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西方社会认为人性本恶，无法通过唤醒内心的良知建立道德观念，因此，只有通过宗教的劝诫作用，强迫人们遵守高标准的道德规则，节制人们的欲望。公元前8世纪的学者兼农场主赫西奥德在其《神谱》中指出，稀缺性并不起因于和有限资源及无限欲望相关的人类环境，更合适的解释是，它是当潘多拉打开盒子时所释放的邪恶之一。^[8]也就是说，稀缺性并不是资源不足导致的，而是对欲望无止境的追求导致的，且这种追求所导致的稀缺性是邪恶的。

解决稀缺性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财富，二是公平分配。前古典时期的国家多选择第二条途径，其原因是它们多处于低收入、低工艺技能及少量经济剩余的农业社会。由于当时农业社会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及劳力，当土地开发饱和时，农业收入随之相对固定，因而认为世界上的财富也相对固定，遂认为第一条途径不可行。可见，当时的道德或宗教提倡的善或利他的本质仍是解决稀缺性问题。只是随着道德或宗教信仰的传播，其逐渐植入人们的脑海，使教会和统治者发现，道德要求可巩固其宗教或统治，渐渐忘记了道德要求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稀缺性问题，反而担心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会将人类的智力或心灵从信仰宗教和遵从道德转向物质享乐。

然而，教会也好，政府也罢，其掌控之人并非上帝或先哲，而是世俗之人。由于一方面教会或政府的运转需要有财政支撑，另一方面执掌教会或政府之人也有欲望需满足，这皆使教会或政府的财富增长不可避免地受到关注。且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和专业分工的出现，货币也呈现在世人面前。这都促使早期经院哲学家试图对经济活动加以分析，旨在订立与宗教教义一致的经济规则。

早期的基督教教义对于财富、私人财产权、高利贷以及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是排斥的，认为富人进入天堂如“骆驼穿过针眼一般难”；且认为公共财产符合自然法则，私人财产违背自然法则。但经院哲学家通过观察，隐约觉得专业化或劳动分工刺激了财富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无论对教会还是对国家都是有益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圣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融合宗教教义，试图对日渐增多的经济活动予以认同。他不得不改变《圣经》中的说法，尽管他承认在自然法则下，所有财产都是公共的，但指出私人财产并不违背自然法则，坚持认为私人财产的增长是对自然法则的补充。也许中国读者对此说法将会会心一笑，予以理解，因其与我国经济改革之初认为市场是计划经济的补充有异曲同工之妙。毕竟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也符合认识论的规律。阿奎那还认为当市场上的交换满足各方需要时，就不会涉及道德问题。若商人将获得的利润用于自给自足、慈善或者公共福利，且价格是公正的，则其做法就是正当的。对于高利贷，阿奎那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通过资本获利的任何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他认为，只有索要过高的利率才是邪恶的。^[9]

经院哲学家通过修改《圣经》教义，对商品生产及交换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为经济发展摆脱道德的羁绊开了一扇小门。然而，思想解放是渐进的，阿奎那却依然认为，对于坚定投身于宗教的人而言，短缺和公共生活是一种理想状态。^[10]或许，阿奎那还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意志无力的观点，仍认为传统的道德观念值得提倡，因为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可以做到，而多数人都处于意志无力的状态，所以对多数人只能退而求其次，允许他们追求经济利益，只是要对其目的与手段加以限制。

阿奎那不仅为了经济发展修改宗教教义，还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结合，实现了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理性的二次结合，而第一次结合则是由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思想引入基督教实现的。(www.daowen.com)

阿奎那在其自然法思想中，认为自然法与人的自然倾向一致。虽然认为人类具有与一切实体相同的趋善的自然倾向，但也承认，人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自然法包含一切有利于保全人类生命的东西，自然认为为了生存，保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是合理的。

柏拉图认为宇宙总有一个归宿，他称之为The One，也可以理解成唯一“真”；且认为最真的“真”就是至善，它是唯一的，万物由它而生。奥古斯丁把“至善”演绎为“神”，也就是说神是真，而且是唯一的真。求真就是要理解神的思想，而神的思想应是神早存于我们内心的理念。在上帝的恩典下，我们用理性或曰思辨能力将我们内心的理念寻找回来，且要用我们的理性克服我们的欲念。^[11]且奥古斯丁认为，原罪使人性堕落，谁能得到主的拯救早已确定，并不因人的努力或祷告而改变，人所能做的就是等待上帝的福音，教会的作用就是传播福音。这就是理性与基督教的第一次融合。

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引入基督教教义是理性与教义的第二次融合。如果说经过奥古斯丁的过滤，柏拉图的理性非但没有挑战基督信仰，反而成为信仰的仆人，阿奎那则是将理性作为了信仰的支持。^[12]与柏拉图的“真”来自内省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来自人对世间万物的观察与体验，采用的方法既有推理又有归纳。阿奎那以此认识论探索神的思想，建议通过观察与体验神创造的世界去认识神；且认为，神虽然全知全能，但仍允许我们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他的神恩，也就是说，我们可通过努力去争取神恩。阿奎那将承载上帝旨意的永恒之法中关于人类的部分称为自然之法，它是由人类通过自己的理解发现创制的。既然是自然之法，肯定不能由人类社会或其组织如国家予以改变，从而奠定了“天赋人权”的理念基础。阿奎那提出可以通过观察与体验、演绎与归纳，探寻出代表上帝旨意的永恒之法和自然之法，实现了理性与教义的第二次融合。阿奎那的理性除了上述第一层含义，即可通过思辨得到知识外，还有第二层含义，即阿奎那对人性相对乐观，认为人类可以在上帝的指引下，用理性或意志战胜欲望，追求至善。

前古典时期的学者以道德的视角考察经济问题，与后世经济学者相同，起因也是解决稀缺性问题。只不过后世经济学家意识到世界上的财富没有定数，可以通过市场对稀缺性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将蛋糕做大，其注意力集中于供给侧。而前古典时期的学者认为世界的财富有定数，需靠道德要求人们遵守习俗的、权威的分配方式，尽力公平分配。但当人们意识到经济活动能增加财富总量时，道德准则即随之发生改变，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与教义结合的理性遂登上历史舞台，其第三层含义，即以计算私利为行事准则的理性将被提出，道德准责与理性含义的演变，为古典经济学思想的诞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