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设定，则涉及市场经济伦理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我国如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传统思想中肯定有与市场经济伦理冲突之处，但若将其改造，未必不能找出与市场经济伦理契合之处。

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到一个名词——轴心期。他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1]

在文化的轴心期，提出的思想观念具有多个层面，但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可能只是某个层面的思想被演绎发展，而其他层面的思想被忽略。在历史变革期，每当主流思想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冲突，即需回到轴心期寻找思想根源以解决当前困惑。当然，不同文化回到轴心期寻找的结果可能不同，进取型文化可能去寻找被后来的历史所忽略的遗珠，从而创造出新的思想，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保守型文化可能仍强调延续至今的传统思想，甚至予以强化，或者企图制约历史的发展。笔者以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是进取型的例子，而被日本学者推崇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宋代程朱理学，可看作是保守型的代表。(www.daowen.com)

对于哪个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期颇有争论，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也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2300—前2200年前的唐虞时期。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诸子学说只是流，不是源，源是“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见于《庄子·天运》），是“六经”的尧舜之道。^[2]

关于唐虞时期是否为信史，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论，我国官方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只将中国的信史定于夏。笔者以为，传说肯定有一定的史实作为基础，而被孔子整理过的“六经”，肯定也被孔子及后来的学者加以演绎，按自己所需将唐虞时期的历史予以理想化。这样判断大致不会错。因此，将诸子的学说与“六经”所体现的思想共同作为轴心期的思想对待，一起进行讨论，应该可以被多数学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