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既有的学术语境中，用来描述历史运动的“启蒙”概念往往是特指的，一旦提到启蒙，人们立即就会想到18世纪。然而，人类历史上并不仅有18世纪那一场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那场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是工业社会，在历史上，还曾经发生过一场启蒙农业社会的运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古希腊，都出现了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的伟大思想运动，那其实就是一场启蒙运动，是启蒙农业社会的运动。当我们指出人类历史上除了有过一场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外还有另一场启蒙运动，即启蒙农业社会的思想运动，实际上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既然在历史上，18世纪的启蒙不是唯一的一次启蒙，那么，我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人类走向未来的征程中还会再度发生启蒙运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确立一种观念，那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永恒的。

一场启蒙运动总是与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一场启蒙运动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全部问题，一场启蒙运动的成果也不可能适用于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当人类历史走进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就必然会要求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即需要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去开辟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当前，在我们遭遇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候，掀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是在情理之中的。而且，我们恰恰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去开拓未来，把人类领进新的历史阶段。甚至，我们需要通过一场启蒙运动去解决当下的问题，让人类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顺利地前行，不至于屡屡遭受风险与危机事件的困扰。总之，我们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古希腊的思想运动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把发生在18世纪的思想运动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而现在，我们则需要承担起第三次启蒙运动的使命，需要通过这一场启蒙运动去确立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基本方案。

就第一次启蒙运动而言，古希腊的启蒙成果未能延续下来。与古希腊的启蒙相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启蒙运动成果则得以继承，因而，缔造了中国农业社会的辉煌。毫无疑问，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启蒙成果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因而，中国建立起了伟大的农业文明。在西方，由于古希腊的启蒙成果遭受了蛮族的破坏而没有得到利用，致使西方的农业文明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我们认为，就农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来看，中西方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其奥秘就在于农业社会的启蒙成果有没有得到利用。同样，就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来看，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也存在着巨大反差，其原因也是一个有没有充分地利用18世纪的启蒙成果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对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启蒙运动本身进行评价的话，还可以看到，之所以中国的农业社会启蒙运动更为成功，其奥秘就在于它是全面的，它围绕着“农业化”的中心议题展开了从技术到社会治理再到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作出了深入的研讨。而且，对诸如灌溉农业、治国本末、乡村秩序、伦理教化等各个方面也都有着具体的方案，特别是有着系统的服务于农业的科学技术规划和设想。所以，它的成功亦如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成功一样。如果说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开拓了一个工业化的空间，那么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启蒙运动则开拓出了农业化的空间。不过，归结起来，这两场启蒙运动都可以看作是对社会治理空间的开拓，分别建构起了统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先秦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使农业社会的秩序文明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灵魂。中国社会因此拥有了一种能够适应农业社会要求的“自然秩序”。这是一种近乎天成的秩序，根据近代以来科学研究的方法，也许可以从中分析出所谓“组织秩序”“自发秩序”等，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先秦思想家——特别是儒家——所规划出来的一种“计划秩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其实是一种混元一体的和不可分解的秩序，只能被理解成是一种未分化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天人感应”而生的混元秩序。

其实，自觉建构的秩序是始于第二次启蒙的。我们看到，工业化、城市化也是社会组织化的过程，“我们现今所熟知的组织形式产生于17—18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当时正值欧美政治和经济扩张时期和启蒙运动的过程。在此期间，不仅组织的数量和应用领域激增，而且发生了结构的转变，从先前的基于亲属纽带和个人关系的‘公社’形式，转变为基于除了对目标和利益的共同追求外无其他联系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安排的‘合伙’形式”。有了组织并通过组织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才使得社会治理成为可以规划、可以设计的理性化的活动，因而，所获得的也就是一种创制秩序。创制秩序是可以分析、分解的，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秩序的获得以及构成等也是可以进行分别考察和研究的。与这种创制秩序相比，农业社会的秩序虽然也是由社会治理体系加以维护的，但始终具有自然秩序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是一种自发的自然秩序，所以，我们也将其称为一种混元秩序。

现在，人类正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同样需要通过一场启蒙运动去开拓新的社会治理空间。对两次启蒙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启蒙运动在进行社会治理方面的安排时，所注重的是社会既有的等级之势，强调顺势而为，所以，其建构性特征并不突出，而是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色彩。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其后的理论探索都具有明确的建构色彩，是知识分子承担起了建构社会及其治理模式的任务。正如福柯在人文科学考古中看到的，“考古学分析可以得到的对象，是整个古典知识，或者还不如说，是把我们与古典思想分割开来并构成现代性的那个门槛。正是在这个门槛上，被称为人的那个奇异的知识物种才首次出现，并打开了一个适合于人文科学的空间。因设法揭示最深层的参差不齐的西方文化，我把种种裂缝、不稳定、空隙还给了我们的沉寂的和天然静止的土地；再次在我们脚下显得不安的正是这块土地”。根据福柯的看法，在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上，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出现而开拓出了社会发展的空间，造就了现代社会及其社会治理。的确，这一点构成了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根本区别。(www.daowen.com)

在农业社会，有“文人”却没有知识分子群体，更不存在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虽然中国古代与西方有所不同，出现了“士”这个阶层，而且魏晋时期的“士”也以狂放不羁著称，但总体看来，“士”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构成部分，并没有扮演起批判者的角色。就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来看，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在社会等级结构已经生成的环境中发生的，担负启蒙使命的人本身就是统治精英，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则涌现出了一大批知识精英。这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状况，正是在社会分工中，产生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知识分子群体钻研科学、分析历史、观察现实而专事知识生产，创造出了思想，建构起了理论。虽然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并未直接参与社会实践，但整个社会治理的安排是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指引下进行的。所以说，正是他们开拓出了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空间。

福柯认为，拥有知识的人并不是人的终极形式，“知识的人”将会消失，在再次降生的时候，除了拥有知识之外，还将获得其他方面的内容。也许拥有知识的人仅仅是现代性的标志物，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现在，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转折点上，福柯所说的“脚下显得不安的这块土地”正在生长出新的奇异物体。其中，人将是最奇异的新生物。正是这些奇异的新生物，将担负起第三次启蒙的使命。

在跨过了后工业社会门槛后，我们在工业社会中已经熟悉了的那种“知识物种”必将以新的形式出现，即成为一种“新物种”。根据我们的看法，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开拓未来社会治理空间的将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将会消失。因为全体社会成员都将成为拥有知识的人，那样的话，也就不再会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因而，开拓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空间的，将会是全体社会成员。严格说来，将是一切参与到合作行动之中的行动者。但是，在后工业社会尚未定型之时，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拥有知识的人还将发挥着引领作用。就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社会变革和政府改革运动来看，虽然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改革方案的设计等，都可以看到原先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的贡献。特别是活跃于各类“智库”中的人，虽然他们蜕去了知识分子的外壳而转化成了“社会工程师”，不再把人文关怀当作一回事儿，但还是应当将他们看作是有知识的人的。知识分子向专家的蜕变是社会分工更加精细的结果，却也说明，由于专家不再像知识分子那样拥有人文情结，不再是博学多才的象征，也就不可能独力承担起开拓社会治理空间的工作。合理的理解应是，专家只能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中扮演特定的角色，需要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去开拓未来的社会治理空间。

从现实来看，知识分子往往以批判现实的行动而为自己涂脂抹粉，以为自己拥有批判现实的勇气而品格高尚。不过，在工业社会后期，或者说，从20世纪的情况看，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只是技工的角色，他们在启蒙时期所确立的意识形态之下以技工的眼睛审视社会，以为构成社会的所有方面和要素都是可以拆分的零件，并表达出挑剔的声音。他们其实并未发现这个社会的真正问题所在，也没有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发挥什么积极作用，至多只是要求现实合于那个早已过时了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并不能指望这些已经演化成了专家的知识分子去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意见，甚至我们需要防范这种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恪守近代早期的那种陈旧意识形态而倒行逆施。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前行快车道上，如果知识分子因维护旧的意识形态而逆行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

基于一种历史发展观，我们不难想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断和连续性的统一。从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向更高的历史阶段的转变，可以理解成历史的中断，但这种社会转型决不是人类社会回复到了历史原点后的再发展，而是对前一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发展成果的继承，是在继承的前提下发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因而，就会发现历史的连续性。第三次启蒙作为人类进步的一个新起点，必然是对人类已有文明成就的继承，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出接过了第二次启蒙的主题而进一步加以探讨的状况。所以，就第三次启蒙是要启蒙后工业社会而言，虽然会表现出对工业文明的否定，但这种否定的目的是要从中发现对后工业文明建构具有积极价值的因素，并加以继承。可以相信，第三次启蒙会比18世纪的那场启蒙运动有着更多“扬弃”（黑格尔语）的特征。

当我们的视线转向中国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人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中国社会还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尚未建构起发达的工业社会，因而需要承担起第二次启蒙的使命。对于这种看法，我们不能赞同。其一，从历史上看，直到18世纪，西方国家也没有实现对第一次启蒙成果的应用，却掀起了第二次启蒙，直接地把一个在农业文明的意义上十分落后的地区转变为工业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要求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必须走完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更不应要求所有地区都在第二次启蒙方面做得尽善尽美。其二，全球化、后工业化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地球村”的出现，全球的所有地区都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有着高度的关联性，那些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课题尚未得到完全破题的地区，也同样感受到了后工业化的压力，遭遇了后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需要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劣势的情况下承担起更多的后工业化压力。所以，我们认为，那些并未建立起发达工业文明的地区，也必须承担起第三次启蒙的使命，甚至需要通过第三次启蒙运动去解决那些本应属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课题，实现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