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退隐之后，宗教教义的威慑作用也不复存在，这就要求人们对世界本源的问题给出更为理性的答案。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何谓世界的本源有不同的见解。老子将形上之道看作是先于上天的存在，老子笔下的道是玄之又玄、深不可识的，但它仍是一个真实无妄、客观的存在。学者对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在笔者看来，皆是在道门中看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早期中华文化虽然推崇上天，但并不认为上天是造物主。按照传说，是盘古开天地，天地生万物。在《易经》中，天、地、人并称为三才，虽有尊卑之分，却无造就之恩。这也是中华文明较早就将上天隐退的原因之一。老子认为的道，可以认为是组成世界的终极（或绝对）真理或规律。世界上万物，包括天、地、人都是按此规律生成的，所谓的道或称为终极规律，以庄子所言，就是“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19]

儒家感兴趣的是将天道转换而成的人道，即人的德性。前文已述，人们意识到，只要遵从天道，不必占卜，甚至不需献祭，就可得到上天的眷顾，遵从天道的具体表现为人具有道德。所以，何谓天道，以及符合天道的德性遂变得尤为重要。

为了寻求天道并悟出符合天道的德，孔子借用了《易经》。《易经》本就是用来窥测上天之道德的占卜之书，其占卜的结果应该就是天道。如果对《易经》的内容有道德领悟，就可知道天道的内容及上天眷顾的德性。经过研究，孔子认为六十四卦中的“《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20]

《履》卦卦图为兑下乾上，乾为天，兑为泽，也有将乾当作父亲、兑解为少女的，故此，可引申为尊卑有别，父慈女孝的。此卦可理解为在自然界，上天下泽，有其次序，人世间也有君臣、父子、夫妻等伦常。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只要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世界就会安定。该卦的意思是，若要建立美好的大同世界，安定的社会与自然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故称“履”为“德之基”。

《谦》卦卦图为艮下坤上，艮为山，坤为地，也就是说地卑而山高，寓意内高而外卑，所以叫“谦”。此卦可理解为君子只有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使自己的德性提高，有人将“柄”解为修养德行的扶手，帮助人上进，故称“谦”为“德之柄”。

《复》卦卦图为震下坤上，震为雷，为阳，坤为地，为阴。且此卦是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表一阳初生。有学者认为一阳初生与佛教的一念回机一样，只要心中有意念生出，马上用良知辨别善恶，若为善，则使其生发；若为恶，马上将恶念扳回，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一阳初生，也可理解为勿以善小而不为，从小事及细微处做起，德性就可壮大。该卦的意思是，德性的养成需要在意念刚生时，去恶从善，并从细微处做起，慢慢使其生发，故称“复”为“德之本”。

《恒》卦卦图为巽下震上，巽为风，震为雷。此卦用在自然界可解为风雷震荡、宇宙常新的永恒规律；而用在社会中，震为阳、巽为阴，上阳下阴，隐喻为君民、男女之间尊卑有序的伦常关系。无论自然界的规律还是人世间的伦常关系，都是永恒不变的。该卦的意思是，君子若要提高道德的水平，也需要持之以恒，善始善终，故称“恒”为“德之固”。

《损》卦卦图为艮上兑下，艮为山，兑为泽，上山下泽，有大泽侵蚀山根之象。一般可将山比喻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泽比喻处于下位的百姓。虽然百姓供养统治者似乎天经地义，但统治者也应明白，剥削百姓不能过甚，否则可能动摇统治根基。该卦的意思是，要做到此点，统治者需要节制自己的欲望，故称“损”为“德之修”。

《益》卦卦图为震下巽上，震为雷，巽为风，寓意风雷激荡，其势益增。此卦可以理解为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在德性。该卦损上而益下，表示君上要态度谦卑，体察民意，减轻赋役，则其道义会广传四方，泽慧无边，故称“益”为“德之裕”。(www.daowen.com)

《困》卦卦图为兑上坎下，兑为泽，为阴，坎为水，为阳，寓意大泽漏水，水草鱼虾，处于穷困之境，同理阴上阳下，刚为柔掩。该卦可理解为君子处于困境，但不失操守，又因在困苦之时，可看出其操守，故称“困”为“德之辨”。

《井》卦卦图为坎上巽下，坎为水，巽为木，木上有水，寓意树木得水滋润而蓬勃生长。水同样也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人需要居住在井的周边，并要时时对井加以维护，因为井为人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这是从生理层面而言的。该卦的意思是，人在精神层面也需得到常新的道德的浸润，也需找到像井提供用之不竭的活水一样的地方，提供精神食粮，故称“井”为“德之地”。

《巽》卦卦图为上下皆巽，巽为风，寓意长风相随，吹拂不断。又据研究，巽字篆文像二人跪于地上，表顺从之意。此卦可理解为取法于长吹不断的风，从而不断地申明教义，反复地颁行政令，灌输纲常大义，而民众坚定地执行政令，顺从大义。因其所指为人们的行为制定伦理规范，并要求人们遵从之，故称“巽”为“德之制”。

孔子不仅用上述九卦来描述德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道德标准中，君子要做到仁义礼智，并以乾卦的卦辞即元、亨、利、贞解释为四德。在《周易·乾·文言》中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对此，可作如下理解：君子抱有善念，足以体人，故曰仁。嘉会足以合礼，指只有以礼待人方能团结更多的人，整合资源，达成目标，故曰礼。利者，义之和也，可简单地理解为当获取利益时，需考虑是否符合义的要求。朱熹将“贞”解释为：“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21]但未见说明如何理解其与智的关联，笔者虽查询各种解释，也未能得到完美答案。

笔者以为，智慧与理性紧密相连，所谓理性是指人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分辨利弊得失，然后作出选择。前文已述，理性的第二阶段是指人用理性克服人的欲念的干扰，行道德之事。结合朱熹所言，知正之所在，即知悉道德准则，并且要排除欲望的干扰，坚持按道德准则行事，故称之智。

因而，孔子将占卜之书的《易经》赋予道德感悟，提升为儒家的经典，将天道化为人世间的伦理纲常。他在隐退上天以后，希冀用道德的要求替代宗教的劝善及惩戒作用，从道德的角度解读治国和人际关系，甚至以此解读自然界的变化，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建立在人伦常道的法则基础上。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当时确实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物质财富有限，确实需要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普通百姓的生活才能得到基本保证。在上天隐退后，要依靠人们的理性节制欲望，遵从道德准则，这与理性第二阶段的特征相符。

人类自诞生以来，妨碍人们自由发展的因素有宗教、君权、资本等因素。中国具有较早摆脱宗教束缚、走向理性主义的文明，且文化的传播、影响力及经济发展程度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应该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但是，或许儒家文化较为保守，或因自认较为先进，其他文化皆是低等的蛮夷文化，于是自宋以来，儒家文化逐渐僵化，未有进一步发展，以致日渐没落。从理性主义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迟迟未进入理性主义的第三阶段，即未进入既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又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己的理性主义阶段，这是中国在近百年来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自秦汉以来，中国理性主义的发展到底如何，是否一直停留在第二阶段，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笔者的回答是，中国文化分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官方主流提倡的道德准则，与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又有不同。因此，或许说中国的理性主义发展处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更为确切，即在官方或某些事物上处于第二阶段，但在民间或另一些事物上处于第三阶段。

当然，仅依靠理性抑制欲望是不够的，还需要用法制加以抑制。据说“法”源自蚩尤部落，以刑罚为主，称为五刑，商周时期，“五刑”指墨、劓、刖、宫、大辟。其作用是“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晋书·刑法志》）。^[22]观其内容，多为抑制人的财欲、淫欲。此时，抑制的手段不是靠道德，而是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