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宇航员从太空可以看到地球上两大人工工程，其一为万里长城，其一为大运河。无论这种传言是否有根有据，但运河在中国历史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史，运河在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运河作为劳动人民改造河山的伟大创举，运河所表征的智慧和才能，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运河，就是为了交通运输而疏凿自然水道或开凿的人工河道，它可以补充自然水道运输的不足。虽然常常以交通运输为主要目的，但也具有灌溉、泄洪、输水等综合利用的内涵。运河在唐朝以前称沟、漕运、渠运等，自北宋始才有“运河”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人工河的通称。

历史上所开凿的运河，主要是为了沟通长江、淮河和黄河之间的水路交通。而运河的开凿必须着眼于距离最近、水源丰富、地形有利和易于施工为原则。今江苏中部地势平坦，湖泊连绵不绝，是江淮间距离最近的地区，选择这里开凿运河当然极为有利。在古代，华北平原也具有地势平衍、坡降缓的优点，又有众多河流南流入淮，这为开凿连接河淮的运河提供了条件。泗水以西、淮水以北的平原，不仅河流密布，湖泊也星罗棋布，利用这块平原由北向南缓缓倾斜及河流大都东入泗水、南注淮水的优点开挖运河，自然也是个理想之地。我国的运河工程大都在以上这些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向前发展。

大禹治水，开沟挖渠，疏浚障塞并举，可以说开创了人工河的先河，但那不能算作运河。中国古代“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航运活动实在比较远古，到春秋时期已开始大规模的水上运输，例如著名的“泛舟之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春秋后期，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军事争夺的需要，提出了开挖人工运河的要求，以克服天然河流的不足，扩大水运交通。历史记载中最早的一条运河是春秋时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开凿的。陈蔡二国分居淮河支流沙水和汝水上，可运输来往却需经绕淮河，实在费时，于是在汝沙之间开挖一条运河。但这条运河位置史实已不可考。而满足可考条件的最早运河，一般认为是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

春秋末年，吴国先后战胜楚国、越国，吴王夫差雄心勃勃，欲北上中原，与齐晋争霸。吴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水军，可又没有水路直通齐晋，否则得沿江绕海。于是公元前486年在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尾闾修建邗城，并在城下开凿运河，由于在邗城之下，史称此运河为邗沟。邗沟从滨临长江的邗城西南角起，屈曲从城的东南角东流，至今湾头镇又折向北流，经武广、陆阳二湖之间，北入樊梁湖，穿过博芝、射阳二湖，又西北至末口（今淮安城北）入淮。历史上第一次沟通了江淮二水。邗沟利用了江苏中部的一些主要湖泊联缀而成，为迁就博芝、射阳二湖还向东北绕了一个大弯子。邗沟路线选择准确，湖泊又能调节水量，为以后江淮运河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直达末口；东晋时又沿津湖东岸开渠20里，从此运河成南北端直状态。

吴王在运河修成的冬天即北伐齐国，并打败了齐国。其称霸的下一个对手是晋国。公元前482年，夫差为与晋公相会于黄池，率师北上，由江入淮，由淮入泗，但到不了黄河支流济水岸上的黄池。于是他如法炮制，从今定陶县东北的古菏泽引水东流，至今鱼台县北注入泗水，开凿了沟通济水和泗水的运河，史称菏水。此运河的修成，首次沟通了江淮河济，并为利用泗水航运开创了先例。但黄淮间航路还未开辟，这个缺陷由魏国所凿鸿沟所弥补。

战国中期，魏惠王雄心勃发，亦想争霸。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开封），第三年开始挖凿运河。大约从今原阳县北引河水南行，横过济水，注入今中牟县与郑州市之间的圃田泽，此段称大沟。公元前339年又引圃田泽水东流，将大沟运河延至今开封北，绕过城东折而南行注入沙水，利用一段沙水河道到今淮阳县北，再向南入颖水。从今开封到颖水间运河，在苏秦说魏襄王时已称鸿沟，楚汉相争时，刘邦、项羽又以此段运河为天下中分线，于是鸿沟的专名获得，也有了以后汉语中人与人思想等极难沟通的“鸿沟”的另一种意思。鸿沟水源来自黄河，又有圃田泽调节，水量充沛，大大改善了与它相通的各条自然河道的通航能力，逐渐形成了以鸿沟为基干，以自然河流为分枝的完整运河网——鸿沟系统运河。从鸿沟分出的重要支流水、睢水、涡水等分别穿县走集，注入泗水、淮水，使黄淮平原的水运交通一时变得极为发达，也使沿运河两岸的城市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为当时的大都会。战国时东方强国齐国为了与中原水路联通，也开凿了联结淄水和济水的运河，名曰济淄运河。

春秋战国时代所开凿的这些运河都是充分运用平原地区河流湖泊水道而成的。这说明当时已对这些地区的自然地理已有十分明晰的了解。同时运河的兴起，对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其以后统一王国的建立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秦统一六国后，巩固国防，开发边疆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在南方为了统一岭南，建成了著名的灵渠。秦军南下要经过崎岖不平的湘桂丛林地带，行军作战，特别是粮食供给很困难。于是秦始皇任命负责粮食转运任务的史禄主持开凿灵渠。湘江、漓江水源一南一北，相距约八十里，但漓江支流灵河与湘江相隔很近，灵河有一源头始安水在兴安城与湘江相隔仅二里左右，中间有一高约二十米左右的分水岭，在此始安水水位比湘江水位高6米左右。为沟通湘漓二水水运，须将湘水一分为二，由于始安水水位高，于是将分水处选在湘水上游。灵渠运用与都江堰分水鱼嘴相类似的铧犁分水，然后放弃水流湍急的湘水上游河道，另开南北渠，北渠为降低坡降比，有意修成弯弯曲曲，以利航运。这样船只就可以由湘江经过北渠绕过分水铧嘴进入南渠，顺流而下到达漓江。为了调整航深和船速后来发明了船闸，有史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当时可能采用了如修建土堰拦水等临时性措施。可以说分水铧嘴地点的选择及降低北渠坡降比的考虑充分显示了当年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由于灵渠建成兴安境内，所以又叫兴安运河。灵渠的建成，保证了秦军南下百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灵渠的建成，使北来的船只由长江而湘江而北渠而南渠而漓江，然后从桂江进入珠江流域的西江，以抵广州，这样把两广与中原连成一气。从此两千多年来，这条路线成为南北通道的干线，是历代王朝由内地到广州出海的主要通道。现在在灵渠一带已形成一个以灵渠为骨干的灌溉网。

汉代定都长安，关中漕渠也顺应得到发展。关于为何定都长安，张良有很好的论证，不仅可以凭用关中较好的自然资源，而且可以靠渭水和黄河沟通全国。后来由于漕运的增加，自然河道已不敷用，于是开凿了前面提到的漕渠，从长安县境开渠，引渭水，沿秦岭东下，沿途收纳灞水、沪水，经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和潼关，直抵黄河。关中漕渠的修建可以说是为维持国都王朝的粮食需要的直接产物。关中通往关东必须经过险要的三门峡，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西汉政府对三门峡的改造一直无大成效。汉武帝接受御史大夫张汤的上奏，修建褒斜道。这条运河是打通汉水分支褒水和渭河分支斜水的联系，从关东粮食由汉水而上，入褒水经褒斜道入斜水，而渭水直抵长安。由于褒斜河谷过于陡峻，此道遂废，后来成为川陕间重要的陆路交通线之一。

东汉建都洛阳后，修建了阳渠，以联通洛水、黄河的水运。据研究秦汉时江南也有人工运河。这样秦汉时代从关中或洛阳，利用渭河、黄河、鸿沟和汴渠、邗沟和江南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以至江南联为一体，初步构成了全国的航运干线。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开始了兴建运河的新时期。这样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运河网。这些运渠，有的是军事上进军的需要，有的平时也用作漕运，有的也可用以灌溉。

曹操统一北方后，为了进攻袁尚，开凿了白沟。白沟原是河南黄河北岸浚县西部的一条小河，曹操开凿渠道把北边的淇水引入白沟。公元206年，为进攻乌桓，曹操又开凿平虏渠，起自滹沱河，南与白沟的清河相接，经今河北的饶阳、河间、任丘等到天津而注入海河。此后曹魏还修有利漕渠、泉州渠、鲁口渠和白马渠等。可以说曹魏政权在海河水系上苦心经营，为海河流域的水运网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三国时吴国在江南除疏浚自然航行河道外，也开凿运河，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破岗渎的开凿。这条运河起于小其（今句容东南），向东穿过山岗，越镇江南境，到今丹阳境内的云阳城西。三国以后，两晋也有运河开凿，南北朝则很少创新。

从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运河开凿，大多是利用自然水道，当然有许多方便的地方，但由于自然河流的深浅、宽窄不等，河道坡降不适合，往往给航运带来一些困难。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劳动人民开凿运河的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我们祖先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不断提高，从隋朝起，运河开凿工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即按照一定的设计方案开凿运河，以达到沟通经济富庶地区与国都的目的。隋代以后所开凿的运河，往往规模大，路线长，对河流的深浅、渠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标准。虽然也继续利用一些天然河道，但主要以人工开凿为主，并设置必要的闸坝，以便通航。运河发展变迁史上这一根本变化，不仅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更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区域重心变迁。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为解决交通运输的困难，于584年下诏令工匠们巡察汉代所开漕渠渠道，考查渠道周围地势，互相讨论，制定重开漕渠方案。接着任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广通渠。此渠引渭水从大兴城开始，一直开到潼关，全长300多里。开航后，官家私家船只日夜航行，源源不绝地将物资从潼关运抵西安，大大地促进了关中的经济发展，被人民誉为“富民渠”。其后杨坚为了南渡灭陈，曾开山阳渎，同时对黄河三门峡险段也进行了整治。通过这一系列工程，为以后更大规模地开凿运河打了基础。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他立即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并迁都洛阳。605年始，役使数百万人大规模地开凿运河，使洛阳成为当时运河网的中心。605年开凿的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顺着阳渠渠道入河，又从板渚（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入汴渠，至今开封近郊与汴分流，折向东南，经今商丘县南，又经今永城、宿县、灵壁、泗县，在盱眙之北注入淮水。通济渠在开封附近趋向东南，打通了一条直接入淮，不再绕道徐州由泗水入淮的捷径。这样不仅路近，而且避免了徐州以下泗水的险滩急弯，因为这条河段上有运河要害，漕船致命伤的徐州洪、吕梁洪两个险要点。据考证，由此道入淮，还利用了古蕲水河道，古蕲水河道与通济渠开封以下河道完全一致。商丘以下的古蕲水坡降较徐州以下的泗水河道为小，这样利用坡降较小的河道航行，自然容易得多。开凿通济渠动用民工百万，只用了一百七十多天就完成了这条雄伟壮观、规模空前，全长1500里左右，宽40米，深4米左右的运河。这条运河不仅在漕运方面有重要作用，而且还具有引水、蓄水、分洪、灌溉、绿化和水陆联运及改良土壤等功效。

公元608年，隋炀帝为开辟北方水上运输，巩固边陲和在北方用兵，征集河北一带百万民工，开凿长达2000多里的永济渠。永济渠从沁水下游，即今武陟县西北、沁水北岸向东北开渠，到今淇县境内利用曹操所开白沟（即今卫河）而到达今馆陶县，馆陶以下开新道，流经分清河、德州、东光、沧州、青县、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经信安镇、永清县与儳水相接，直达蓟城（涿郡，今北京市）。永济渠之所以选择蓟城为终点，是和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的。从战国始，蓟城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隋炀帝曾在东北地区用兵，蓟城刚好是前哨基地，永济渠也就成为漕粮的主要供给线。永济渠的开凿成功，使黄海流域成为一气，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

公元610年，隋炀帝还凿深加宽了邗沟和江南运河，把通济渠一直伸延到余杭（今杭州）。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经过历代整治变迁，至此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达扬子（江苏仪征东南，古扬子津），引江入淮。而江南运河则是在六朝的运河故道上加宽掘深，使其从京口（今镇江市）起，绕太湖之东而达余杭，大体上是今天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段。

至此隋炀帝完成了他雄才大略的运河开凿计划，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隋代大运河诞生了，标志着一项人类奇迹的出现。隋代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贯穿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河北、天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九个省市，开创出以洛阳为轴心的全国性漕运网。洛阳座落于华北大平原西部边缘，海拔150米，以它为出发点，利用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凿河，不仅保证了水源，而且顺应了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基本特点，充分利用各自然河流的自然流向，既沟通了黄淮海和长江等主要河流，又穿越了黄河下游南北和长江下游富庶经济地区的中心；通济渠、永济渠以洛阳为中心作扇形张开，与黄河下游河道及支流南北摆动的扇形地区相吻合。所有这一切决非偶然，表明了工程规划者的统一全局观念和当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因为这一切不是“鼠目寸光”者所能发见，也不是视野狭小者所能感悟，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地势大趋势，掌握水流基本规律，通晓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史的全才才能有这样独具匠心的设计，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这项人间奇观的集体智慧结晶性。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历史发展变迁史上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相分离局面的结果。由此这条承担起了连接南方生产区和北方政治区的运输系统的发展和维护，成为以后王朝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正如冀朝鼎所说：“在以后一千多年中，运河吸引了中国最有能力的人们的注意，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国家很大一部分物力都耗费在运河上，以谋求改善和维持这条水道。”

唐宋时代，通济渠称为汴河，是唐宋王朝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因为中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基地，能否保证汴河的通航，就成为唐宋王朝的关键所在。按期排浚和加高培厚河堤是宋代维持汴河航运的必修课程，北宋灭亡后，汴河也就迅速淤塞不通。昔日那舳船相接的繁荣景象完全被荒凉冷落的村庄所代替，维持了五百多年的水上交通大动脉——汴河也成了历史陈迹。永济渠在唐代与汴河一样，是沟通经济发达的北方与国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命脉。唐政府曾对干渠一些地段进行过修补，并开出了一些支渠。其作用虽不能与汴河相提并论，但在唐初转运从江淮一带运送而来的粮食和各种物资，治疗北方战争创伤等方面的作用还是非同小可。到了宋代，永济渠上游引沁水的一段已淤塞，其水源主要来自卫河，向东北流至今青县进入宋辽分界线界河，界河以北非宋政府所有，因此航运根本不可能，即使在今河北境内的一段也因黄河的泛滥和注入河道而变得十分紊乱。江南运河除元末张士诚从塘栖南之五林桥开河，直到江涨桥，使运河不再出上塘河（杭州市东北）外，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线路，一直到今天。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唐代不仅承袭了隋代的大运河体系，而且是真正发挥大运河作用的第一个王朝，正所谓“隋朝开河，唐宋受益”。隋代的大运河体系使唐代全国有径直的水上运输，编织起前所未有的物质流通网，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农业、手工业的突破性发展，特别是带动了运河所经地区的经济发展。

而宋代，虽然仍承继了大运河的遗产，但由于长时间的运营和军事战争的破坏等原因，对大运河体系的整治已成为重要课题。宋王朝建都开封，充分体现了运河体系在其中的作用。以开封为中心，出汴河往东南，经山阳渎到达富甲天下的两淮和江南；流黄河可趋齐鲁；北泛永济渠可上幽燕之地；西溯黄河能达关中。而且开封与东南沿海漕运的距离比之长安要近两千多里，比洛阳也短五百里左右。因此宋政府建起了以开封为中心的第一个大运河网。除疏凿汴河外，还开凿了广济河、惠民河和天源河。961年疏凿广济河，广济河原名五丈河，是从开封向东北开渠分汴河水历陈留县（开封市东南）、曹（山东菏泽县）、济（山东巨野）、郓（山东东平）三州，注入梁山泊。这是京师漕运放射性河道东向的水运系统主渠道，也是沟通山东漕粮运输的主河道。由于河宽五丈叫五丈河，后改名广济河。由于此运河是分汴河而出，所以容易淤塞。于是同年又从今郑州以西导京、索诸水东流，到开封城西，架渡槽于汴河之上向东引水入广济河，这条渠道称金水河，又名天源河。由于天河源与汴河水位差不大和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有限，渡槽横绝汴河，每当汴河上舟船到了再拉开渡槽，严重地影响了主航道汴河的船行速度，真可谓得不偿失。不久动工兴建“引洛清汴”工程，这条渡槽也就不能用了，只得把天源河水引入皇城，作为美化皇室苑园的水源。也就是在这一年，宋太祖还开凿了一条惠民河，这是开封水运总枢纽向南放射的南方水运主干渠，此河原名蔡河，因形状若琵琶，又叫琵琶河。它从开封南门右侧进，左侧出，河区风光秀美，与开封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把人们需要的东西输送进来，又把需贩卖的东西运送出去，因此又叫惠民河，并以此闻名。惠民河的上游就是导引发源于今登封、密县境内的、二水，东北流入京城，流出开封后，大致循古浪荡渠，至陈州（今淮阳）东南入颍水，又东南至寿州（今寿县）入淮。由于陈州一带地势低下，易泛溢成灾，因此曾开凿渠道，使之与颍水分离。这项分颖工程，从1088年开工，到1117年才竣工。惠民河生命力极其强盛，宋朝偏安南方以后，汴河淤塞，此河却仍活命如初，直到明未扒黄河大堤水淹开封后才将之填死。

宋代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基本上是隋代洛阳中心运河网的继续和发展。开封周围广旷的平原为运河向东南西北四方展开创造了条件，这也使得宋代开封运河密如蛛网。以开封为中心，为开发利用郑州以西诸水提供了方便，并使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的水源更加充沛，而且还避开了漕船上溯河水与洛水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名传千古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就是描述宋代开封城内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的。这幅画之所以如此备受推崇，除画家本人绝妙的画法功底与技巧外，主要是它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开封的工商交通、市民生活，并隐现了大运河给沿河城镇带来的昌盛，只要数数那二十多只航行在运河上的船只，想想这些船只所蕴涵的社会历史信息就已足够思索好一阵子了。

中国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国都即政治中心不断东移。而自从创漕运后，每个建立真正统一王朝的皇帝，总要围绕自己的政治中心，兴建一条联通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运河。到了元代，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的后代忽必烈定都北京，而漕粮的基地却仍在江南的太湖流域，这样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愈加明显，建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通道成为必然。而从北京到长江下游，虽然地势比较平坦，但也要经过一些高地和低洼地带，没有直达的水路可资利用。隋唐大运河网络中的北段永济渠又被淤塞难行，因此还须从北京出发重新开凿一条贯通大江南北的运河。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建成了大体上今天所能见到的所谓京杭大运河。

元代国都在华北平原的顶端，而漕粮又主要取之长江下游，未开凿大运河时，采取水陆联运的办法，有天然河流可利用的尽量加以利用，无河流可用就由陆路转运，元初曾在南北大地建起1400多个水陆驿站。可是这不仅费时而且费耗钱财，终非长久之计。黄河旧道已不可资用，就只有在今山东境内另开新道。今山东西部平原，位于山东丘陵边缘，泗水与汶水之间地势较高，汶水北会大清河入海，泗水东南入淮。汶水北距卫河不远，而顺卫河可直达直沽（天津市区）。元代利用当时山东境内这些河流相距较近，又向东南、东北伸延较远的特点，在山东境内开凿新的运河济州河和会通河以贯穿南北。

早在1275年，元朝丞相伯颜就派当时著名科学家、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赴冀、鲁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郭氏在实地考查中采纳汶上人士马之贞的建议，在济州（今山东济宁）城南汶、泗交汇处与大清河之间凿运河，使南达江淮，越海而北通京津。郭氏回京后告之伯颜，后元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于1281年动工开凿济州河。此运河长150里，从济州到须城（今山东东平县），导汶、泗二水会于河，然后利用济州的会源（即闸），南北分流。济州河开凿后，南来船只由泗水北上经徐州进入济州河后，入大清河去利津进渤海直抵直沽，此乃河海结合的漕运线路。但由于潮汐作用，大清河常有沙壅，航运不畅。后来另走它路，由济州河过大清河从山东的东阿县陆运200里，经寿张（今梁山）、茌平、聊城至临清，由临清装船入卫河北上至天津。这条路不仅费时，而且茌平一带地势低洼，多积雨，路泥泞，很是阻滞漕运，为沟通汶水和卫河（御河），开凿新的运河，在所难免。(www.daowen.com)

寿张县官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上奏要求开凿打通大清河北岸从东阿到临清，接通卫河的新运河。1287年朝廷派遣马之贞等实地考察后，于1289年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引汶水到卫河，长250里，忽必烈赐曰会通河。这条河实际上是济州河的延长，使济州、通州间水路全线贯通。会通河虽只250多里，但河道地形相当复杂，而且平地开河，缺乏水源，因此施工和设置航运设施的工程技术要求很高，闸之多为所有河段之冠。

会通河开凿成功后，漕粮运到通州以后，通州、大都间仍需陆运。1292年，郭守敬建议恢复金代运河。1293年秋，运河竣工，全长165里，称为通惠河。金代的运河是从今北京西北引玉泉山诸泉水，东南注入高梁河，再向东引达通州。此运河由于水源不足，使漕船经常阻滞。郭守敬主持的重凿，经实地踏勘后，改由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汇合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东南注入大都，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然后大致循金代运河东至通州高丽庄（通县东南12里）入白河。此条运河路线正是吸取了金代运河水源不足的教训而选定的，为了保证新凿通惠河的水源，还在大都西北修建了长达60多里的白浮堰，引导大都西北诸泉水、河水尽入积水潭。

公元1293年通惠河的开通，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年，更是元代统治者们喜形于色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标志着元政府煞费苦心经营的贯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这条沟通江淮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控制东南沿海省份水上运输的大动脉，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联通一气。全长35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由北至南分七大部分：

①通惠河，即大都运粮河。从北京至通州165里。

②通州粮河。从通州南下入大沽河，两接卫河。

③卫河，即御河。从天津至临清，接会通河。

④会通河。从临清至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接济州河，全长250里。

⑤济州河。从须城安山至济宁，接泗水，入黄河，长150里。

⑥扬州运河。即唐宋山阳渎，从淮河历扬州至瓜州，入长江。

⑦江南运河。从镇江经丹阳、常州、苏州、嘉兴、直达杭州。

京杭大运河虽然开通，但由于纵贯南北，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沿途地形复杂，特别是部分河段逆河之性，要畅通无阻，实属不易。劳动人民在实践过程中想出了不少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其中在运河河道上设置船闸和水柜来调节水量以维持航运的畅通即为一例。徐州至临清700余里的河道，元代曾设闸20余处。这段地形是中间隆起，南北低洼，济宁以北的南旺镇是当时山东境内南北运河的分水岭。经现在测量，南北地势高差在30～50米之间，这使工程无法利用当地天然河道，必须从当时可引用的汶水、泗水上游高处调水。水引入运河后须节节设闸，防止水的下泄，以保持航行水位。会通河虽只250里长，但其元代水闸的修建从1289年到1325年历36年才基本修成，这段运河也以闸堰之多而被称为“闸河”。这样，在这条大运河上，四处可见船闸，其作用在于交替使用上下船闸，使运河水位接近平衡，即关闭下闸，启开上闸，使船只向地势更高的河段上行；反之关闭上闸，慢启下闸，使运河水位接近平衡，船只下行。没有在运河上航行过的人，今天坐船航行长江，经过葛洲坝水利枢纽时，你将会体会到这种船闸作用的绝妙现代翻版。你于此不能不再次叹服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元代设闸最关键点是南旺分水处的南北二闸，它要视漕船在南北而灵活控制，交替使用，使水流尽出向南或向北，以满足南北船只对水流的的需要。

元代除开凿京杭大运河外，还曾开凿联结山东半岛最东端南海岸的胶州湾和北海岸的莱州湾的胶莱运河，创造了河、海联运的运河先例。由于各种各种的原因，此运河并未显示其高超的设想价值，还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以后历代王朝熠熠生辉。从此积水潭中河舟、海船去集，“舳舻蔽水”的空前盛况代代相传。

与唐朝承泽隋代大运河一样，明清两代也承继了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好处。终元一代，仅90多年，由于今山东境内运河的水源不足，南北分水点选择不当，岸狭水浅等原因，根本满足不了国朝粮食漕运的需要，因此在元代海运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承继了这一样一种遗产的明清两代，当然在运河的重新疏浚、再凿新河等方面只得花费精力不少，特别与黄河的治理搅和一起，更是让人有心力憔悴的感觉。

明初定都应天（今南京），航运以此为中心，大宗运输多通过长江，运道较为通畅，不仅整个中国东南部可自由驰聘，而且由开封溯黄河而渭河可达陕西，由海运可达辽东，通过湘江，过灵渠可达殊江流域。这个以南京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在明初对促进全国统一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个水运体系很快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而发生了改变。政治中心的北移，又与元代一样，东南粮食的漕运也成了政府工作的重心。

元末明初，黄河决徙无常，曾呈多股入运入淮。1391年黄河从原武（今河南原阳县西北）决口，漫过安山湖向东流，使元代所修从安山西南至临清的会通河淤塞。于是明成祖定都北京后采用两条路线运输漕粮。一条走海路，但风大浪恶，极不安全。另一条路由邗沟入淮，再入黄河溯黄河至原武转陆运，经170里到卫辉（今河南汲县）入卫河北上到天津而北京，这就是所谓的“黄卫之道”。但这种水陆交运的方法，与元初相比，更加艰难，因此对元代所凿京杭大运河进行疏凿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1410年，明成祖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重开会通河，其实是重新疏通元代所凿济州河与会通河。从济州到临清全长380余里，动用民工16万多人，于第二年全线竣工。元代为解决这段运河的水源，曾在城（今山东宁阳县北30里）筑有土坝，阻挡汶水分流，使其一股南流入泗水支流河，由于分水地点选择不当，水源不足，通航不顺。明代重新施工时，采用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城和戴村（今山东东平县东60里）同时筑坝，使汶水全部奔腾而出南旺水脊，然后于此南北分流，六分北注，四分南流，成功地解决了缺水问题，使漕运畅通无阻。会通河重开，永乐帝（明成祖）还命人引黄河水引运河沿线湖泊水来补充运河水源的不足。在元代开凿大运河以前，黄河多次夺泗入淮，泗水下游河床已被抬高，这样注入泗水的山东诸泉水出路不畅，就在泗水沿线形成了一些湖泊。济州河开凿成功后，鲁桥以下的泗水又成为运河，这些泉水就被拦蓄以补给运河水量，济宁以南的南阳、独山、昭阳和微山湖等南四湖就是永乐帝命令的结果。而济宁以北的北五湖安山、南旺、马踏、蜀山和马场也是在元明两代修河过程中拦蓄而成的。这些为解决山东、苏北运河缺水而设置的水库（即水柜），对调节运河水量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在运河水小时放湖水入运，运河水涨时泄洪入湖。

会通河虽开通了，但通州、北京之间却继续维持陆运。因为通惠河元末已经淤塞，加之北京城明初扩大后，积水潭已被隔在禁城之北，运河入城之道湮废，漕船无所归宿，直到1528年才改修了北京、通州间的运河，南北大运河全线才得以开通。可是北京城扩大后用水剧增，与运河水源发生了矛盾，致使这段运河因水源不足而未能十分畅通。到清代由于乾隆年间开辟了昆明湖，上游洪水源源不绝，漕运才有所改善。清代对南旺以北的运河也曾多次疏浚，以维持明代的成规。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东冲张秋（今山东阳谷县东南）运河，挟带汶水向东流，夺大清河入海。安山至临清间的运河水流断绝，清政府无法，只得在黄河穿过运河处筑坝设闸，“借黄济运”。因为安山、临清段运河本来水源不足，地势又南高北低，根本无法开凿引河，只得采用此“饮鸠止渴”的办法。“借黄济运”。由于黄河沙多，因此运道淤塞，清府只得年年挑浚，但仍几乎年年不能胜利通航。特别是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山东黄河水断流，无水可借，使漕船不能南还。可见黄河与运河在山东境交叉，引黄济运，实在是弊大于利。

明清两代，对于鲁桥（济宁东南）至清河（今清江市西废黄河以北的旧县）间的运河尤多致力，曾多次开凿新河，使运河与黄河尽量分离，以保证运道的畅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运黄分离工程。

元代所凿运河，在鲁桥以下是利用泗水在徐州附近入黄河，因此徐州以下的运河实际上也就是黄河。而这一段黄河又有许多险要之地，如著名的徐州洪和吕梁洪。这是黄河夺淮后必经两个险要之地，一个在徐州城东南二里，巨石矗立河中，水大浪急，水道仅能容一船通过。吕梁洪位于徐州城东南五十里，绵延7里，水中诸石森立若齿，水流湍急，白浪滔天。对于这两个险要之地，历代都有所整治，虽有所改善，但终进展不大，因此漕运避开徐州以下几百里长黄河险要成为明清两代治理运河的重大任务。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七、八十年间，曾陆续开凿几条新运河，以使宿迁以北的运河脱离黄河。1528年，河总盛应期征调民工9万多人，开挖北至南阳，经夏镇（今山东微山县），南至留城（今沛县东南）全长140余里的南阳新河，后因各种原因，施工过半的工程被停，盛应期也被罢免。后30余年，由于黄河屡次决口，严重影响运河漕运。1566年，在尚书朱衡的支持下，嘉靖帝第二次下令循盛应期南阳新河旧迹重开。于隆庆元年（1567）建成。新修成的运河吸收了潘季驯的意见，它的成功也证明先前盛应期的规划设计是完全正确的。

南阳新河开凿成功后，南阳至留城间航运虽得改善，但留城以下仍受黄河泛滥和泥沙淤积之苦。隆庆三十一年，黄河在沛县决口，使运河茶城段堵塞，船只滞停。从此以后从留城继续开凿新运河以避开黄河的主张一再泛起。万历年间翁大立首次倡议利用河开凿新运河。河，发源于曾南山区，有两个源头，分别发源于山东费县和旧峄县，称东西二河。两河合流，南会彭河，过口镇（江苏邳县西北）后，东会沂水，东南至宿迁以西入黄河。开凿河，1592年和1600年两次施工未竟，直到1604年才竣工。此运河从夏镇李家口引水，经韩庄湖口（微山湖东），再合、沂诸水，至邳州直河口入运，全长260里。这段运河开凿成功后，不仅避开了徐州附近330里的黄河和徐、吕二洪，而且道路径直，水源充足，使这一带漕运大为改善。由于河窄狭，黄河运道仍未颓废，当时规定重载船走河，而回空粮船仍由镇口闸（徐州市东北）入黄河南还。1623年，漕储参政朱国盛主持开凿上接河，下达骆马湖口，全长56里的通济新河，1625年完成全部工程。此段运河的开凿，避开了邳州、宿迁之间黄河刘口、磨儿庄等处湍流险段。1626年，总河侍郎李从心又由骆马湖口运口之下开河十里至陈沟入黄河。但有明一代，宿迁以南的运河河道仍然利用黄河，而运黄分离的努力在清代仍是整治运河的重心。

清代前期为使运黄分离的重要工程有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所开凿的中运河。它从骆马湖凿渠，经宿迁、桃源（今江苏泗阳县）至清河县西的仲家庄出口，这样又避免了180里的黄河险路。中运河凿成后，北上船只出清口（黄河和运河在1855年前交汇处，今清江市西，也是淮水出洪泽湖口）后，仅行数里黄河就进入中河，直达张庄（江苏宿迁县西北）运口，与河相接，舟楫往来，热闹非凡。后来这段运河还经过几次疏浚和改凿，航运更为顺畅，但仲庄闸清水出口，逼黄河大溜南趋，有碍南方漕运。1703年又移运口于杨庄（旧清河县东北，即泗水从三汊口分大、小清河中的大清河口，小清河从县西南入淮，称清口或泗口），这样黄河运河的分离努力基本完成。自明代中叶到清代前期，为避开这600里的黄河之险，前后历时一百多年，终于开凿了大约同样长度的运河，使这段运河全部成为人工疏凿的河道。

明、清两代除上述在淮北兴建黄运分离的巨大工程外，还在江淮间开挖月河，分离漕湖，以避开湖水风浪。湖漕分离后，既能利用这些湖泊调节运河水量，又能阻挡来自洪泽湖的波涛。洪泽湖的形成史可以看出我们祖先治运的经过。洪泽湖是由淮水以南的小湖群，即由白水塘、破釜塘等发展而成的。隋时以调节运河水量整治湖泊，改破釜塘为洪泽浦，并由此得名。从金代起，黄河多次夺淮入海，大量泥沙淤塞，使淮水出路不畅，位于淮滨的洪泽湖也就迅速扩大，而明清两代由于治黄治运，为实施“蓄清治黄”的战略，不断加高培厚高家堰，终于使洪泽湖扩展至淮河两岸，淮湖一家，成为一望无际的大湖。

明清两代除维持京杭大运河的运转外，还开凿了不少其它运河。如明代重开元代没有成功的胶莱河，竣工并胜利通航。清代也开凿了由大运河清口接中运河向东北经今涟水，北至海州入海的盐河，以运盐为主，兼有防洪泄水之利。此外还开凿了自杭州湾边的西兴向东过萧山、绍兴，至曹娥江，长二百余里的浙东运河；疏浚、整凿通扬运河、灵渠、相思埭等。

元代虽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但由于朝代的短命，而有关运河的管理及漕运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却是明清两代之事。明永乐年间废海运后，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命系攸关，1417年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平江伯陈就任第一任。1451年设漕运总督，与运粮总兵官共领漕政。1471年设总理河道，与总漕平行，这样河道与漕司分成两个系统，成为常设。清代承继明代，总河称河道总督，简称河道，下设道、厅、汛三级。而总漕下设督粮道等级。以上是漕运管理体系。而运河工程管理也有相应的体系，明清两代将整个大运河分为几段，进行因地制宜地分段工程管理。如浙漕即江南运河，疏浚、守湖、闸坝管理为主；如闸漕邵会通河，闸、坝、湖塘管理为主。当然由于京杭大运河是一个复杂的运输体系，为保证漕运畅通，明清有一套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如有关漕运方式及漕仓设置、漕粮运输、漕河管理等都有相应的比较严密的规定。这一套规章制度对维持运河近500年的顺畅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清代后期，特别是嘉庆以后，漕政日益腐败，而黄河决溢也愈加频繁，运河因之淤塞严重，漕运愈加困难。1826年试行海运成功，1855年黄河铜瓦厢大决口和太平天国战争，使江南漕粮全由海运北上。同时随着机械动力的传入，铁路的修建，海运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漕运地位也越来越不重要。1900年清廷设漕运总局，改为商办；次年废漕粮，改纳现银；1902年撤销运河河道管理机构及官员，全归商办。于此由元代创修，明清两代努力经营的近500年的漕运基本结束，同时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跨进近代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