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理性的觉醒，古人希望自己的命运是基于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仅仅归于上天的决定，希望上天可以根据各人表现决定其命运，如同与上天订立契约，谁遵守上天的意旨，上天就赐福给谁。换言之，上天不可任意决定人的命运，要依据各人的表现而定。同时，对于那些自以为得到上天眷顾的人而言，他也不能肆无忌惮，若他表现不佳，上天将收回对他的赐福。

中国古代有些人如商纣王没有意识到天命无常，自认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是获得上天祝福之人，无论其如何荒淫，都不会失去上天的眷顾，认为“吾有民有命”^[4]，然而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临终时，他发出了“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5]的哀叹。

宗教的共同点是要求教徒克制自己的私欲，发扬利他精神。中国古代宗教也不例外，上天赐福的对象是有德之人。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文所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限，物质财富并不充裕，需要节制欲望；二是根据古籍所载，重视德性是为朝代变革寻求正当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般视自己为上天的代言人，通过祭祀的方式代表百姓和上天沟通，获得上天的授权，统治万民，甚至称自己为天子。为垄断与上天的沟通权力，周穆王命令吕侯制定的刑律中“命重黎绝地天通”^[6]，也就是隔绝天神与民众的直接联系。该措施不但有利于统治的稳定，也限制了个人主义的发展，毕竟，若允许民众与上天直接沟通，沟通的结果无法统一，则多元的解释易诱发个人主义。西方历史上所发生的宗教改革，结果就是结束教会与上帝沟通的独家垄断权，让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为个人主义在西方的流行起到了促进作用。

既然君主垄断了与上天的沟通权，他就可以按其所需解释上天的意旨。若认为上天赐福某人是注定的，与个人努力无关，人们就可能不在乎自己的言行，道德也就失去了约束人们欲望的作用。相反，是否受到上天的眷顾，甚至是否受到上天的惩罚，若依个人的言行而定，则可从正反两面规范人们的行为。

就正面而言，若人在现世积德行善，死后即可以上天堂作为奖赏。反之，就负面而言，若人违反上天的意旨，不但现世可能会遭到报应，死后也会受到下地狱的惩罚。因此，宗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人们道德水平的功能就可实现。或许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但笔者认为，古人的这些观点亦有可取之处，因按上天意旨行事的要求并非只适用于一般民众，其同样适用于君主，此原因有二。(www.daowen.com)

一是其可为后代君主推翻前朝统治提供正当性。如商汤陈述讨伐夏桀的理由是“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7]用现在的话说，即上帝的法则是给善良的人赐福，惩罚邪恶淫乱者。给夏朝降下灾祸，就是要揭露夏桀的罪过。而商时，理由大致相仿，不过是借助商朝大臣祖伊之口道出，他在西伯灭了黎国后，告诉商纣王，“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8]，即不但先王（祖宗）也不再保佑我们，连百姓也要抛弃我们，希望商朝灭亡。因此，后代统治者作为臣子推翻前朝统治的正当性就得以成立。

二是必须明确，儒家的思想，尤其是早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就某种意义而言，儒家试图做帝王师，希望君主能按照其理论治理国家。但儒家又注重尊卑关系，在君王不按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时，只靠臣下的劝谏，其作用不大，因此希望借助上天的力量制衡君主的行为。

虽然儒家思想很早就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但只是将上天予以隐匿，并未彻底排除。以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为例，其当时即提倡以源自《尚书·周书·洪范》的天人感应学说制衡君主的行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其具体表现为，若君主违背了天意，天就会出现灾变或星象的变化示警；若君主贤明，就会有祥瑞问世。这也就是古人所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9]

又如周朝大臣伊尹对此即有明确认识，在其将政权归还当时的君王太甲，自己即将告老还乡时告诫太甲，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10]其意即上天难以相信，天命无长久；经常行德，才能保住自己的君位。因为“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11]以上是负面表述，正面表述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2]

可君王如何才能知道天意并加以遵从，就成为君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占卜可以提供某些答案，但或许天意难明，或许占卜人的水平有限，即使按照占卜的结果行事也并不一定符合天意。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答案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