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人性利己或利他与经济基础有关。从远古时期到资本主义经济体产生之前，几乎所有文明都提倡利他，无论是认为人性本善，出于本性自然选择，还是认为人性本恶，出于宗教的威慑作用，均迫使人们遵从利他的倡议。

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仅能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甚至可能远远不够，并且那时人们认为世间财富是个定数，不可能增长，这就需要遏制人们的欲望，将生产和生活资料较平均地分配。因而提倡禁欲，爱其他人就都可以理解。

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有所增加，在满足人们维持温饱后还有富余满足一部分人的奢侈消费时，这将势必引起人们的竞争，希冀自己获取更多的份额。人们又发现，这种竞争与社会分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使物质财富极大丰盈。经济基础的改变，自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以斯密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为私利发声，他们肯定私利的同时，也为之正名，认为私利可达公益。且斯密所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毕竟市场经济体在道德上的瑕疵始终存在，每当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都会提出新的理由为其在道德上的缺陷进行辩护。古典经济学一方面指出，工人阶级低廉的报酬是由于客观规律所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斯密提出的工资基金学说可以证明工人工资微薄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虽然认为地主获得地租是不劳而获的行为，但对同样不直接参与劳动的资本所有者获取利润却从功利的角度认为不公平的分配有利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提到工资收入，不免牵涉到分配问题。而要解决分配问题，不可回避的是财富、价值和价格由什么因素决定这样一个问题。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以金银为代表的货币。而重农主义和斯密皆不认可，重农主义认为财富来源于土地，斯密认为财富实际上是社会所生产与流通的产品的总和，即原始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李嘉图提出了价值或价格取决于生产产品所需的劳动量，但他却又不能回答既然劳动创造了价值，为什么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不能全部分配给劳动者？这也正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榨取了剩余价值的原因。又有学者将资本是储藏起来的劳动，且过去的资本要比未来的资本更加值钱等理由为资本获取利润辩护，但说服力都显得不足。

【注释】

[1]〔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27.

[2]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15.

[3]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

[4]〔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34.

[5]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5.

[6]徐爱国，李桂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

[7]〔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5.

[8]参见：〔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33.

[9]参见：〔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40－41.

[10]参见：〔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41.

[11]参见：〔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北京：三联书店，2014：32－35.

[12]参见：〔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北京：三联书店，2014：61.

[13]〔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北京：三联书店，2014：131.

[14]参见：〔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北京：三联书店，2014：71.

[15]参见：〔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北京：三联书店，2014：85.

[16]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80－84.

[17]参见：〔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北京：三联书店，2014：170－171.

[18]参见：〔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05－106.

[19]参见：〔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08.

[20]〔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87.

[21]〔加〕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北京：三联书店，2014：269.(www.daowen.com)

[22]〔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18.

[23]〔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38.

[24]〔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81.

[25]〔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93.

[26]〔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209.

[27]〔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213.

[28]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95.

[29]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14－117.

[30]〔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269.

[31]参见：〔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306.

[32]〔美〕迈克尔·舍默.道德之弧——科学和理性如何将人类引向真理、公正与自由[M].刘维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3.

[33]〔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350.

[34]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08.

[35]〔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421.

[36]参见：〔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13.

[37]参见：〔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6.

[38]〔美〕哈里·兰德雷斯，大卫·C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M].4版.周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413.

[39]〔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25.

[40]〔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

[41]〔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4.

[42]〔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73.

[43]〔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16.

[44]参见：〔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22.

[45]参见：〔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4.

[46]参见：〔美〕罗杰·B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25.

[47]参见：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