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将《周易》由占卜之书变成儒家经典的途径是将自然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提升为道德感悟，也就是用道德的视角看待一切事物，使中华文化中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演变成道德的工具。例如，将乾卦中的“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结合，将占卜变成义理。循此理路，后人将本可以认为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的五行，比作日月星辰、五脏六腑，以至仁义礼智，使本可以沿着该朴素的思路进入现代化学的路径被打断，误入歧途。

科学知识有三个来源，即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与科学试验。前两者尤其是生产实践在古代主要依靠在第一线的生产人员，如种地的农民、做工的工匠。而科学试验则需要受过教育的文人与工匠结合，因文人受过系统的逻辑训练，一般而言其智商肯定“在线”，可以把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经过归纳与演绎，抽象成有一定适用范围的客观规律。而孔子则极端地看不起农民与工匠，在《论语·子路》中有如此表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若他说自己不如老农或花匠懂得种植技术，还可以说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但孔子却把对种植庄稼或培育花木感兴趣的樊迟称作小人，则充分暴露了其歧视劳动的态度。后来，孟子又将其发挥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7]虽然，孟子有解释社会分工之意，但其语气却显示了对从事体力劳动者的轻视。因孔孟被尊为圣人，其思想极大地影响着后世文人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尤其不可理解的是，若说孔子是将工匠的工作与经商牟利相联系，因而将工匠的创造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充满了鄙视还可理解，但对于身处农业经济社会号称重农的士大夫，也对农民充满了鄙视，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此种思想被认同并广泛流传，使中国文人都不屑于与农民尤其是工匠为伍。文人将自己的精力除了用于精读经典外，更多地投身文艺事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是文人展示才华的领域。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晶。但是，若整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全专注于文学创作，弃科学于不顾，应该说并非正常的现象。文人的这种专注文学，不屑于科学的习尚可谓根深蒂固，若说历史中大部分朝代，文人的地位都高于工匠等劳动人民，文人不屑于与工匠为伍还可以理解，但在元朝，文人的地位已降到仅居于乞丐之前，沦为了“臭老九”，但如关汉卿等人仍不愿与工匠为伍，宁可与社会地位也不高的优伶相处，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剧本，元代包括杂剧和散曲的元曲从此盛行起来。儒家轻视劳动者的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www.daowen.com)

其实中国文人并不缺乏科学发现的观察与思辨的能力。孟子就有较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前文提到，孟子在欲望与礼制要求之间的取舍上主张应遵守比例原则。他在论述时，比重的概念呼之欲出，其言：“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8]意思是说，平时所说的金重于羽毛，是指同体积之下的对比，而同体积之下比较孰重就是比重的定义。孟子强调社会分工，若孟子的分工论是科学研究，或许孟子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我们觉得诗仙李白的诗作大气磅礴，但其实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也是体察入微的。他在《望庐山瀑布》诗中写道：“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人们可能以为李白所说的紫烟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并不是真实的景象。但是，现代科学证明，若香炉峰上飘洒的由瀑布形成的水雾颗粒直径在1nm—100nm之间就会发生光的散射现象，而散射光的颜色就是蓝紫色。可见古代文人若将投入到文学创作的精力之一部分投入到科学研究上，或许我国科技发展史会被改写。

但遗憾的是，历代的文人学者对科学发现没有兴趣，始终将精力专注于经义与文学创作中。即使号称强调格物的理学学者，其对自然界的观察目的仍是希望借助于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达到认识道德层面的天理，始终将科学知识视为小道，对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吊诡的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对科学感兴趣的学者，如沈括却被认为在道德上有缺陷。这或许与资本相伴相生的自然科学，也与私利有紧密的联系，有待人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