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相通之处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并不因民国的建立获得完全的主权。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只靠单纯的启蒙，选择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若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引出了与启蒙同样重要或许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更重要的问题：救亡。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国共两党在选择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分歧，更多的是路径的分歧，即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个外来的思想或宗教能否被接受，某种程度上是看其宗旨或实践能否与接受国固有的文化更加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于资本主义理论应该说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更加契合，更能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主流的价值观更加符合。肯定有学者不同意该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一直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不可能有相通之处。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儒家思想有根本区别，而这种区别更多地体现在阶级立场上。一般而言，大家认为儒家思想是站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但是抛开阶级立场，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法、道德观念甚至经济思想方面都与资本主义有重大区别，更多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近。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深受《周易》影响的中国文人对辩证法的思维范式并不陌生，接受起来可谓毫不费力。且自从理学兴盛，人们对社会的发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学说也予认可，而不像西方学者，对历史的发展是否遵循客观规律争论不休。而且，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儒家倡导的所谓大同社会也有相通之处。

在道德观念的提倡上，马克思主义主张利他，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对比一下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宣言，可以看出，二者的理念及其表达理念的方式确有相通之处。而资本主义主张利己，认为利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不符合儒家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商人是追逐私利的小人，应予唾弃。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商人或资本家是剥削工人阶级的蛀虫，应予批判。传统上，儒家主张重农抑商，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易于为中国的传统伦理所接受。

其次，与马克思主义相似，中国传统思想也注意抑制资本的力量，认为民间资本的扩张，包括农业资本和工商业资本，应有一定的限度，否则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即使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平均地权、抑制资本的主张，不但提出要平均地权，还主张土地价格上涨的部分应归于国家，被列宁称赞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并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与历史上儒家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或土地使用权的主张也有相通之处，有区别的是实施方法不同而已。

2.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旧中国面临的救亡需求

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也是一个租界林立的半殖民地国家，更何况又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国革命者面对国家的危亡，是优先选择启蒙还是救亡，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当然，不能说二者完全矛盾，但肯定有所侧重。选择启蒙，让资本主义慢慢成长，还是选取救亡，以迅速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苏联为榜样，建立强大自主的国家，是当时国内所面临的选择。(www.daowen.com)

启蒙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强调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提倡个人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救亡，则是要求国民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存亡，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显而易见，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时，选择为国家牺牲，比选择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合情合理。其实，笔者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的利己理论，在要求人们为国家的利益参与战争并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对利己的个人来说，最大的私利是维持自己的生命，没有更高的价值能取代生命的意义。而参与战争，并为此献出生命，无论如何解释也不能说是利己的行为。但是，如旧中国，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以提倡利己的启蒙运动，必然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笔者将在下文以胡适与鲁迅两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例加以分析，以探求当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在政体的选择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也产生了对立，并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后，国民党发动了内战，由此国共两党面临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

胡适与鲁迅一样，都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对中国的没落负有责任，因而都责难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也促成了两位在新青年时代的合作。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直接指出“礼教吃人”，而胡适先生则认为，那个持续了几千几百年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但是，在推翻清朝政府后，中国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两位出现了分歧。

胡适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不但反对抵制西洋文化，也反对保守的折中，主张全盘西化。但是，他所主张或所遵循的道德，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胡适一生的大半时间，并没有认识到自由与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主张有国家干涉的自由的社会主义，但他最终还是转向成为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奉者，承认了私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希望借由建立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达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可见，即使如胡适这样主张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利己主义思想，接受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而一般民众的意识，因教育的原因，也会认为追逐私利是不道德的行为。

但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如何呢，不可否认的是，民国建立以后，实行了初步的市场经济制度，使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1912—1920年间工业增长率达到了13.4%，经历了1921—1922年间短暂的萧条期后，在1923—1936年取得了8.7%的增长率。现在的一些学者认为若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国就会顺利发展，走上强国之路。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发展之路被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打断。这也告诉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之一是，国家必须强大到不受外国的干涉，能给经济提供一个独立的发展环境，在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奢谈保护个人的自由、财产不受侵犯，那是不合时宜的。

即使没有战争的破坏，民国时期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也是一个问题。虽然在1912—1938年间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但它是不健全的。在此期间，取得进展的主要是轻工业如面粉、纺织及一些日用化工行业，而体现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重工业的发展却乏善可陈。清末时期，由于许多工矿企业大多是官办、官民合办或官督商办，且建立企业的初衷是实业救国，所以工矿企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民国时期，重工业不但没有取得进展，有些行业还有明显的退步，并且在为数不多的工矿企业中，外国资本的比重也基本保持在70%—80%之间。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建立一个完善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二战”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的企业，组建了官僚资本，但在重工业上也仍无建树。在1947—1948年间，经当时民国政府经济部核定，全部国营事业之估价总值为2.5亿美元，而属纺织业的中纺公司一家总值就已达1.3亿美元。随着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此种借助启蒙思想的普及，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尝试得以终结。由此可知，对于后进国家，仅仅依靠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的理念，即私利可达公益是不够的，因为博弈论告诉我们，需要进入理性主义的第四阶段，规定理性阶段，即对私利的追求并不一定符合公益，需要借助外力制定规则，联系沟通，使博弈方选择合作，若要使博弈方合作，政府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的实践也告诉我们，若没有一个按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历史不会给中国机会去建立健全的民族工业，而像旧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依靠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

如果说胡适对启蒙与救亡何者更重要的认识还有模糊之处，所不同的是，鲁迅一直将救亡当成中国最紧迫的任务。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明确提出，他从事文学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所以他早期的作品大都是对旧文化的批判。至于鲁迅对西方文化及社会主义持何态度，在他的《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中给出了回答。对西方文明，鲁迅的态度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相似，他认为在中国，和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先进的）“文化”，只看到他们用先进的科技与武器，对中国人民进行屠杀。诚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鲁迅当时痛斥西方国家实行野蛮的殖民政策，也是当年多数中国人的切身感受。而且鲁迅看到苏联因实行社会主义使国家得以迅速富强，因而增加了许多勇气。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战斗的作品更为重要，并对当时一些文人不顾国家危亡仅写一些风花雪月的作品予以极大讽刺。

可以说，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契合之处，而使中国广大民众容易接受。而其所提倡的利他、利国的道德追求相比于资本主义的利己道德，更加符合中国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建设健全经济体系的政治优势，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着两个选择，是维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继续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但要将人民直接从神权、君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要将人民从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后者，希望中国社会直接进入消灭了资本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借鉴苏联的实践，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现在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有其弊端，需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它，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新中国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