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宗教改革、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思想，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伦理基础，也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了充分准备。而在经济思想上，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观点，也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问世进行了热身。

1.主张受到政府引导的私利有益于公益的重商主义

公元1600年至1750年间，国际上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单一国家出现，国家间贸易包括与殖民地的贸易随之增加，欧洲国家间的竞争也日渐加剧，重商主义遂应运而生。重商主义理论的目的或至少名义上的目的是讨论如何使国家富强，且该理论已非由牧师等经院学者倡导，而是商人的杰作。重商主义虽仍认为世界总财富是有定数的，但又认为可以通过与他国的贸易增加本国财富，换言之，一国基于贸易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可增加本国的财富。而且，重商主义将财富与货币混为一谈，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货币的数量或周转速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就须干预经济，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不仅如此，重商主义认为凡为了增加竞争力，其压低本国工人工资，甚至降低本国消费之类的政策也皆为可取。由此可见，重商主义已初步认识到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而且，该理论的拥护者威廉·佩蒂还第一次将统计方法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可说是将数学引进经济学的先驱。

重商主义的代表伯纳德·曼德维尔还为私利进行了辩护，认为经济发展须靠私人利益的驱动，所谓追求私人利益的行为是错误的观点，会妨碍经济的增长，因而已经过时；并明确表示，推崇私人美德的最终结果是经济衰退，但他又未完全抛弃道德，认为自私仍是一种道德恶习，但经过政府的引导，私人恶习可以变成公共利益。

虽然重商主义关于财富即货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观点和措施受到了批判，但它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重商主义所采取的措施，对促进经济发展确实产生了效果。再观当今世界，因美元代替了金银等贵金属作为结算货币，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本国货币在国际贸易流通结算中受到极大限制，若缺少美元即难以参与国际经贸，必将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唯有通过外贸出口赚取美元，才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贸往来，促进财富的增加。而且按照货币理论，若缺乏美元供给，以美元计价的商品的价格将会极低，一国的财富水平也将被低估，不能反映其正常价值。只有当一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一定水平，才能使本国的资产和商品价格上升到正常水平，国家财富才可被正确估值。当然，按照货币理论，随着货币（美元储备）的增加，价格水平将上升，会削弱出口的竞争力；但也应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出口的竞争力仍可以保持甚至增强。当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重商主义所提倡的鼓励出口、压低国内工资和消费等措施应逐步取消，回归到经济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初衷。

此外，重商主义关于货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之观点与其后古典经济学的主张颇为相似，故非无可取之处。尤其作为由重商主义向古典主义过渡的代表人物休谟，就认可了货币的数量或周转速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观点，但他也指出，过分强调贸易顺差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顺差的增加、国内物价的升高，出口竞争力会减弱，顺差会减小，贸易即自动调整，重新达到平衡。(www.daowen.com)

2.主张自由竞争的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较重商主义进了一步，明确提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支配着经济体的运作，因而，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体的运作，主张自由放任。

重农主义考察了各生产要素，认为创造财富的是农业或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因为只有土地才能创造净产品（或用现代的说法，叫净收益），地租是对创造的净产品的一种度量。重农主义并不认可重商主义关于贵金属是国家财富的观点。当然，这无可厚非，在农业社会，财富确实由农业创造，而且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提供者。

另外，重农主义还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且认为，因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根本，则支付地租乃天经地义，无须以是否合乎道德标准判断其是非。

重商主义或重农主义与其他古典经济学的主张或有不同，但基本上赞成经济体的运行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私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并对财富由何创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