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王安石变法与税收货币化的探讨

王安石变法与税收货币化的探讨

时间:2023-06-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意味着,王安石认为国家的税收最终体现在货币上,而不是实物。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正如现今西方学者所言,良好的初衷往往带来恶果。王安石的变法遭遇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有二。王安石未意识到,商品社会只有在交易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形下,商品交易才能正常进行。

王安石变法与税收货币化的探讨

虽然北宋国家的财政收入创了新高,但由于著名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和冗费,又想收复燕云十六州,于是财政入不敷出,因而,王安石与神宗决定变法。这里主要就王安石在经济方面的变法内容进行讨论,并且仅就其有新意的举措加以陈述。此外,有些措施如市易法与汉武帝王莽的措施一样,不再述说。

王安石认识到财富只有流动起来才会增长,国家的税收也会增长。就如现在所谓的资产证券化一样,将沉淀的财富盘活,财富才会增长。王安石施行“青苗法”,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的利息。放债的资金来自仓储。该措施不但盘活沉淀资产,还意味着王安石似乎懂得,可以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24]

可以说王安石认识到了资本的作用,模糊地认识到资本的积累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将国家仓库里的沉淀物资转化为资本,并将其借于民间,试图在收取利息的同时,希望通过资本的流动带动税收增长。

王安石改革的另一新举措是希望用金融管制的措施操纵国事,如均输法,国家的实物税收,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这意味着,王安石认为国家的税收最终体现在货币上,而不是实物。该做法有点资本主义的意味,资本家生产可以用“资本—商品—资本”的循环过程来描述,资本家所追求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或如马克思所言是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王安石的做法与此类似。均输法的目的不仅仅是将货物押往京都,还要对其保值增值。

实施免役法也是同样的道理,其试图用金融的方法,去除过去差役法弊端。关于差役法,也叫衙前,今人的评论有两极。一说,差役法由于没有报酬,一般挑选当地富户执役,一旦担任衙前,除非破产,则永无休息之期,不出三五年便倾家荡产。[25]因而,乡间百姓不敢致富,惟恐担任衙前,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另有人认为,担任衙前由于没有报酬,往往依靠贪赃枉法为生,通过欺压良善、巧取豪夺等不法手段盘剥百姓,使宋朝的吏治更为败坏。[26]无论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或者两种情况皆有,都属恶政。王安石要所有百姓在交完税收后,分不同情况交免役钱,似乎更加公平。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正如现今西方学者所言,良好的初衷往往带来恶果。王安石的变法遭遇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有二。(www.daowen.com)

一是其官营经济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掌管官员与交易的对象并不平等,可以凭借执政优势强买强卖。如青苗法,官员为了取得业绩,往往强迫没有贷款需要的民众贷款,以收取利息;主管市易的官员在购买或销售商品时往往自行定价,强迫商人接受不公平价格,或者,与商人勾结,牟取私利,使实际效果不但没有利民,甚至扰民。王安石未意识到,商品社会只有在交易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形下,商品交易才能正常进行。而官员的品行也不值得信任,他们行事时仍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

二是免役法听起来似乎应该没有任何争论,但实际上当时南方人和北方人却又不同意见。南方人较富裕,或许经商的也较多,愿意交钱免役;而北方人较穷,不愿意交钱。其实反对免役法,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知道,若钱贱物贵,百姓一般愿意卖少许粮食,交钱了事;但若钱贵物贱,百姓就可能不愿意交钱。而宋代实际是一个极为缺乏钱币流通的朝代。宋朝的经济较为发达,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加之商业兴旺,很需要与之相配的货币供应量。但中国历来贵金属供应并不富裕,缺乏金属货币,以致被迫启用了纸币,因而宋代基本可以说是一个钱贵物贱的时代,其百姓反对交免役钱也就不足为奇了。后世明清两代所谓的一条鞭法、地丁合一法的改革,都规定可以用货币代替徭役甚至税负。若遇外贸进展顺利,中国赚取大量白银外汇时,则钱贱物贵,改革就会进展顺利;反之,改革就会导致民不聊生,最终失败。

王安石的一些理念虽说先进,但是,这些理念若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可行。若实施商品经济,并使帝国之财政商业化,则金融管制及各项经济措施与法规必须就位。有关汇兑、保险商业银行、海商、抵押等措施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27]

回顾历史,几乎每次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革,其实在理念上也都有进步。如桑弘羊认识到财富并不只出于土地,从事工商业也是创造财富的渠道,甚至是更有效的渠道。王安石认识到将沉淀的财富盘活成资本,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遗憾的是,每次改革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没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问题,总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评判改革的是与非,致使这些进步的理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没有在中国历史上诞生。并且,改革者总希望借助国营经济达到目标,而未认识到在物质财富有限的时代,人们包括官员的道德水平也不足以摆脱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即官员及从事国营事业的人员在进行决策时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或国营企业利益之上。毕竟,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对私利的追求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虽然在历史上,某些方面中国的理念领先于西方,但中国的理性主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即私利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可达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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