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必然导致社会运行成本趋向最大化，而合作则会使社会运行成本朝着最小化的方向前进。在每一项实证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一个行动系统都会对自身进行成本核算，进而在各个方面实现节约，并使成本最小化。但是，由于它的外部关系主要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即使它对自身的竞争成本作出了严格的控制，而社会却要为所有竞争者付出交易成本以及其他的规范竞争和为了规范竞争需要的行动成本等。根据我们的设想，一旦人类实现了从竞争模式向合作模式的转变，这些由社会承担的运行成本就会节约下来。那样的话，计入整个社会运行中的成本就主要属于行动体承担任务过程中的消耗，至于合作场域中的协调成本，只是极少的一些消耗。也就是说，合作社会中行动体运行成本的总和就是社会运行成本，在此之外，基本上没有额外的成本支出。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浪潮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现出了对政府运行成本问题的关注，或者说，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改革中努力去减少政府运行成本。无论这样做的目标能否达成，但都在政府运行成本的问题上投注了很大的注意力。当然，不同国家采取的路径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将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诸多事项批发给了私人部门，或者说转嫁给了社会；有些国家通过引进新的技术手段、竞争机制和政府流程再造等方式去促进效率的提升，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表面看来，这场改革运动的确使政府的运营成本明显下降了，但就社会治理的总成本来看，其实是大幅上升了。因为，当社会承担起了政府转嫁过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职能时，也是有着成本消耗的，只不过是这些成本被政府转移给了社会，由多元化的社会行动者分散承担了起来，即实现了社会治理成本的隐性化。当人们把视线放在政府上的时候，的确看到的是其运行成本的下降，实际上，如果看到了政府在改革中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个方面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治理总成本的上升。这是因为，在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局面生成后，在他们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却是竞争机制，让他们通过竞争去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方面有着更高质量的业绩表现。在此过程中，成本消耗问题却受到了忽视。尽管每一个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来的组织都会对自身的成本消耗给予高度关注，但它们在竞争中却因为将某些成本转移给了社会而没有将那些消耗计入自己的运行成本之中。

就行动体来看，在竞争的社会中，一个组织必然会处于竞争的环境之中。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能够获得某些优势，就必然会产生资源的组织占有冲动，从而造成社会因组织对资源的占有而运行成本增长的状况。显然，组织对资源的占有不仅会造成大量的资源冗余和闲置，而且资源的时间效应也会受到削弱，一些资源冗余可能在时效期的尽头变成组织必须处理的垃圾。对资源的占有本身就意味着组织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比如，组织对人力资源的占有，就需要承担工资和福利保障方面的负担，而且超出合理限度的这部分人力资源不仅会引发处于合理限度内的人力资源工资和福利保障水平的下降，还会凭空制造出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从而增加了组织的管理事务。这同样也是组织管理需要花费精力和消耗资源的事项，不仅增加了组织运行的成本，也在终极的意义上增加了社会运营的总成本。

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组织资源冗余和闲置为组织带来的消耗往往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组织通过这种资源占有带来了竞争优势，从而在竞争优势的获得中使自身的运营成本大大降低，冲淡了资源冗余和闲置造成的那部分成本。但是，对于社会的运行而言，总成本并未减少，因为组织通过竞争优势而获得的运营成本下降其实是一种运营成本转嫁的过程。在直接的意义上，是转嫁给了竞争场域中的相关方；在间接的意义上，则是转嫁给了社会。在社会能够再行将运行成本转嫁给自然界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不会刻意关注这一问题。随着社会向自然界转移这种运行成本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社会自身就陷入了风险状态，必须承受危机事件频发之苦。

资源的组织占有不仅造成了社会运行成本的增长，而且导致了社会总体上的资源稀缺。在竞争的社会中，资源稀缺对不同的组织所构成的压力是不均等的，而且，恰恰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激发了组织占有资源的欲望，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强势组织有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使资源空置，而另一些急需资源的组织却陷入困境，或者选择受强势组织控制的出路。然而，资源的组织占有是工业社会运行成本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社会中，竞争文化促成的是组织本位主义的经营模式，而组织本位主义必然促使组织生成资源占有的冲动。或者说，在竞争社会的基本背景之下，即使组织不是出于竞争制胜的目的而去占有资源，也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资源需求量，以至于产生资源冗余。如果对这些冗余资源不作及时处理的话，就会带来浪费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浪费现象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组织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唯有采取新的资源供给模式，即实现资源的社会化，一方面，要保证组织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够从外部获取其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组织在获取这些资源时不以占有为目的，而仅仅从属于利用的要求。

在信息流缓慢而又不对称的条件下，上述这一设想是不可能付诸实施的，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大数据使得资源供求各方都能主动地评估资源需求和利用状况的条件下，资源社会化而不是组织自我占有是有可能转变为组织的一种经营模式的。这样一来，资源浪费的问题是可以得到避免的，从而使得既有资源存量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这应当说是在竞争导致的资源节约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而需要作出的替代性安排。但是，如果竞争文化依然发挥作用的话，单靠技术的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源组织占有的现实的。(www.daowen.com)

近代以来数百年的组织资源占有是把社会推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的原因之一。既然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也就不得不思考，是否应允许组织资源占有的行为模式继续存在下去。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如果希望改变工业社会造成的这种资源稀缺的状况，除了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去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替代性的资源，还应作出社会安排。我们的设想是建构起合作的社会来置换竞争的社会。当然，在合作社会中，资源稀缺的状况依然会存在，但社会合作体系将会保证资源稀缺造成的压力均衡地由所需此类资源的组织共同承担起来。合作社会中的行动者是合作制组织。就合作制组织生成于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来看，它必然不会产生资源占有的冲动，更不允许资源冗余和闲置的问题发生在组织中。这个时候，一切资源都将存在于合作场域中。在合作场域中开展行动的合作制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出现的。就组织自身而言，仅仅是利用而不是占有资源。

我们的这一设想并不是空想，因为我们从现实的社会变动中看到了这种希望。比如，大数据使得交易可以在透明的条件下进行。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交易上的一个严重的心理障碍就是交易各方都必须面对着对方设置的“黑箱”。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场经济倡导和鼓励竞争，以求交易者能够在面对竞争各方时进行比价权衡，以消除“黑箱”所造成的交易障碍，从而获得交易中的合理价格。这样一来，人们形成了一种似乎是固有的观念，那就是，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竞争。然而，大数据却冲击了人们的这一观念。因为在大数据将交易过程中的所有要素都清晰地展示在交易各方面前时，也就消除了人为制造的“黑箱”，拆除了交易者的心理障碍，从而使得竞争没有必要。相应地，因为竞争而引起的交易成本也就节省了下来。进而，反射到了组织自身的运营中来，就会因为交易的透明化而缓和了资源占有的冲动。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交易总是表现为讨价还价的话，那么，大数据则会把交易变成合作而不是博弈的过程。

总体看来，工业社会中的交易是发生在社会总体环境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但是交易中存在的多层面、多维度的竞争往往会增强交易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一切博弈过程中都会包含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在后果上则会以损益的形式出现。而且，包含在交易过程中的制造和消除不确定性的所有行动，都会造成一定的消耗。这些消耗表面看来是由交易双方或各方承担的，事实上依然会被转移到未曾参与到博弈过程中来的人身上，即让那些无辜者去承担博弈消耗和竞争成本。也就是说，不仅竞争成本可以向第三方转移，交易成本也同样可以转移给第三方。在诸多交易中，表面看来，参与交易过程中的各方都从交易中获益了，达致皆大欢喜的结果，但他们在交易中赢得的也许正是交易过程之外的那些人损失的，除非交易仅仅是各方需求的满足而不是财富价值的增加。

归根结底，一切消耗都是需要计入社会总体的运行成本之中的，当大数据促使交易从博弈转为合作后，上述消耗也就从交易成本之中消失了。进而，社会总体的运行成本也就因为这部分消耗的退出而下降。当然，必须指出，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所有技术都只是促成社会变迁的条件，或者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要实现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的转变，还需要从思想和观念的变革入手。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合作的理念并生成合作文化的话，就能够走上终结竞争社会的道路，从而把竞争所引发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从根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