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中，“由于在竞争当中的判决与区分原则是成就，因此，时间，甚至是加速逻辑，就直接处于现代性分配模式的核心中。成就被定义为每个时间单位当中的劳动或工作（成就=工作除以时间，像物理学的公式所做的那样）。所以，提升速度或节省时间就直接与竞争优势的获得有关……社会竞争的逻辑是，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维持竞争力，不只是一种让人们能更自主地规划人生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唯一目的”。竞争施予人的是一种直接的社会压力，迫使人通过提高速度而节约时间。当每个人都努力加快学习、工作和所有社会活动的速度时，也就汇聚起了一种力量，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所以，对于工业社会启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进程来说，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竞争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基本动力之一。或者说，是一种主要动力。节省时间的技术和社会安排也是在竞争中获取发展动力的，是由竞争引起并由竞争推动的。

在个人这里，竞争造成的压力是无形的，而且是无法摆脱的，除非人们选择了宗教修行的道路，否则，人们就会时时处处都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因为面对竞争，不前进就意味着后退。“在生活所有领域的社会变迁都加速了的竞争社会中，个人会觉得自己站在‘滑坡’上：人的经验、知识、设备、穿着，甚至是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只要稍微喘口气，就马上会变得落后过时。”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就如从一个斜坡上下滑一样，加速地朝着竞争社会的低处滑去，沉落在社会的底层。因此，对落后的畏惧促使人在时间上争分夺秒，去努力开发出更多的时间。这样一来，更加推动了人的自我异化，使人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高速运行的机器。人就是一架机器，受到高速运行的社会驱使，在人自以为是自我的时候却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自我的。自我实际上早已丧失，只是人们还在背诵着近代早期的那些人文信条，或者受到所谓主体性哲学的欺骗，还以为自我是实存的能动主体。虽然人是竞争的主体，但竞争也不由他所愿，不是在他想退出竞争时就能够退出的。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中，他只是不得不被动地将自己投入到竞争过程中。比如，你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获得生存的某种资格，而你想以不竞争的方式走进大学校门，那是不允许的。

在工业社会的前期，主要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其他的社会群集形态之间的竞争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国际体系的生成，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也构成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竞争，也把其内部的所有构成要素都裹挟了进来，即把民族国家内部的竞争推向了极其惨烈的地步。因为，如果民族国家不经营起激烈的内部竞争，就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得到它所希望得到的优势。不过，根据罗萨的看法，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有可能包含着缓解加速的逻辑。他说：“在民族之间的加速器式的竞赛在当今仍然继续进行，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对经济上的有竞争力的位置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在这个领域当中，由于竞争可能会通过诸如引起税收资源的枯竭而侵蚀自身的基础，最终反而非常矛盾地缩小了竞争优势。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一体化和中央集权化加快了速度，因而从20世纪的后半叶开始，国家中间的差异就显然成为大宗交易的障碍，也成为加速的障碍：加速力量似乎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

我们并不知道罗萨所说的这个“超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加速力量是什么，也许他所指的是“跨国公司”。但是，如果认为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已经变得缓和了，那显然不是事实。即便民族国家间的发展差异构成了竞争的障碍，但那是就平等竞争而言的。事实上，由这种发展上的差异而引发的不平等竞争，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惨烈。虽然公开的掠夺、殖民等已经成为历史，但那些处在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国家，在名为竞争实为受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中，唯有在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去压低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而去“赚取”外汇。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即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某些可以向国民炫耀的东西，以求得政权的合法性。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把整个人类社会都推上了加速化的进程中。当然，民族国家必然会在全球化中走向衰落，个人间的、组织间的、民族国家间的竞争都必将在合作文化的生成中得到消解，但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也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如果合作文化能够成功地实现对竞争文化的替代，那也仅仅意味着拆除了竞争这样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器，其他的加速器都将还在运转。

在考察竞争的历史时，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游戏的体育竞赛可能比人类历史还要长得多，也许无法确认这种游戏是在生物进化的哪个环节出现的。在体育史知识的描绘中，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是被作为一个典型而被告知我们的，它给予我们的是竞技体育的形象。但是，我们认为，竞技体育的广泛开展是在工业社会。作为竞技体育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竞争意识及其文化也应当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引入所谓“奥林匹克精神”之中的。我们其实很难判断古希腊是否已经有了奥林匹克精神，就“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言，在当时也许是一种祭祀活动，也许是训练士兵的副产品，肯定不具有顾拜旦所确立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性质。我们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反映了工业社会的竞争理想，是根植于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的。

在工业社会中，现实的竞争——无论是在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是低俗的、龌龊的、劣行遍布和充满诡计阴谋的，以至于人们需要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一种仪式化的竞争活动去诠释竞争的理想，去暂时洗刷一下现实生活中竞争的污渍。所以，奥林匹克精神及其运动会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图腾。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技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其由体育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地方，表现为一种危险的、关于争斗的生活方式的浪漫——英雄主义变形”。特别是在足球运动中，这一点暴露无遗。我们知道，在媒体上，“足球流氓”这个带有污蔑性的贬义词经常出现，其实就是指那些进入了如痴如狂境界的球迷们。他们建立起了一种信仰，那就是对通过足球诠释的竞争文化的信仰，尽管他们以为自己所领悟的是一种“美”。(www.daowen.com)

当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取代了个体的人而成为竞争者，对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或者说，不仅对于利益追求的实现，而且对于社会进步，由经济组织承载的竞争活动都具有积极意义。也许就某项单独的竞争行为或过程来看，是一场零和博弈，某个经济组织的竞争收益恰恰是另一个（些）经济组织的竞争负收益。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却在这种竞争中获得了活力，得到了发展动力，从而促进了社会发展。事实上，在20世纪中后期，人们已经在观念上、规范上作出了较大调整，力求经济组织能够实现竞争共赢，即把竞争必须付出的代价转移到竞争者所在的系统之外，使得竞争者在直接的意义上实现共赢。然而，与此同时，在历史进步的维度上却出现了问题，即便所有竞争者都在竞争中取得了正收益，但总体环境的恶化也使竞争者甚至连带未参与到竞争过程中来的无辜者都陷入了失败的境地。也就是说，包括竞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面对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可以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在社会发展维度中出现了问题，使得竞争者的收益变得微不足道了。虽然竞争者在直接的意义上取得了可观的收益，但环境灾难、危机事件、风险社会等却使得这种收益归零。即便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短期内陶醉于自己所获得的收益，而长期看来，却是没有意义的。

从社会整体上看，“贾里德·戴蒙德在他的《崩溃》一书中，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梳理，确认了导致现存社会有可能走向衰亡的5个因素：环境破坏、贸易伙伴的失去、以邻为壑、气候变化和社会对环境问题做出的选择。所有这些因素，单独或组合，都可能引发社会的崩溃”。事实上，这些因素已经组合了起来。由于竞争行为的惯性，特别是人们对竞争合理性的深信不疑，使每一单个的因素都在加速恶化，而且组合的深度也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崩溃和人类的衰亡已经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威胁，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怀有恐惧而不愿意去想和不愿意去承认。为了使人类社会走出这种威胁，就必须改变社会存在和发展模式。其中，终结竞争文化并以合作文化取代之，就应当是一个可行的和必行的选项。所以，我们所设想的是，人类社会有着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转变的必要性，我们希望在合作社会的建构中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危机。

可以认为，任何竞争，哪怕是人们之间围绕荣誉的竞争，都是社会的腐蚀剂。就如阿伦特在雅典城邦那里所看到的，“城邦生活是由一种激烈的、永不中断的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永远追求英勇的人之间的竞争所构成，城邦公民要不断证明自己是所有人中最好的。这种竞赛的精神最终会让希腊城邦走向毁灭，因为它使希腊城邦间的结盟变得几乎不可能，此外还以嫉妒（嫉妒是古希腊的举国之恶）和相互憎恨侵害公民的民主生活，并常常威胁到公共福利”。其实，关于古希腊历史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与其说阿伦特所描述的是古希腊的竞争状况，毋宁说那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即便我们并不认为阿伦特是在借古讽今。当然，在工业社会中，人们更多的是在利益方面展开竞争，而不是为了表现英勇而开展竞争。正是这种为了利益的竞争，直接地构成了对人的物质世界的破坏。比如，使得环境、生态成了不再能够持续地对人的生活提供支持的慷慨施惠者。同时，单就社会自身而言，在利益方面的竞争也导致了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不平等、不公正、贫富对立等问题。

在雅典，由于存在着奴隶、外部人和妇女这些在人口数量上较大的非公民群体，他们为公民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使得公民无须去计较物质利益。也就是说，公民由于有着强大的外部群体为其提供物质保障而无须在他们之间开展利益之争，从而有了闲暇而把劲使在荣誉之争上。作为雅典公民的荣耀，表面看来为城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政治活力，实际上则腐蚀了人们的灵魂。如阿伦特所说，在公民之间滋生嫉妒、仇恨等，从而导致了希腊文明的衰落。其实，这种被阿伦特说成“古希腊举国之恶”的因素，在中国社会表现得更为典型。如果说嫉妒、憎恨等在古希腊尚能促人奋进，去战胜对手，那么在中国，更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消极力量，即破坏对手既有的优势，让对手活得不如自己。在中国，这一点似乎是千古不易的国民性，因而，所引发的社会治理成本也无比高昂。应当说，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原始教义以及道教、佛教的不争劝诫都产生了巨大的矫正或缓冲作用，却也一直未能根除国民性中的这一缺陷。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的市场教义引入后，使人的竞争得到了正名，更是把国民性中的这一缺陷激发出来，对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以至于社会治理不得不把重心调整在防范社会失序上来。这就是“维稳”的原因所在。

总体看来，竞争是一种历史选择机制，是在制造优胜劣汰中促进社会发展的。所以，竞争的历史功绩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当社会发展走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地步，由竞争构成的选择机制就会陷入“选择”失灵。而且，这种选择失灵会把整个人类领入死寂状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人类实现从竞争向合作转型的机遇。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选择了合作而不是竞争，将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延续竞争而放弃合作，则意味着人类有可能如恒星坍塌一样陷入死寂状态。这就是我们面向未来所持的一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