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市场经济伦理有影响的伦理观主要有三种：一是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伦理观中合理的部分可为我国所借鉴。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其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必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具有指导意义。

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观是伴随着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逐渐成熟的，故西方学者在梳理经济思想史时，必会总结其伦理观的发展。哈佛大学教授哈里·兰德雷斯（Harry Landreth）、普林斯顿大学特聘教授大卫·C.柯南道尔（David C.Colander）合著的《经济思想史》（2002）即是如此。可以说，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虽然努力将其经济理论推崇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也意识到了其伦理上的缺陷，即工人阶级的绝对或相对贫困、失业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无法根除的，因而不断为其伦理上的缺陷加以辩护。当其理论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后，美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即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道德缺陷进行了辩护，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虽有先天的道德缺陷，但凡抱有良好初衷以根除其缺陷的行为，其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主张用道德考察一切，包括经济事务，但在其律条背后，充满着经济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礼制、尊卑思想的存在是由物质财富不充裕所致，其抑制商业、反对逐利的根源是因古人不了解追逐私利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物质财富。随着经济的发展，改变旧有的道德视角，对中国历史进行经济分析的学者开始出现。钱穆先生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显示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对经济的重视，其在《中国经济史》中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梳理。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开了将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历史研究的先河。甚至一些非专业历史学者，如波音，在其《王朝的家底：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2016）中也从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唐凯麟、陈科华合著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2004）从经济、政治与伦理三乾同宗共源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强调德性是古代经济伦理的最高形态。

与唐凯麟、陈科华一样，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学者无一不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万俊人在其《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2000）中讨论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而王小锡自2000年起提出了“道德资本”概念，反复强调道德的作用，于2013年在《“道德资本”何以可能——对有关质疑的回应》中解释其“道德资本”的概念时指出，资本要讲道德。周荣华在其《道德经济学引论》（2011）中更提出了道德经济学的概念。(www.daowen.com)

张志丹在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经济伦理意蕴》（2018）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应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思想，并明确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企业、个人都应负起道德责任。学者们都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道德的思想相一致。但是，学者们尚未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研究中，但若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提前让企业、个人遵从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将欲速则不达，他们未意识到，道德标准及其适用范围皆应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韩毓海在《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2017）一书中，探讨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否应采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所采取策略的原因作了独到的分析。

但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以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伦理观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笔者希望将三者的研究结合，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因并梳理其背后的伦理，为进一步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