国家间真正的合作关系取代既有的竞争关系。

在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地带的国家所需要的是处在边缘地带的国家在合作名义下对它（们）的依附和顺从，而不是真正的平等合作。这就是建构国家间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只有克服了这个障碍，才能将人类从危机的边缘中拉回来。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看来，除了边缘国家的普遍觉醒以外，是没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的。正是因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使不确定性超出了可控的阈限。不管现实呈现出来的是如何令人悲观的前景，但在理论上必须指出，把人类导入风险社会的是人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在民族国家成为行动者的情况下，它在国家间竞争关系中的一举一动都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国家间的贸易纠纷、军备竞赛以及面对生态、环境等问题所采取的态度，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然而，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民族国家的政治受到民族主义的胁迫而以民粹政治的形式出现时，民族国家不仅不愿意关注人类的命运，反而在人类面对的各种威胁中推波助澜，甚至在已有的创伤处撒盐。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竞争文化相关的，是因为近代社会确立起的竞争文化把人类引入了今天这样一个疯狂的状态中。要走出这种状态，只有从根本上把国家间的关系改造成合作关系。一旦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竞争关系，也就可以大大地减少由国家这种行动者生产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

即便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合作，也会发现，“当合作者周围都是其他合作者时，合作者合作得最好。因此，一旦某个物种的个体开始了合作，他们就会积极地沿着合作的方向去影响他们身边的人”。于此之中，就可以看到合作进化的动力。相反，如果合作者身边遍布竞争者，就会对合作造成破坏，至少会导致合作的衰减。或者，让合作改变属性而从属于互惠互利的利益考量。那样的话，即便合作的形式还被保留了下来，也会陷入博弈的罗网之中。当博弈介入到了合作之中或俘获了合作时，对合作的支援也需要求助于控制，即通过控制而将博弈对合作的破坏降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样的话，在积极的意义上，还会通过控制而把博弈引导到有利于合作甚至促进合作的方向。但是，在博弈以及对博弈的控制等手段都被作为支援合作的措施而被引入的情况下，合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其本性，转化为可以操纵的利益实现工具，至多也只是互惠互利的手段。

阿克塞尔罗德将此归入“合作进化”的范畴，实际上却是在歧路上的演进。因为在人类走进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时，在提出了真正的合作要求时，所看到的就是，那种异化了的合作并不适用，以至于重新认识和定义合作又成了一项繁重的理论任务。特别是在人们普遍接受了那种异化了的合作的情况下，改变人们的错误观念也将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去看合作的，而不是把合作看作与博弈并行和互动的状态。在这一视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竞争向合作演进的历史过程，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起点。(www.daowen.com)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然要走进合作的社会。也许在合作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竞争，而且竞争行为也会对人的行动以及人际关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当予以关注的关键问题是：竞争文化氛围中的竞争与合作文化氛围中的竞争无论在性质还是功能显效方面，都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工业社会的竞争文化氛围之中，人们也经常谈论合作，并会把竞争与合作联系在一起来认识和考虑。但是，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却是站在竞争的角度去看合作的。与之不同，在合作社会及其合作文化氛围中，即使同样把竞争与合作联系起来认识和考虑，但立场和视角都转移到合作上来了。由于观察视角发生了变化，在认识的前提下开展的行动就会不同，以至于竞争与合作的性质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反映在了社会建构和人的行动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局面，甚至对于社会的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合作社会中的竞争是从属于合作的竞争，是受到合作文化的规范和定义的，而不再是竞争社会中的竞争。

尼采说：“文化也会因为信仰道德而消亡。因为，假如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一旦发现，那么，人们也就不再需要什么文化了。”如果尼采所说如实，那么，在合作文化与道德观念重合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有什么文化观念了。倒不是因为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都被人们搞清楚了，而是因为道德已经占据了人的生存和行动的全部空间。这样一来，我们说从竞争文化向合作文化的转型，实际上也就是从竞争文化向道德的转型，是合作文化与道德统而为一的状态。我们认为，竞争文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文化类型，在实现了向合作文化的转型之后，人类将行进在由道德铺设的康庄大道上。当然，文化的种类繁多，在不同的视角中可以看到多种文化类型，产生文化的条件也确实是神秘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合作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多样化的文化也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突出强调的是，产生了竞争文化的物理的、心理的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将因社会的道德化而得以消除。这一点将被历史所证明。事实上，从人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形成的那种对合作的渴望来看，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也许关于合作社会及其合作文化的构想在今天会受到人们极大的心理排斥，那是因为，“在西方竞争文化的全球影响下，所有社会的成员都内化了各种对抗性规范与行为。这些心理结构特性很容易阻碍我们衡量非对抗模式的真正效用，因为那些预先内化的规范与行为很容易削弱这些模式的真正效用”。面对这些暂时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人类将拥有一个作为合作社会的未来。一旦人类进入了合作社会，那些今天不相信自己有道德的人，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自私是那样的丑陋，就会因为图谋私利的开展竞争而感到羞愧，就会因为曾经拼命捍卫人是自私的理论假设而悔之莫及。总之，那些从“理性经济人”出发去观察社会和思考问题的人就会意识到，他的自私并不是他作为人的全部，而是他的一个方面。而且，他的这个方面也更多地是由工业社会所形塑出来的。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用个人那个卑污的一面去揣测他人和度量社会，就会果断地做出抛弃自己自私一面的决定，并产生出一种道德意识和积极地投入合作行动之中，会强烈地要求去通过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作出贡献而补偿自己曾因主张人是自私的时候所散布的错误言论和消极影响。

当然，人的合作理念以及人的合作技能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近代以来数百年的竞争文化主导下，人们以及这个社会显然出现了合作技能缺失的问题，从而使合作理念无法转化为行动。显然，在竞争文化之下，人们即便有着强烈的合作愿望，也无从着手。相反，关于竞争的技能，一直得到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支持，几乎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每一项新成果，都促进了竞争技能的发展。在竞争的社会中，竞争技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博弈论的成熟，将人的竞争技能的提升推向了顶峰，以至于合作因其技能的缺失而无法有所表现。但是，随着人的共生共在成为人们必须直面的基本的社会主题后，合作的要求凸显了出来，这是人的合作技能得到成长的契机。不过，也许要经历一个合作成长的过程才能让人们掌握合作技能，并在这种合作技能的呼应和支持下而建构起合作的社会。我们推测，人们起初也许是因为人的共生共在的外在性压力而不得不合作，即表现出被迫合作的情况。但是，在这种似乎是被迫的、偶然的合作中，将会积累起合作经验，并逐渐地形成一些基本的合作技能。在此过程中，随着合作文化的最终确立和定型，合作也就会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时候，竞争反而会显得与整个合作氛围格格不入，更不用说人们还会在合作的氛围中去应用竞争技能了。

总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当工业社会的一切思想和理论丧失了合理性时，社会治理实践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因素可以被保留下来，但它曾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体制等，都将被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脚步踏平。因而，那些在工业社会中通过竞争的方式去创造美好社会的试验，都将被证明失去了历史意义，各种各样以冲突的形式出现的相互指责和论辩，都将成为正在消逝的噪声。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这样一个未来，它将使所有对立的意识形态、分立的实践以及竞争性的行动归于一点，那就是人的共生共在。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们之间只有合作这样一种关系和行动方式。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看到的历史走向，我们所应做的就是，顺应这种历史走向而去做出思想、理论和行为选择，而不是捍卫某些正在失去合理性的观念和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