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们从商代夏、周代商的变迁之中，领悟到了天命无常，意识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13]可是何谓道或天理？应为民意。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4]也就是说民意即天道，作为君王，最大的道德即是爱民，这也是对古之仁君的要求。

早在夏朝，就有尊天命、远鬼神的传统，体现了对人和人的生命的重视。殷周之际对“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5]就已有认识，上天并不是先验的存在，其所见所听，都来自民意。此时君王只要遵从民意，不需占卜，甚至不需祭祀上天，就可得到上天的眷顾。此时，上天未被废弃，但已隐匿于民众身后。

人们渐渐发现，在现实世界要想避免灾祸降临，个人依靠理性进行选择及在理性指导下的行为要比占卜的结果更加重要。

虽然《易经》占卜的结果代表着上天的意志，但也需要占卜者以理性进行解读，方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对此，可以孔子对于鲁越之战占卜结果的分析为例。

据《论衡·卜筮篇》记载，“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这说明占卜的结果，需依占卜者的理性分析，方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并非机械地以《易经》的结论作为行事的准则。而之所以每个人得出的结论不同，与个人的阅历、知识水平有关，或者说占卜的结论因占卜者的主观能力不同而有别。(www.daowen.com)

商朝的第四代君王太甲在接受伊尹的教诲后认识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16]且另一商王盘庚也认识到，不论是按占卜的结果行事，还是遵从天命，都不如人们团结合作所取得的成效大。他在迁都后的文告中明确指出：“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17]

当然，有学者认为对这一转变起决定作用的是武王伐纣的例子，开战前，占卜的结果均不吉利，但武王仍决定进攻，最后取得了胜利。人可胜天的理念开始被人们接受，这也为隐退上天创造了条件。

因此，用民意代替天命，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的任务，在殷周转换之际基本完成。通过隐匿上天，代之以形上之道，使中华文化精神走向了大道本体论^[18]；并且，对民意的重视，也为中华文明的民本主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