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采取了许多与自由主义主张相悖的措施，为了缓解极度的贫富差距，需要政府出面进行二次分配，福利经济学派因此而诞生。福利经济学派认为，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目前，西方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此观点，有些国家建设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

若要调节人们的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实行税前调节，在分配收入时做到大致平等，这就需要对财产型收入进行限制，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使人们收入主要来自自己的劳动；二是实行税后调节，在初次分配时不进行限制，但对高收入者收取较高的税收，使人们的税后收入大致平等。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与马克思主义甚有渊源的社会民主党，其主要的目标就是致力于实现消除贫困，使人们的收入不致相差太大。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改良，其措施包括使部分企业国有化、通过二次分配实施全社会的福利政策等。应当指出，西方国家的国有化政策并不成功，有的又重新实施了私有化改造，但其通过税收实行二次分配的政策被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笔者以为，自由主义学者所标榜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理念在西方已经有所变化。税收分为为满足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的税收与为再分配所收取的税收两类。而为再分配收取的税收某种程度上与私有产权相冲突，这在遗产税的收取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也说明，西方社会也有往中道而行的迹象。

虽然西方社会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但通过税收进行二次分配来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根据《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的统计研究，2000年时美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据美国国民收入的45%—50%。^[1]因此，仅靠税后调节并不一定能够解决贫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另外，在当今世界，资本的流动已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只有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才可能对以遗产税为代表的再分配税收施以较高的税率，否则必定会引起资本外逃。并且，2008年后欧洲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也证明走福利国家道路的弊端是很明显的。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更何况，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中国现有的国情也不允许完全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问题。因此，坚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我国解决公平分配的途径之一。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是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现实选择。

资本主义社会对经济危机的应对目前来说可以说是无力的，虽然现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呈现出了新特征，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前文提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矛盾，除了一般认为的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性与社会总体生产的无计划性总会导致生产过剩，引起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以外，企业经营的专业化使得资本家及其继承人对经营企业无兴趣或无能力也是重要原因。

晚近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特征，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呈现，是因为制造业均已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因而，与生产过剩相关的危机不再发生。金融危机的爆发以投资泡沫破灭特征呈现出来，其爆发原因似乎与公司的治理问题也有一定的关系。

以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为例，所有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经营者不可能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投资出现了泡沫，但是对泡沫破裂的具体时间并不确定，泡沫的持续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作出选择。一个选择是为公司的长远利益对该类企业的投资进行规避，但这很可能使公司的当期业绩受到影响，致使公司的股价出现下滑，若泡沫持续的时间很长，则业绩长期不振，甚至会引起股东的不满。^[2]另一个选择是从众，与泡沫共舞，这样可以提升公司当期业绩，若自己能够准确判断出泡沫破裂的时间，则在泡沫破裂前夕撤出最好，即使没有及时撤出，如大多数参与的企业都遭受了损失，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这涉及如何评价公司管理层的绩效问题，因为对某公司管理层业绩的评估取决于一定时期内公司与一组竞争者的业绩基准的比较。^[3]试想，作为公司管理者面对不知何时破灭的泡沫，若拒绝参与，则自己企业的业绩很可能因持续数年的与参与泡沫的同类企业相比出现下滑而致使自己的收入下降，甚至可能由于股东的不满而失去工作；而若参与，则即使因未躲避掉泡沫破裂而使企业遭受损失，但同类企业也大都遭受损失，就可使自己的责任得到减轻或豁免，所以作为利己的理性人，多数管理层选择从众就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了。因此，科学设计对管理层的评估与激励体系，可能会对抑制西方近些年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没有解决好公司经营者绩效评估及激励问题，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否在这方面做到更好，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毕竟作为国有企业，其存在的理由不仅是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且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也是其应尽的义务，其经营者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可以更加多元和客观。(www.daowen.com)

资本主义社会为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明了所谓“集体资本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制度，“私人拥有”的企业正在逐步消失。^[4]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产业资本，已经从个人所有转移到为大规模的公众融资的公司所有。这些公司的控制权在名义上是掌握在“公众”股东的手中，实际上是掌握在公司的经营者手中，也就是说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分离。^[5]毕竟，在现代社会，企业经营已经是非常专业的工作，由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是必然的选择。即使马克思并不认为“公共公司”是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但也不否认，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6]如果说股份制某种意义上是因需要集资从而扩大投资的规模，其“准社会主义”色彩是客观规律发挥作用所致，那么对公司治理理念的变化则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传统公司法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公司治理中的权力配置是以股东大会为中心的。但是随着理念的变化，人们不再认为公司应该奉行股东至上理论，而应采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合同的连接体，订立合同的主体不仅包括股东，还包括债权人、职工和消费者等。^[7]西方各国在公司制度的设计上也体现了这种理念。

在欧洲大陆法国家，虽然股权相对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如英美法国家分离的程度深，但是，各国在公司治理上均采取各种措施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如在德国公司实行职工内部共同参与制。按照1976年《共同决定法》的规定，职工人数超过2 000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设立监事会，监事会一半席位属于雇员代表。而监事会负责组建批准董事会，也就是说监事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企业的管理委员会。^[8]这充分体现了股东与职工共治的理念。而在东亚的日本，则更进一步，在劳资关系上奉行职工主权思想，即企业是职工的企业。这与我国国有企业提倡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何其相似。

在英国和美国，虽然仍标榜股东中心主义，但因其股权高度分散，多没有所谓的控股股东，成为了“真正的”公众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尤其是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用对公司的控制权换来了流动性，因而当其对公司的业绩不满意时，多选择用脚投票，和职工相比，其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更淡一些。美国的公司文化中，通过雇员直接参加公司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是不可能的，但他们选择了变通的方法，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来实现员工参与公司治理。^[9]此外，近些年来，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成了美国股市重要的投资者，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对机构投资者的一项研究，在1989年，最大的20家养老基金拥有通用汽车公司10.6%和IBM公司9.1%的普通股。另外，机构至少拥有50家最大公司中27家一半的股票，以及50家最大公司中47家公司1/3的股票。而其中多数养老金为州或地方政府控制，因此，这些公司也可以被称为是政府间接控制的企业，彼得·德鲁克将这种现象称为“养老金社会主义”。^[10]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现代公司制度是否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马克思的观点与恩格斯是有分歧的。马克思认为，所谓的现代公司制度不过是一种融资制度，是资本的基本体制，即信用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证券市场、公司上市制度不过是金钱游戏，是资本将剥削范围扩至全社会的一种体现。而恩格斯则认为，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其体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制度，是在向社会主义公司制度的过渡，也是资本主义解决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一种尝试。笔者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恩格斯的观点更加务实，资本主义的现代公司制度尤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对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是主动也好被动也罢，采取了一些与自由主义相悖的措施来解决其社会的矛盾，但其仍坚持了自己的基本制度。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也应顺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伦理，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时也应如此，对国有企业不是实施全面的私有化改造，而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使得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若制度设计得合理，则甚至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水平。所以说，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