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台湾学者所言：“我国之水利学术，自大禹以来，代有创造阐扬，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其见解之深刻，制度之完备，传授之绵延，举世无与为匹。”但那些都是“过去的好时光”，与以实验为基本特征的近代科学技术相比，就显现出传统中国科学技术的非理性、零乱性和模糊笼统的特征。因此在明末清初西学第一次相当规模传进中国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以平等的心态，抱着求知的欲望，大量翻译西文西书，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其中以上海徐家汇人徐光启为代表。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曾做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是我国最早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思想的代表。他师从著名的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并翻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西方科技书籍，但他最主要的成就则在农业、水利方面。他将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所讲授的西方水利科学技术知识进行整理，编译成《泰西水法》一书，并在其晚年在天津的屯田实践中加以运用，同时还对引种水稻，施肥方法和蝗灾规律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他中西合璧的代表作《农政全书》。在其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水利思想和先进的水利科学技术知识。他专辟一章《量算河工和测量地势法》，详细介绍了河道和地形测量的仪器、施测步骤、计算方法、验收核实以及如何发现和制止可能出现的作弊现象等。

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那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不同，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作后盾，而中国也不是象明帝国一样作为世界事务中的平等国，而是以战败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事务中。因此对传播和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再也不是平等的心态，也不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而是为强国救种。因此中国近代突飞猛进的水利事业发展有其本身的特点。下面分水利工程的勘测及规划、水利工程机械和新型建筑材料的引进及应用、新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水利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兴起及水利法的制定和颁布等四个方面来叙述近代中国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然后再介绍国民政府时期的一些重大水利工程及设施。

在水利工程中运用大地测量、水文测量及水文地质钻探技术首先始于航道的整治、规划，继而才运用于防洪治河、农田水利及水利电力工程中，这是中国近代水利工程勘测规划发展的总体概势。

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通商口岸渐次开放，帝国主义开始运用先进的西方测量技术进行航道测量。最早的近代意义的测绘是1861年英帝国海军测绘长江航道，9年后以此编制成长江计里全图。其后1863年曾国藩受命主持测绘长江巴陵以下至崇明海口长江河道图。相当规模的测绘是1889年豫鲁河道总督吴大澂设立河图局，搜罗津沪闽粤测绘专业人才20多人测河黄河下游河道。

20世纪初，长江、淮河、黄河、珠江四大流域河道测量工作转向干河中游及流域局部，而为了配合防洪治水、河道疏浚等，下游测量更加精确。淮河测量始于1867年的导淮局，1911年张謇成立江淮水利测量局，1912—1928年间施测面积到14万KM 2；1907年张謇出私资聘上海浚浦局荷兰籍工程师奈格派、瑞典籍工程师海德生往返4次测量长江南通至海口段，并提出此段堤防修筑规划。1902—1921年间法帝国海军曾多次测量重庆至宜昌河道，此材料1932年被用作三峡坝区测勘的主要资料。

民国以后，测绘工作转向防洪、农田水利、水电、航运规划。为配合引泾、引洛、引渭等农田水利工程规划，在这一地区进行局部地形测量。特别是30年代为配合长江流域水力开发规划，在长江三峡段、金沙江及岷江、嘉陵江等干支流上进行坝区、库区、局部河段等专题测量。

1912年德国首次采用航测技术测量全国地形，以后各国竞相采用此项新技术。1928年我国引进这一技术并首先用于测量，于1930年在浙江浦阳江航测成功。以后在长江、黄河流域广泛使用这一新技术，特别是在四十年代配合开发所谓“扬子江流域水力规划”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中国近代首先开始的水文测量是水位及雨量观测。1860年上海海关在长江口外吴淞口设置潮位站，1865年海关于汉口长江干流上设水位站，1880～1911年海关在长江干流各个重要码头设置了10个水位观测站。民国初年，长江口段潮位站初具规模，并开始进行潮汐预报。同时，福州、厦门、马祖、台湾等地先后设置潮位站和雨量观测站。本世纪20年代，水文测量开始向综合观测发展。各流域水利机构成立后，水文站布点有规划地增长，如1919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顺直全流域有水文站19处、水位站22处、雨量站158处，测验流量、含沙量、雨量及蒸发量。1929年导淮委员会成立后，据1937年底统计全流域有水位观测站117处，雨量站97处，流量及含沙量站18处，大部分为导淮委员会所设，初步形成全流域水文站网。同时全国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水文站网相继建起，据1948年国民政府统计，全国有水文总站18处，水文站191处，水位站245处，全国水文站网络已初具规模。

近代水利发展规划及前期设计以清末治淮首开其端，特别是1855年黄河铜瓦厢大决口后，淮河下游河道治理更引起注意。而清末民初的主要倡导者为张謇。在他主持下，自1914年至1920年提出四种主要治理规划，这些规划以河道治理、导淮入江入海为主要目标，但由于这四个方案设计相差很大，难以进行下一步的初步设计。1929年导淮委员会成立后，李仪社担任工务长兼总工程师，进行包括防洪、航运、灌溉、水电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的规划设计，并于1932年开始一期工程。

当然，前期水利发展规划最有名的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1918年他以英文发表了他后来以中文发表的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一——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在这个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的全局规划中，在水利方面提出兴建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海港，全面整治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五大流域，综合开发水电、航运、灌溉等水利事业。虽然这些规划有不合实际的地方，也有好大喜功的缺憾。但它磅礴的气魄不仅鼓励了新兴的科技知识分子，而且也是后来各河流流域水利机构进行水利规划的蓝本。

1925年顺直委员会制定了海河流域治理规划；192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拟定永定河全面治理规划，以选择官厅水库为规划重点。在20到30年代比较大的工程规划还有扬子江整理水道委员会的整治武汉至长江口水道计划，珠江治河委员会的珠江各河整治计划，整理运河讨论会的整理运河计划，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整治黄河下游计划和三门峡、宝鸡峡水库工程规划等。在所有这些规划中以与美国进行合作的长江干流水电开发规划最有历史影响。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了由电力、水利、测量工程师恽震、曹瑞芝、宋希尚、史笃培（美国人）、陈晋模5人组成的长江三峡测勘队，进行了2个月的查勘，提出了著名的《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建议在长江上游兴建葛洲坝、黄陵庙两个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分别为32万千瓦、50万千瓦。1944年资源委员会邀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来华协助勘查长江水力资源，萨氏于四川长寿县完成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提出了包括葛洲坝、黄陵庙在内的5个坝址建立大型水电站，其中最大电站的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萨氏规划引起中美两国政府的广泛注意，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来华考查后也大力支持这一计划，并向美国政府提议为这项计划提供8亿美元的长期贷款，1945年中美两国成立了以钱昌照为主任委员的“三峡水力发电计划研究委员会”，下设“扬子江三峡勘测处”，并与美国签订合作条约，进入初步设计和三峡坝区水文地质钻探阶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民政府的“三峡梦”没有实现。总起国民政府这段时间，对全国各流域都进行了防洪、灌溉、水电、航运等综合水利开发规划，但规划都是些字面上的文字，付诸实现的实在微乎其微。

中国工程地质勘探首先应用于铁路、矿山的修建，然后才向水利领域扩展。1898～1903年为修建黄河郑州铁路大桥，首次在黄河岸边进行黄河河床的工程地质钻探。以后本世纪30年代在兰州黄河铁桥、杭州钱塘江大桥的桥址勘探中都使用过手摇钻进行地质钻探。而水利工程中首先采用工程地质钻探手段的是港口工程，大约20年代由外国人主持勘探长江口地质。而我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第一次主持的地质勘探是北方大港的港址水文地质勘探，共布孔28个，其中一孔在海上，最深达46米。后来随长江水电开发规划的开展，钻探设备和技术也有更大的改善和提高。如1936年采用2台较先进的美国22马力沙利文式钻机，一台英格索尔钻机。以后用于水利工程规划的地质勘探钻机都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钻孔的数量及深度都有增加。

应该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广泛传入，中国水利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发展比较迅速，特别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全国的综合水利规划更是有目共睹。

清末及民国我国相继引进水利工程机械和水泥、钢材等新型科技建筑材料，并着手自行制造。但由于中国工业化程度较低，科学管理水平更是落后，因此在工程机械的管理和使用中效率较低，而水泥和钢材的缺乏又制约了水利工程的兴建。

水利机械中最早引进的是河工机械。光绪初在福建乌龙江首次使用挖泥船。1889年9月开始在黄河采用由法国进口的挖泥船进行疏浚，但由于黄河水浅以至无法工作。1892年改用机械轮船拖带传统疏浚机进行工作，可谓新旧合璧的典范。1887年江南制造局开始参考国外挖泥船的图纸进行试制，至20年代已生产出抽泥式、斗式等不同类型的挖泥船。

1893年薛福成建议各省在大江大河沿岸架设专用电线，将有线通讯用于江河防汛，稍后永定河设置报汛专用电话线。1903年黄河下游济南至利津800多里两岸设专用电线，并设官电局，两岸分局共16处。1911年防汛通讯划归邮传部管理不成，此后一直与铁路通讯一样属于独立的专用通讯网。清末在长江、珠江及松辽流域也设有防汛专用电话或电线，但大都限于中下游或重要城市、商埠港口。1934年在黄河上首先设置无线电通讯以防汛，到1946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设无线电总台，下设8个分台，通过总台向中上游各水文站、险工段联络。

1888年在黄河河南长垣、山东东明堤防段施工中首次使用小铁路进行运输，这可以说是施工中最先使用近代科学技术产品。次年9月又调用山东章邱决口，由于功效卓著，以后曾购买铁轨专用黄河下游的抢险和岁修。1898年，黄河抢险堵口施工中，夜晚已使用电灯照明。1911年开工的锦州湾葫芦岛筑港工程中使用起重机、混凝土搅拌机、打桩机、挖泥机、抽水机等先进施工机械设备；并设有专用铁路和专用照明电线和电话线，成为当时国内施工设备最先进的工程，有人称赞说：“亦我国早年建设中之可纪念者。”

在水利工程中最早利用水泥者当属沿海各开埠商港，这和其它方面首先采用先进技术是进驻港口的洋人一样。1888年黄河堤工中首次使用水泥，全为舶来品。1889年中国第一家水泥生产厂在唐山成立，1893年李鸿章调拨300吨用于长江防洪。本世纪20年代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水工建筑物已日见普遍。民国以来，水泥灌浆技术也得以广泛运用。以1932年维修浙江绍兴三江阐最为著名。

与上面所叙述的所有新技术革命相比，大型水利电力工程的修建才真正是近代水利事业的核心。我国对水力的运用如水磨、水车等，可以说发明最早，但这些仅用于农事，均属私人规模经营的传统科技，与水力发电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水力发电的发明可以说是19世纪赐予人类的最大恩惠，也是所谓人类生活从机械时代迈入电力时代的重要支柱，更是当今所谓信息社会的物质基础，想一想，没有电，信息从何而来，又将如何传播？对于当代人来说，没有电的生活将不是“人”的生活。

自从那个穷困的学徒，自学成才的法拉弟发现电磁感应以来，有关电的运用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1882年美国威斯康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水电站。1890年中间出现了第一家商办的水电业。1910年7月我国第一座水电站在云南石龙坝投产开工。石龙坝水电站原名商办耀龙电灯公司，位于滇池出水孔道螳螂川上，为引水径流式电站，流量为4立方米每秒，落差15米，装机容量为1440千瓦。北水电站由王筱斋、左益轩主持，聘德国工程师任技术顾问，安装西门子公司发电机2台，历时2年11个月建成，后1929年、1934年、1939年三次扩展，总装机容量达2920千瓦。民国初年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也修建了一些水电站，如1912年建成的大甲溪水电站，1913年建成的狮仔头电厂等。30年代以前大陆除东北由日本人经营外共有水电站9个，装机容量共有2841千瓦，大多为地方国营和民营性质，主要分布在四川和云南一带。还有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建成的拉萨夸府沟电站。这是由13世达赖选派留英的强俄巴·仁增多1925年回国后主持修建的，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电站，其落差210米，也名列当时引水式电站前茅。

1931年全国资源委员会成立，进行全国水力发电勘测估计，认为我国水力蕴藏量为64，694，000千瓦，其中长江为38，525，000千瓦，占59.60%。在资委会的主持下，30年代我国西南地区水电站建设成绩最大，多是径流引水式电站，基本上由我国技术人员主持修建。在抗战胜利前共修建的装机容量为22371千瓦的23个水电站中占有18个，装机容量达21616千瓦。其中较大的有四川寿县境内龙溪河上的桃花溪电站、下峒电站，贵州省桐梓境内赤水河支流天门河上的天门河水电站等。这一时期的水电站大多属于资委会经办和四川省省政府主办。同时机电设备设计、自制及安装能力也有相应的提高，如1944年筹建的重庆北碚高坑岩水电站，水轮机组为卧轴混流式，由电机工程师吴震寰设计，民生机械厂制造；机电设备、输电变压电器器材均为国产，是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一个水电站。1945年建成的天门河水电站，采用立轴混流式机组，全为美国1942年生产，称为“抗战期中最新型之水电厂”，其中发电机组调速器的使用在我国为第一次。(www.daowen.com)

坝后式大型水电站我国始建于30年代末，规模最大的是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修建的“东亚第一工程”丰满水电站，这是一座浸透中国人民鲜血和泪水的水利工程，施工中死亡大量中国劳工。1937年9月开工，到1945年日本战败撤退时完成土建工程89%，安装工程50%。自1911年石龙坝水电站的修建到1949年，我国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36万千瓦，年发电量12亿度，装机容量据世界第20位，发电量占世界第21位。

我国最早使用机电排灌的是江苏武进县，1906年该县芙蓉圩圩董发动农民向上海铸造局租借柴油抽水机排水。1915年常州厚生铁工厂开始制造3马力和5马力内燃机，拖带水车戽水，制成“双翼水风箱”，并在这一带普遍推广。农田电力灌溉始于1924年6月，当时武进戚墅堰电厂建成发电，在定西乡蒋湾桥试办电力排灌，采用27马力电动机及抽水机2台，灌田2000亩，第二年增到9800亩。后来建设委员会接办成立灌溉委员会，进行全面推广，据统计，1929年武进、常州、无锡一带已有抽水站42处，专用电线95里，灌溉面积近4万亩。在北方，利用蒸汽机扬水，到1949年底天津一带已有扬水站21处，灌溉面积近3万亩。

1927年开工的福建长乐县莲柄港堤水灌溉工程，是当时我国最著名的机电排灌工程。1929年竣工，灌溉农田达10多万亩。后由于水费纠纷而废置，1935年修复并改用电力，并于当年完工，成为我国修建较早、跨距最大的过江输电线。抗战间遭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从此不复恢复。由于工业化基础薄弱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象样的机电灌排网络不仅到1949年未建成，至今也未见完善。

新型水利工程还包括防洪治河及船闸工程。民初，防洪工程中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采用闭启机械、配有钢板闸门的新型水闸。工程材料和启闭设备的变革，使河工建筑物向大型化发展成为可能。1923年顺直水利委员会修建潮白河上的苏庄闸，由39孔泄水闸，10孔进水闸组成，闸孔宽6米，可泄洪水600立方米每秒。1935年在天津杨村减水河上建成的龙凤河节制闸，控制流域面积2000平方公里，有闸孔8个，全部采用钢闸门。1937年6月导淮委员会修建的杨庄活动坝，其中活动闸最大泄水量达750立方米每秒。稍后开工的三河活动坝，规模远远超过前者，但由于日寇的侵略，工程被迫停工。

导淮委员会在淮扬运河上修建的邵伯、淮阴、刘涧闸是我国最早修建的新型船闸。这些船闸净长100米，宽10米，以木桩、钢板为基础。邵伯闸上下游水位差7.7米，淮阴、刘涧上下游水位差9.2米。闸门为钢质双扇对开式，闸室为钢筋混凝土结构。40年代在沟通川黔的重要水道綦江及其支流蒲河上开展渠化工程，共建船闸11座，其中以綦江车滩大利船闸为最大，这些工程在技术、工程规模等方面基本接近30年代世界同类工程水平。

上述这么多水利工程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我国水利科学教育研究的发展。19世纪水利科学也象其它科学一样，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各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逐渐形成。1893年世界上第一所河工实验室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诞生，应用水力学试验及其研究异军突起，很快推向欧美各国。1917年德国工程师太沙基首先在土耳其罗柏特学院创立土工试验室，应用土力学研究也日新月异，1920年美国公路局土工试验室成立，至30年代土工试验在世界各国相继开展。我国近代的水利科研、教育与水利法的制定起步于20年代，与世界先进技术相差不太晚。

费礼门是美国近代水工试验之父，1917年、1920年两度应聘来华，从事运河工程改善和黄河下游治理研究，费氏考查后认为黄河河堤太宽，提倡“束水攻沙”理论。1931年国民政府拟请德国应用力学专家恩格斯来华，因年老改请其学生方修斯来华。方氏来华半年返德后发表《黄河及其治理》一文提出了与其师恩氏“固定中水位河槽”方案大相异趣的方案，双方争执不下，当时中国水利界权威学者李仪祉主张通过水工试验来选定方案。1932年夏恩氏在其任教的大学试验室进行模拟实验，其结论为“河道之刷深在宽大之洪水河槽较之狭小河槽为速”，这一结论与李仪祉的观点和传统治黄理论及实践大相径庭，同时方氏亦在其任教大学进行实验，结论仍与其师完全相反。不管恩、方两位师徒结论若何，但这种寻求科学真理的态度，实在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国民政府仿佛仅对老师感兴趣，1934年派遣沈怡前往德国与恩氏配合进行实验，虽然实验条件等都有所改变，但结论仍然未变，对治理黄河实践没有多大指导意义，这段中外科学合作也就不了了之，但它导致了我国水工模型试验研究的起步。

1931年8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曾有成立水工实验所的建议，在多方的努力下，1934年由华北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模范灌溉局、陕西水利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等水利、科研、大学合作在天津成立了筹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董事会，次年11月正式宣告成立，并开始进行试验。稍后，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中央水工试验所。1937年日寇炸毁第一水工，中央水工试验所内迁重庆，在重庆、成都、灌县、昆明、陕西武功等地分设6个试验室，1个整理文献室，1个水文研究站；同时迁往陕西城固的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合为西北工学院，成立水利系，并设置水工试验室。这样我国水利科学专门研究机构与学校研究机构初具规模，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相互配合，水利科学研究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在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环境中，中国人特别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充分显现了他们大无畏的科研精神。

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第一水工试验所进行了5项水工和河工模型试验。其中官厅水库坝下消力试验、卢沟桥溢流坝消能消力试验，是配合永定河治理规划设计而开展的模型试验项目。1936年1月至1937年11月中央水工实验所在中央大学临时水工试验室进行了洪泽湖杨庄、三河活动坝和长江镇江、马当段河道整治等7项水工、河工模型试验。40年代水工试验项目和内容都有增加，与工程结合得更加紧密，其中规模较大，实用性较强的试验项目有綦江石溪口船闸、溢流坝全型模型试验，陕西汉惠渠拦河坝地下水渗漏模型试验，黄土河渠临界流速试验、都江堰整体模型试验等。

我国第一个土工试验室于1942年诞生于重庆石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仪器大多是科学家们用自己的双手设计制造的。开展的试验项目有黄土物理力学特性试验、冻土试验，弹性地基、黄土坝基试验和页岩物理试验等。

近代农田水利科学研究以美国西部开展最早，1916年开始实施农田灌溉用水测量。而我国的农田水利研究始于20年代的广州。中山大学农科学院首先对东莞白、竹粘两类水稻进行灌溉试验，包括全灌溉水量，水稻生长期灌水期，各类蒸发、渗漏与灌溉水量的关系，产量与灌溉水量关系，自然降雨与作物生长期、人工灌溉的关系等。可以说中山大学这个农田水利科学研究项目，就其研究范围、实验项目、研究手段和开始时间而言，我国当属当时世界这一领域的先进国家之一，这也为后来中国一直在农田水利研究这一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开了一个好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以后，北方、东南太湖地区、四川等地都相继建立起本地的农田水利实施场，进行灌溉定额、盐碱地改良、水稻栽培、良种选育及推广等科研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广西农事试验场、陕西西北工学院水工试验室及四川稻麦研究所对广西早、晚稻，陕西汉中麦、稻及四川稻、麦等作物也开展了灌溉定额试验。

我国水利教育兴办于1908年，当时永定河道吕佩芬倡导并开办“河工研究所”，对40岁以下所有河工及候补人员进行培训。1910年山东巡抚孙宝琦在山东成立“河工研究所”，培养河工工作人员。1915年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于江苏高邮设“江苏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招收学生分本科、速成科培养专门人才。同年张謇、黄炎培、沈恩孚等在南京开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李仪祉受聘任教务部主任兼教授。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为我国第一个水利高等学府。1924年改名河海工科大学，1928年并入中央大学工学院。继河海工科大学之后，水利高等教育开始在综合性大学中成为一个独立的系或专业。1934年北洋工学院、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分设水利工程组。40年代内迁大学如同济、武汉、湖南、浙江、西南联大等相继设立水利系或组。1943年教育部要求已设土木工程系的20所高校一律增设水利专业，当年水利系类总招生人数达400名，并在中央大学、西北工学院招收水利工程学研究生各10名。与此同时，多层次的水利专科、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也普遍进行，广泛地培养和培训各类河工水利人才。

我国近代水利立法始于30年代。1931年全国内政会议通过编订水利法规、确定水权、发展水利提案。经过多次讨论、审查、修改于1942年7月颁布《水利法》。《水利法》共9章71条，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法定水利各级管理机构及相应的权限；水资源为国家自然资源，规定必须依法取得水权方能使用及水权登记程序；水利工程设施的修建、改造及管理申报批准手续；特殊非水利工程水体如滞洪湖区、泄洪河道的管理。为配合《水利法》的实施，1943年3月还制定了《水利法施行细则》。1943年7月行政院公布《水权登记规则》。《水利法》的制定和水权登记的执行是民国年间水利立法的主要成绩。从此关于水、水利工程等的使用及维护都有法可依，大大地减少了水利纠份，为我国水利事业近代化进程起着重大作用。

近代以来，水患频仍，特别本世纪30年代的水涝灾害更是举世闻名。国民政府面对如此景况，对长江、黄河等各大水系加强了治理，增强河流两岸人民的抗洪防灾能力，但由于连年的内战和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所取得成效极为有限。在如此恶劣环境下仍有如许成就，更显得可贵更值得叙述一番。

民国时期以李仪祉为代表的掌握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黄河的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丰富的传统经验相结合，提出了综合治理黄河的新主张。李仪祉（1882～1938），名协，陕西蒲城县人。清末民初两次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工程学。后来一直从事有关水利事业，曾任黄河水利委员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等职，发起并主持成立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担选历届会长至逝世。他广泛翻译介绍各国近代的治水技术，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译文，内容涉及水文、水力、灌溉、航运及河道治理等多方面，为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对黄河的治理进行过精深的研究，民国初期就发表多篇论文，阐述他的治河主张。1933年他主持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力主科学治河，全面治河，从根本上治河。他认为治河的目的以防洪为第一，整理航道为第二，而引水灌溉、放淤、水电等事，仅是“旁枝之事”，可以综合考虑。他在亲赴实地进行考查后，撰写论文40余篇，全面提出了他的治河主张：在上中游植树造林，减少泥沙的冲刷流失，同时在各支流建拦洪水库以调节水量，并且在上游各省内支流广开渠道，引水灌溉以进一步分洪；下游固定中水位河槽，整治海口，开辟减河；他还提倡普遍开展测量工作，加强水文、气象、地质、泥沙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以期对黄河进行全面的综合治理。可以说以李仪祉为代表的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探索推动了传统河工向现代河工的转变。

国民政府时期也对淮河流域加强了治理，先是近代著名实业人物张謇主张导淮，并先后发表多种治河方案。1929年导淮委员会成立，拟定江淮分疏原则，综合过去的方案，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导淮计划。分防洪工程、航运工程和灌溉工程三部分。具体规划为：整理淮水入江水道线路，由洪泽湖出三河，趋东南入高邮湖，再辟新河达邵伯湖，至三江营入江，洪泽湖下建三河活动水闸；开辟淮水入海水道163公里；在淮河上游筑堤，并增加必要的水闸、涵洞工程；整治沂、沭水二河等。此工程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破坏没有得到全面实施，特别是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导淮工程完全破坏。

对于长江的治理，可以追溯到北宋。国民政府对长江的治理主要是前面所提到过的长江水力发电的全面规划。同时由于轮船的引进，长江作为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日益显著，因而对长江航道的整治成了国民政府的重要任务，特别抗战内迁以后。国民政府对其它流域和永定河、珠江都进行过治理，并修筑防洪抗灾水利工程，作出过防洪、航运、灌溉、水力发电几位一体的综合运用规划，但限于时间的短促和众所周知的原因，成效不大。

在农田水利方面，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五省在民国时期间继续有所发展，而以陕西几处大型灌溉工程最为卓著。1928～1930年陕西连续三年大旱，李仪祉受命于危难之机，回省主持水利事业，在杨虎城等人的支持下，得到海外华侨的资助，主持修建泾惠渠。1932年第一期工程完成，当年灌溉农田50万亩。泾惠渠是我国第一座应用近代技术建设的大型灌溉工程，在灌区管理方面也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办法。1934—1935年，李仪祉主持的洛惠、渭惠和梅惠灌溉工程先后开工，并很快竣工，受到当时国内一致好评。同样国民政府在河南、山东地区灌溉工程集中在洛河和沁河支河上，黄河干流上多发展小型虹吸工程；在安徽对古老的芍陂工程进行修治；在海河流域修建滹沱河灌溉工程、永定河放淤工程和崔兴沽灌溉试验场；在四川维修和扩建都江堰；在云南兴修嘉丽泽排水工程、甸惠渠；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建白茆河节制闸、华阳泄水闸、金水排涝闸等；在广东的灌溉工程灌溉农田达28万亩、广西达52万亩。可见民国时期虽然时间较短，但农田水利特别是灌溉工程的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

总之近代水利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这主要是新技术多由外国传入，而非自我创造发明。在这多灾多难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必须感谢在艰苦环境取得如许成就的水利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