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正如福克斯和米勒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寄予无产阶级的解放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在这些失去希望的地方，仍然存在对被其他人不公正剥削的潜在批评”。所以，“哈贝马斯的革新就是要构筑这个批评并且提供一个新的解放力量。那驱使我们走向一个更加解放的平等社会的不是无产阶级、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学生或者其他任何革命性转变的代理力量，而是交往本身。交往要求平等的参与者。不平等的交往是矛盾的说法，不平等的主体间的交流或者是命令或者是默许”。如果说第二次启蒙的主题就是解放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从来也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治理体系的确立而走向失落，反而，资本主义基本结构上的压迫性质更加凸显了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正是接下了解放主题接力棒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直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主题一直被突出到一个显著的位置。只是在工业社会的不同时期，对解放主题的内容以及承担解放使命的主体的确认，表现出了不同。

总的说来，工业社会思想史的主旋律就是解放主题不断扩展和延伸的历史。即使在20世纪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时候，在欧洲大陆，解放的主题也一直激励着思想家们不懈地探索和思考。但是，也需要指出，工业化以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以结构化的这个工业社会孕育和培植了解放的主题，同时它又限定了这个主题，使思想家们关于这一主题的探索注定无法形成最终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也不例外。事实上，能够对解放主题作出客观性回答和诠释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当全球化、后工业化宣布工业社会进程终结的时候，也就同时宣布了解放主题下的一切探索的终结，进而用一种生活的主题来取代它。所以，如果说第二次启蒙是一场解放的启蒙，那么第三次启蒙将是一场关于生活的启蒙，尽管生活之中包含着解放的行动。

我们相信，在第三次启蒙中，辩证法依然会发挥着无比巨大的威力，它依然是理论思维必须遵从的原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写到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们所要遵循的是马克思的具体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的抽象辩证法。这种具体辩证法要求我们从现实出发，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去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对所有社会现象都作出泛历史主义的理解，更不是就事论事地孤立地看待所有的事物。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正处于一场转型运动中，而且这一点已经为人们广泛认同。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谋划社会治理变革方面，则似有似无地存在着勇气不足的问题。从现实来看，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整方案，在解决了某个（些）具体的、局部性的问题时，又总是发现更多、更大的问题向我们袭来。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困境。它意味着人类需要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中去谋求出路，这不是对具体辩证法的否定，反而恰恰证明了辩证法的缺失。正是在人们的思维以及观念上存在着辩证法缺失的问题，妨碍了人们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具体现实去寻求变革出路的努力，而是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处理琐屑的单个问题上了。一旦我们提出了社会治理模式根本性变革的要求，就会发现，其一，我们需要系统化的关于当前问题解决的总体性方案；其二，我们需要实现对产生了当前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的总根源的正确认识；其三，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应当具有共同行动的特征。这三个方面都对思维方式提出了要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场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运动去首先建立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后才能将众多国家、民族、组织和个人的分散的行动汇聚成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合力，以减少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阻碍和干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能够给予我们的。

就社会治理而言，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都是以支配和控制的方式去开展社会治理的。尽管工业社会在支配与控制方面有着完全不同于农业社会的表现，但支配与控制本身就是把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做法。当然，我们无意于将所有的支配与控制都说成是恶。我们相信，在社会治理中也许存在着善意的支配和控制，但就其形式而言，显然都包含着把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意蕴。所以，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意，一旦以支配和控制的形式出现，就必然会产生某些恶果。哪怕那种恶果不是直接地立即表现出来的，也会以隐蔽的形式存在或过一段时间后显现出来。特别是根据第二次启蒙中关于人权的观念去看支配和控制，就会发现，即便出于善意，支配和控制也确定无疑地剥夺了人的自由。即便对这种剥夺自由进行合理性论证，也改变不了事实，反而会陷入自由的悖论之中。当然，善意是可贵的，但那应仅限于提醒，即依据知识以及洞察力的优势而对施诸善意的对象作出提醒，至于他们的行为选择权，则是不可以剥夺的。所以，在第三次启蒙中，我们应设立一个必须加以追求的主题，那就是，探寻非支配性的和非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

我们认为，在第三次启蒙中，第二次启蒙确立起的社会以及社会治理框架将被抛弃，因而，产生于这一框架中的各种理论、学说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争议，也都将终结。第三次启蒙将确立起新的社会和社会治理框架，在新的起点上开拓社会发展的新行程。正如福柯所说的，启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它涉及地球上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的存在”。在每一次历史转型的时刻，原有的社会治理方式都会变得不再适用，以至于人们陷入一种关于“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迷茫之中。这时，如果学者不肩负起启蒙的责任，就应受到良心的责备。然而，一切致力于启蒙的学者，又“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宗奉于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而惰于思考的做法，都是丧失“理性的自由”的表现，或者说，都是逃避社会责任的表现。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满眼所见的都是既有思想和理论的依附者，他们缺乏“理性的自由”，躺在第二次启蒙既有成果的怀抱中寻求安慰，永远做个长不大的哺乳婴儿，去吮吸那一滴不再甘甜的乳汁。

自我是在自我意识生成后才出现的，它是自然的因素与社会的因素复合而成的。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详尽地描述了自我生成的过程。显然，在农业社会，人是从属于共同体的，作为个体的人只是自然意义上的而不是社会意义上的个体。是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自我意识的逐渐生成，才使人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才生成了社会意义上的个体。这就是米德所指出的，“单单身体还不是自我；只有当它在社会经验背景中发展了心灵，它才成为一个自我”。所以，我们认为，文艺复兴的伟大思想只不过在于发现了自然意义上的个体，它关于人性的论述也主要是表达人的自然属性。这说明，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发现而剔除了笼罩在人身上的神性，对于社会的建构而言，却不具有直接的意义。只是到了启蒙思想那里，随着社会意义上的个体的发现，才找到了社会建构的基础。尽管如此，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韦伯所说的那种情况，“政治的共同体一般到处都首先唤起人的共同性信念，包括在他的一些哪怕是人为的分支里，而且在它解体之后，仍然留下因这种信念而造成的障碍”。也就是说，虽然启蒙时期发现了社会的人，把人设定为个体化、原子化的人，但在对人的自我意识的剖析中，则赋予人以更多的社会性因素，比如，文化观念、社会经验等。这样一来，个人主义其实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没有展示出人的完整性。正是个人主义的这种不彻底性对官僚制的建构产生阻碍作用，使得官僚制无法完全把人形塑为工具，也使得官僚制组织从来也无法达致其理想状态。这可以说是因为第二次启蒙的某些失误而使人在20世纪的工具化进程中没有完全异化为工具。

如上所述，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许多启蒙思想家有着自然情结，他们崇尚自然，甚至有一些人标榜为自然主义。其实，直到今天，当我们使用“自然”的概念时，也往往是要描述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或者，我们搬出了这个概念是为了表示一种终极性的证明：那是存在的，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这种做法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观念其实产生于极其原始的古老时代，一直绵延至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是以一种独断式判断的形式而得到了广泛应用的。尽管可以归类到自然主义阵列中的学者是非常有限的，但关于“自然”绝对性的观念却存在于几乎每一个学者的头脑中，即便在怀疑论那里，也不敢断然否定自然的绝对性。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现象：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那种存在于古老观念中的自然已经消失了，空留下了自然概念中的独断论形式。打个比方，人类站在冰山上，或者说，人类在一座冰山上啃吃冰渣，可是冰山逐渐溶解了，人类却不知道，人类生活在祖祖辈辈排泄的便溺中，却以为依然立于那座冰山之上。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粗俗的比喻，却是人类的真实境遇，那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可以称为自然的东西。如果说人类需要正视这一真实境遇的话，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全部观念。

客观地说，人类前行的轨迹指向了远离自然的方向，越来越远离自然。对于今天的人类及其社会，已经无法在自然的坐标中定位，而是需要在人的行动中捕捉基准。所以，我们要求终结以往的所有理论和学说，从而开启一场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其实，就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科学的发展比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进程先行了一步，这就是20世纪中期发生的所谓“第三次科学革命”，用人造的世界彻底地置换了原初的自然界。这是工业社会的伟大成就，也是工业社会所造的孽果。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开始显现出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迹象。这些新的现象在工业社会的框架中是以异质因素的形式出现的，并不断地积聚起来，向工业社会发起轮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第三次启蒙的问题，自觉地认识这些新的社会性因素并因势利导，不仅是为了纠正工业社会行进道路上的偏差，而是要对人类社会以及与人类相关的一切都进行重新建构。(www.daowen.com)

对于第二次启蒙运动，卡西尔是这样描述的：“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我们相信，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学说和理论，旨在打开后工业社会通道的启蒙也许正是诸多学说和理论相互激荡而构成的历史过程。在这些学说和理论中，有价值的因素是那些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方式加以自觉建构的意见。但是，我们现在所受的羁绊还主要是工业社会的话语。面对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强势话语体系，能寻求到的对后发展国家有利的解释就是其中的道德内涵。只有充分地发掘18世纪启蒙以来全部思想中的道德内涵，才能为后发展国家以及所有国家的边缘人群在全球化过程中开展政治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持。撇除道德，后发展国家以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边缘人群在政治建构中就必然处在话语边缘的位置，处处被动，并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得不接受那些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及其人群的安排。

所以，我们在第三次启蒙中必然无法回避平等的主题。根据昂格尔的意见，“作为去享受某些特定好处的抽象机会，形式平等的语言是一种权利语言，而不是一种关于某种具体或者切实的社会生活经验的语言”。这一对第二次启蒙的批判，显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考虑到权利是启蒙思想家的设定，而不是在自然演进和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那么，形式平等也就是人们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模式和生活方式，是近代以来的人们根据启蒙思想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在社会发展中，如果人们不满足于人与人之间的形式平等的话，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只要人类社会处在进步的进程中，也就应当突破人与人之间的形式平等，最为直接的突破方向就是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

就第二次启蒙的思想准备来看，无疑需要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一般说来，人们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就已经取得了反神学的胜利，为世俗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至少，人们会把启蒙运动看作社会彻底世俗化的界碑。然而，根据桑内特的考察，“有些人认为18世纪的自然之神依旧是一位神明，所以世俗社会只能从19世纪开始算起”。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任何革命运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在人们的心灵中，旧世界的阴影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新世界的形象也是逐渐地在人们的心灵中明晰起来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也同样会有着这样的表现，旧世界在人们心灵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可以为那些替既存的一切进行辩护的理论说辞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事实上，工业社会的话语以及全部社会设置都有着强大的自我维护和自我修复功能，即便它屡屡失败，也不会被人们所放弃。特别是我们时代的学者们是由工业社会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形塑出来的，他们习惯于以智者的面目出现去做那些愚蠢的事情，会竭尽全力地去替工业社会的一切进行辩护，努力去扼杀一切给人带来希望和指引人类前进方向的新思想。

在直接的意义上，也许我们会遭遇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到了后工业社会还有没有宗教？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以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得到启发的。马克思说：“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占统治地位罢了。”宗教会存在于人需要精神信仰的地方，但必然会在不同的时代而具有时代赋予它的特征。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这个时代所独具的时代精神，宗教也会包含着时代精神。到了后工业社会，如果还存在着宗教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宗教也不再是我们在工业社会以及此前的社会中所看到的那种宗教了。

当然，在工业社会，由于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宗教反映时代精神的状况也不平衡，并由此而导致了宗教的冲突。进而，这种冲突以文化以及文明的冲突表现了出来。到了后工业社会，由于经历了全球化运动，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将会得到矫正。这个时候，虽然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在宗教信仰上还会表现出形式上的差别，会拥有多元化的宗教和宗教派别，但在实质上，它们都能够较为充分地包含着共有的时代精神。因而，大规模的、实质性的宗教冲突也都有望消失。这是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未来，在今天，是以一种理想的形式出现的，却包含在客观趋势之中。对于第三次启蒙而言，不是等待这个未来自动走来，而是需要通过建构行动去赢得这个未来。

在农业社会发生的时期，“巫术的部落制度的崩溃，是和以下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认识到不同的部落里禁忌是各不相同的，认识到不同的禁忌是由人来强加和强制执行的，而且假如一个人只要能够逃避他的同族人强加的惩罚，就可以违反它们，而没有任何不愉快的影响”。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尽管所有的民族国家建构都遵循了启蒙时期所确立的一些共同原则，但不同的国家在法律上以及社会治理规范上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了诸多传统因素，因而使得不同的国家在社会治理上有着一定的差异。这样一来，如果人们对他国的生活形态和治理形态抱有更多的向往的话，就会通过流动而去选择自己所期望的生活形态。结果，就会表现出与农业社会生成时的情况的某种相同，那就是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如果这种现象普遍化的话，那么，民族国家的既有社会治理就会遭遇新的情况。一方面，原先作为民族国家治理对象的因素不断地减少；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中，流动进来的新因素却不是民族国家根据原先的理念和做法可以施以治理的。这就是流动性对既有社会治理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只能在第三次启蒙中去寻求应对方案。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的时刻，而我们又在第二次启蒙中学习到了“理性”这个词语，使得我们不希望未来自动地展现于我们面前。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有所作为，那就是接受全球化、后工业化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一场启蒙去建构未来的社会以及属于这个社会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