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法律思想也随之改变。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人们将人文思想与自然法学嫁接，产生了新的自然法学。这种新的自然法学是中世纪神学的自然法学的世俗化，在其中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代替神意的是人的理性。^[28]

其早期代表人物格老秀斯否认了自然法与上帝的关系，认为自然法源于人性。在他的眼中，正义是指平等待人，既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尊重他人的利益。人与人在经济层面交往的法则是契约，契约的发明要求人们不仅要依靠善意来履行义务，更要依靠契约的规定善尽义务。他还明确将权利划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而私权利的确定即是为了个人利益。

另一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自然法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种法律，而只是道德律。因为霍布斯认为人性自私，追求自己的利益是自然的。但人们又可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会造成彼此间的伤害，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的道德律就是如中国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时，可能只看到了其自私的一面，但忽略了其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利益。因为只有尊重他人利益，自己的利益才会被他人尊重而得到维护。(www.daowen.com)

被称为自由思想鼻祖的洛克认为人一出生就享有自然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洛克接受了劳动价值论，认为财产权是人们通过劳动而使自然中的物品归个人享有的权利，并且将财产权视为自然权利的核心。自由的主要内容是对财产的自由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高统治者未经人民同意不能任意增税。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