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到周代农业已成为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而传统的畜牧业和采集狩猎活动逐渐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这样农田水利灌溉自然成为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劳动人民在与水旱灾害的长期斗争中创建了一系列的农田水利工程并形成了一些卓越的理论体系。

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尽力乎沟”，这也许就是最原始的水利灌溉工程。而周族的首领公孙曾对泾水水源进行调查研究并作了农田灌溉的规划。到了商代，沟工程开始有了文字记载，井田制也初步形成，井田中的灌溉渠道，布置在各块耕地之间。西周时，沟工程有了发展，技术水平也有新的进步，浍、、沟、遂、、列等各级渠道相继形成，和今天渠系中分为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相类似。“沟”的作用是引水输水，所谓“荡”；“遂”是分配灌溉水到田，所谓“均”；“列”则是蓄储灌溉水的田间垄沟，即“施灌”；“浍”则是起排泄余洪的作用。可见西周时期的井田上，不仅有灌溉渠道，而且有排水沟，形成了有灌有排的初级农田灌溉系统。同时西周时也出现了原始的蓄水工程与井田沟灌溉体系相配合。这种排水防涝和施灌的农田沟体系的形成，是上古人民与洪涝水旱灾害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这种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阶段，社会生产力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而高速发展，农田水利也逐渐由灌排渠系取代沟体系。新的土地占有关系破坏了井田制，也自然使井田上的沟工程失去了功效，从而较大规模的渠系灌溉自然产生。

我国最早的渠系工程是淮河流域上由楚国孙叔敖主持于公元前605年前不久修建的期思雩娄灌区。这个灌区在今河南固始一带，相当于解放后新建梅山灌区干渠所灌地区。多渠口引水工程漳水十二渠（又称西门渠）是魏国李悝变法的直接产物，是历史上有名的西门豹治邺的成果。邺地即今河北磁县和临漳县一带，处于漳水由山区进入平原的地带。漳水有暴涨暴落的特点，因而时常造成灾害。而当地的劣绅和女巫狼狈为奸，玩弄“河伯娶妻”的把戏，不仅向老百姓勒索钱财，而且残杀美貌少女。公元前422年在新任邺令西门豹的领导下，不仅破除“河伯娶妻”的迷信、而且开凿了十二条大渠，各渠设有调节水量的水门，这样不仅变水害为水利，而且“引水灌民田，田皆溉”。汉代有人想合并十二渠遭反对而未成。由于漳水含有大量有机质，这样引水不仅可补充作物需水，而且能肥沃田地，使邺地成为膏腴，从西汉到隋唐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地区。

陂塘蓄水工程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即安丰塘，它利用天然湖泊，在周围低处作坝，形成大型陂塘。战国后期寿春城的繁荣与芍陂的修建不无关系。智伯渠始建于战国初年，其拦河坝原是拦壅水攻城而修筑的。战后劳动人民在其遗迹上加固大堤，创造了原始的有坝取水枢纽，因坝筑成了，上游形成水库，然后再开渠引水。在华北平原，灌溉工程多为引水的渠系工程，而南方丘陵多为陂塘蓄水工程，二者之间是陂渠串联（长藤结瓜），即用渠道把几个陂塘联结起来。战国末年襄阳地区建成的白起渠就是这种形式的杰出代表，是白起攻楚时建起来的。到北魏时，白起渠已发展成为灌田三千顷的大灌区。当然战国时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四川的都江堰和陕西的郑国渠。

至今仍然灌溉着肥沃的川西平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古老而宏伟，而且举世闻名。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的缘由就是因为它灌溉肥沃了川西平原。都江堰工程位于四川灌县西北，为岷江从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河床中心。创建于公元前256～前251年间，创建人为秦国蜀守李冰。李冰学识博渊，精通天文地理，他注重实地考查，对岷江的水量变化、地形及如何开渠引水、灌溉农田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都江堰历两千年而不废，反而效益日增，与李冰择地优越、工程布局合理、维护简便易行等分不开。可以说，都江堰工程充分展示了李冰的聪明才智。

都江堰由分水工程、开凿工程和阐坝工程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即工程主要由分水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组成。都江堰鱼嘴又叫分水鱼嘴，是筑在岷江的江心洲上的，将岷江一分为二，内江供灌溉之用，外江为岷江本洲上的，将岷江一分为二，内江供灌溉之用，外江为岷江本流。而且沿江筑有内外金刚堤，以引导水流。宝瓶口即开凿工程，是李冰在相传古代蜀王所修工程之上修筑的，以使足够的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上密布的农田灌溉渠道。飞沙堰是内江分洪减淤入外江的工程，即所谓闸坝工程。是用竹笼装石砌成的低堰，洪水时，内江的水就从堰顶溢入外江，这反可以确保内江灌内的安全。它与宝瓶口等配合运用，就保证了内江灌溉水少不缺，水大不淹。飞沙堰下面还有人字堤和离堆，起着护岸和溢流的作用，洪水太大时以补飞沙堰之不足。据记载在内江引水口还立有三个石人，这显然是较早的水尺，测量江水位的高低。由此可以测知内江的进水流量，为整个工程系统调节水位提供依据。

而陕西郑国渠的修建则起始于弱国的计谋。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其统一六国的条件日臻成熟，处于危急之中的东方诸国中韩国首当其冲。于是韩国在无可奈何中采用“疲秦”之计，派遣水工郑国赴秦劝秦国开挖大型灌溉工程，这样秦将无力东征。秦果然中计，于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这一大型灌溉工程。据说在修渠过程中，秦发现中计，欲杀工程总工程师郑国，而郑国颇具胆识与远略，他提出修此渠只能使韩国苟延残喘几年，而秦将以此渠强盛并能造福后世子孙。秦认为有理继续施工，经过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花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建成，并以郑国命名。

郑国渠渠首段起自云阳西十五里的仲山，止于云阳城北的薮泽，紧接输水干渠，向东横穿冶峪水、清峪水，后汇纳浊峪水，并沿此水下游一般河道向东穿过沮水、漆水，循沮水分支河道，东北注入洛水。这样郑国渠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东西长三百余里，横穿几条天然河道。郑国渠故道宽24.5米，渠堤高3米，深约1.2米，其渠首位于瓠口渠东西长三百余里，横穿几条天然河道。郑国渠干渠故道宽24.5米，渠堤高3米，深约1.2米。其渠首位于瓠口，是泾水进入渭北平原的一个峡口，东西是一片平原，地形西北略高，东南稍低，全渠平均坡降比为千分之零点六四，这样整个水利工程从总体上自然形成一个全部自流灌溉系统。

干渠横穿天然河流的技术措施是渠系工程中的一大困难问题。两条水道横交有平交和立交两种方法。平交一般需用闸门来控制调节水流，而郑国渠采取的是立交方法，从而渠水与天然河水既彼此隔开，又能各走各道，通流行水。其具体工程措施或许是一种原始形态的简易渡槽，即所谓“飞渠”。渠国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技术问题是“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卣之地”，即所谓“淤灌技术”。泾水含有大量的细颗粒泥沙，其间富含有机质，这种泥沙随水灌溉到农田就可以起到改良盐碱化农田的作用，这样郑国渠引泾工程具有改良盐碱地、施肥和灌溉一举三得的好处。

郑国渠修成后，使原来贫瘠的渭北平原，一变而为没有凶年的沃野。都江堰灌溉分洪工程和郑国渠大型渠系灌溉工程的修成，大大地促进了秦国的农业生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是它后来统一六国的重要经济因素。

战国时代这种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的兴起，是许多因素促成的。沟制及与之相联系的井田制度的破坏，铁器的广泛使用，水利知识的积累和水工技术的提高都是可以想见的理由。战国时期，人们对全国各地的水土资源有一定的认识，并想法进行开发与利用。他们对土壤质量和水的质量及其在一定的土质条件下适宜种植什么种类的植物都有比较精确的认识。例如把“九州之土”分为九十种，按肥力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而适宜种植的植物分为三十六种，这样各等三十种土适宜十二种植物。他们对水资源的分布及其利用更是有独到见解，将水源资分为泽薮、川、浸三种。所谓泽薮是指利于作物生长的薮泽，川是能通航的江河水，而浸却有灌溉利用价值。而且详细地总结了扬州、荆州、豫州、青州、衮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等九州各类水资源的分布及利用，如扬州的泽薮是太湖及其附近的沼泽地；川为太湖流域复杂的水道；而浸则指这一地区的一系列湖泊。同时战国时代的人们也开始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而对盐碱化土壤的改良也有所认识和实践，前者以古代瓦圈井为代表，后者以前面提到的郑国渠为表征。

随着众多灌溉工程的建成，人们在灌溉渠系的勘测、规划和设计等方面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初步的理论认识。灌溉渠系的规划也就是通过查勘水源及灌区的相对位置与相对高度，然后规划渠道路线及布置灌区各级渠道。对水源，已将地表水分为干流、分支、季节河、支河、人工河和湖泊等。而在勘测设计方面已借助于地图大大发展测量技术。在明渠水流的渠系设计中，根据地形选择水流坡降比，以郑国渠为代表。在较小的末级渠道中就会碰上压管流水力学现象，倒虹吸水管就是先进中国人对之认识的实践。同时他们对渠道水流行进过程中两种破坏性水力现象也有所认识，渠道转弯处不平顺或转弯过急，渠道会被冲坏；而渠道纵剖面上局部突然凸凹会造成水跃现象，这样会使渠道淤塞，从而破坏水利工程。

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国进入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态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为动员更广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水利建筑提供了有利条件。水利建设事业在秦汉继续蓬勃发展，以一系列大型农田灌溉工程为其特点。到汉武帝时，水利建设达到高潮。同时，由于对匈奴的连年征战，西北水利的开发与建设也获得了巨大进步。

西汉建都长安，为了满足粮食的需要，除漕运关东粮食外，还大力发展关中地区农业，此区农田水利建设也相应得到发展。关中平原又称泾渭平原，西起宝鸡，东到潼关，北抵北山，南界秦岭。这里土质肥沃，利于耕作，但降雨量太少，这样急需人工灌溉。

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前129年），汉武帝采纳郑当时的意见，开凿引滑水从长安向东直通黄河的渠道，渠长三百余里，既节省漕运时间，又可灌溉民田万余顷，这条工程技术要求较为复杂的渠道由水工徐伯选定，充分显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其后不久，汉武帝又接受一个名叫庄熊罴的人的建议，开凿龙首渠引洛水灌溉临晋（今大荔县）平原，此为历史上开发洛水水利的首创工程。龙首渠必须经过东西狭长的商颜山（即今铁镰山），开初用挖明渠的办法施工、但由于40余丈高的黄土塌陷，难于施工，于是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井渠施工法。此种方法是使井水洛水相通，而在渠道线上相隔一定距离挖掘竖井，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施工工作面，加快施工速度，而且改善了洞内通风和采光条件。“井渠法”无疑是隧洞施工技术上的创举，至今这种方法还为采矿及河道工程所使用，而且由于井渠可以减少渠水的蒸发，此法很快推广到甘肃、新疆一带容易蒸发的干旱地区，现在在新疆农业生产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坎儿井就是用的井渠法。由于在施工挖掘中掘出恐龙化石，因而叫龙首渠。经十余年的施工，工程完峻，但未实现原定目标。直到唐代，这一地区的引洛灌溉工程才告成功。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任命左内史倪宽主持兴修六辅渠，以辅助郑国渠，灌溉其不能灌溉的高地。有人说六辅渠是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的六条小渠，但由于客观原因这不可能灌溉比郑国渠多的农田，所以一般认为其是以郑国渠以北的治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源的。倪宽的主要贡献是在六辅渠的管理利用方面开创了一项新的制度，即在我国首次制定了灌溉用水制度，这样促进了合理用水，扩大了灌溉面积。

公元前95年，汉武帝采纳赵中大夫白公的主张，修建了另一重大引泾灌溉工程白渠，此乃因白公而得名。白渠与郑国渠兴建时间相隔150多年，而白渠渠首与郑国渠同，只是白渠展布在郑国渠南边；还因为它们同引泾水，因此后来白渠与郑国渠齐名，并常常合称郑白渠。关中人民流传着一首歌谣称赞二渠给人民带来的好处，“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引泾灌区除上述二渠外，东汉时在泾水下游阳陵县（今咸阳县东）还有一个小型引泾工程，名叫樊惠渠。于公元182年由京兆尹樊陵主持，其规模虽不大，但布局紧凑，工程坚固，配套完整，效益显著。

汉代除以上引泾工程外，还有成国渠、蒙老渠、灵轵渠、渠等引渭及其支流工程。成国渠大约开于汉武帝时，从今眉县引渭水，流向东北穿过漆水河，到今兴平县入蒙老渠，与现在的渭惠渠经行基本一致。蒙老渠并不大，主要供西汉著名园林上林苑所需用水。灵轵渠在今周至县东，灌溉今周至、户县一带。渠也在今周至县。汉代在山西汾水下游也有开渠之举。这样，整个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灌溉体系基本形成，以后各代大都仅在此基础上修复或扩展。

由于抗击匈奴的需要，西北边陲的农田水利成为汉代仅次于关中地区的重点区域。频繁的军事活动及其大批地盘的攻取，不仅需要大批粮食，而且需要大批移民实行屯田以开发这些地区，这样就必须解决灌溉问题。这些地区现存汉渠、汉延渠大约兴建于这一时代，而且宁夏那条秦渠大概也非秦时建而是这一时期。当然西北地区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属西汉在新疆创造的坎儿井。经近代学者王国维的考证，这种新型灌溉工程型式是新疆人民吸取井渠法的施工经验所得。

汉代在汉水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北地区也曾兴修各种农田水利工程。汉水流域以南阳水利最为著名，汉元帝时的南阳太守召信臣上任后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几年内领导建设引水渠数十处，灌溉面积约200多万亩，其中天门蝎（又称六门陂）是最著名的一处。该工程位于今邓县西，兴建于公元前34年，设三水门引水，后又扩建三石门，因而称为六门蝎。东汉时杜诗任南阳太守，他以曾发明“水排”而闻名于世。他对南阳水利建设也多有建树，后人把他与召信臣相提并论。由于南阳水利在汉代的大力发展，后人曾将之与都江堰和漳水十二渠相媲美。淮水流域的水利工程在两汉以鸿隙陂著称。鸿隙陂在淮水和汝水之间，位于现息县以北，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关于鸿隙陂有一段佳话。汉成帝丞相翟方进将鸿隙陂破坏，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欲修复。他得知有一个名叫许杨的人善水工技术，于是任命他主持修复。工程进展顺利，但蓄水淹没地方豪绅强占的良田，于是有谣言说许杨贪污，邓晨将许杨逮捕入狱。人民为许叫不平，买通狱卒将许身上刑具打开，同时杨言神明知道许无罪，刑具自动解脱，邓晨又将许杨释放。汉代淮水流域象鸿隙陂之类的陂塘已相当普通，汝水与淮水各有17处之多。

秦汉时期，长江流域也兴建了不少的农田水利工程，如公元87年马棱在今扬州修筑了日后著名的扬州五塘的前身。当然这些工程中浙江绍兴的鉴湖最为著名。绍兴从东南到西北为会稽所绕，北部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再北就是杭州湾。这祥钱塘江的大潮往往随纵贯该区的鲁娥、浦阳二江倒灌，形成平原的严重内涝。公元140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了一道长围堤，形成一个蓄水湖泊，即鉴湖。随着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个由堤、灌溉水闸、溢洪道等主要设施组成的完善的丘陵平原地区的灌溉枢纽。在此后八百年间，不仅大大减轻了这一带的水旱灾害，而且获得灌溉之利。两汉在华北地区也有农田水利建设，如东汉渔阳太守张堪在今密云、顺义一带主持修建了引潮白河的灌溉工程。

秦汉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普遍兴修，工程规模又很大，在工程技术和灌溉技术方面都有大发展。是我国农田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时期。

虽然三国、魏晋南北朝也有两汉400年的延续时间，但在水利事业上成就却远不如前。由于北方连年战乱，使大量人口南迁，相应南方水利事业也有所发展。南方灌溉多为创始，其水利兴修多与军事屯田有关。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布“屯田令”。公元200年，曹操以刘馥为扬州刺史，大力发展此地水利事业，使此一地区灌溉水利泽被至今。公元241年邓艾也屯田淮南、淮北，经营这一区域水利。曹魏时期的农田水利发展的结果，使东汉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公元280年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随之而来的战乱，不仅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水利工程的出现，反而破坏了不少先前的灌溉工程。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引黄灌溉的艾山渠。当时富平县（约今吴忠县）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黄河穿山而过。在艾山北面河内有一沙洲分河为二，乃在沙洲下开渠，并于渠口下作坝，引水灌溉。此渠全长一百多里，使这一干旱地区出现良田万顷。北魏后黄河流域四分五裂，西魏、北周均以关中为主要基地，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南北朝时期南方水利发展多以小塘堰为主，而沿海水利、海塘及鉴湖类型水利工程亦多渡于此期。

隋唐五代时期，在农业生产上是一个大发展时期，也是一个大转变时期。魏晋南北朝使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的局面随着黄河流域的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恢复而为之一变，而安史之乱又使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相应地水利建设的重点也由北方转至南方，特别是从晚唐始，江南的吴越、太湖流域形成塘埔圩田体系，奠定了这一地区后来“粮仓”的基础。

隋唐五代农田水利的发展，中唐以前是北方水利的复兴和修建，水利建设遍及黄河流域及西北各地，特别突出的是引黄灌溉工程的成功和关中水利的恢复。黄河河曲地带是指龙门以下汾河、涑河与黄河合流的地区。汉武帝时曾发动几万人力引黄河、汾水灌田，但没有成功。到唐代，在这一地区大量开渠凿河，引水成功，灌溉几百万亩农田，并达到“亩收十石”的产量。公元643年薛万彻主持开凿涑水渠，从闻喜（今山西闻喜县）引涑水灌溉农田；公元677年开渠引中条山水灌溉涑水以南农田；唐德宗（公元780～804）时韦武在绛州（今新绛）凿引汾水溉田130余万亩，工程效益最为卓著。公元624年云得臣从龙门引黄河水灌溉韩城农田六十万余亩是自有灌溉工程以来首次引黄灌溉成功。这样河曲地区三水都被开凿渠道引至农田进行灌溉，这具体地反映了唐代凿渠等水工技术的发展。

关中平原，隋唐时又成为京畿之地，其农田灌溉自然成为朝廷的工作重心。泾、渭、洛、餽水是灌溉的水源，而前代已修建好这一地区的灌溉渠道体系，因此唐代仅仅是进行恢复与扩展。到唐代，曹魏所开的餽水渠重新修建，并改名升源渠，从界西北引餽水至咸阳、运岐等地。西汉所开成国渠在唐代被修为六个水门，号称“六门堰”，并增加苇川、莫谷、香谷、武安等四大灌溉区。而白渠到唐代已发展为北、中、南三支，号称“三白渠”。其中中渠自公元826年增设彭城堰分疏四条支渠后，灌溉面积超过汉代四倍多。此渠位于泾河中游的拦河坝，长宽各一百步，形状雄伟，坚实经久，号称“将军翣”。同时龙首渠和渭南的一些农田水利，在唐代也有新的发展。

除了关中平原和河曲地带外，唐代还在北方其它地区修建了不少中小型水利工程。如在今河南息县，展修了隋代兴建的玉梁渠；在河北三河县修有渠河堰与孤山陂，灌溉三千顷；山南道李皋主持修复江陵汉代古堤，扩展良田五千顷。同时西北地区人民在改道宁夏平原的黄河冲积带的斗争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不仅修复了秦渠、汉渠和汉延渠，而且在旧渠基础上扩建了宁夏平原最大的唐徕渠。该渠从宁朔引水，中途连贯湖泊，直达平罗的上堡闸，全长212公里，有支渠510条，灌溉60多万亩农田，成为黄河上游一颗璨灿的明珠。

安史之乱使北方水利事业大为萧索，而南方水利事业却呈迅速发展趋势，特别是农田灌溉工程有着大幅度提高。除太湖地区水利体系的逐步形成外，还出现了若干规模较大、质量较高的灌溉工程。公元808年前后，江西观察使韦丹带领民众在南昌筑堤，受益田亩达120万亩；公元833年，明州鄮县（今宁波市）县令王元，继承和运用了都江堰的施工经验，筑堤江山堰。这项工程设计体系完整，考虑周全，充分显示了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同时唐代人民开发利用钱塘灌区也值得称道，他们在西湖北面建石闸用以控制水量，并在湖边筑堤防水，引水入官河为干渠。总之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在淮南、江南两道（道为行政区划单位）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有陂、塘、沟、渠、堰、浦、堤、湖等，分布在太湖流域、鄱阳湖附近和浙东三个地区，大大推动了这三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在所有这些农田水利中，当以太湖地区水利体系的逐渐形成及塘浦圩田的发展为最著名与最重要。(www.daowen.com)

太湖地区，四周高起，中部低洼，湖沼星罗棋布，形成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这样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一面在湖中低洼地带大兴河渠，同时筑圩排水，在湖沿广开沟引水灌溉高田。这一地区筑堤围田早在春秋时代已经萌芽。围田就是筑堤围圈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随着大规模的围田，围田与蓄洪、排涝的矛盾愈来愈突出，这样就逐渐发展到互相配套的塘浦圩田体系。唐代在江浙一带设置屯田，进行大规模地有整体规划的围田恳殖工作。这样开通塘浦，高筑堤岸，使湖海沟通，低地洪涝有出路，高地灌溉水源也不致枯竭的塘浦体系逐渐形成。五代吴越时期（公元893～978年），吴越王朝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开浚出海干河，建立排灌系统，以三江为纲，提挈横塘纵浦的河网；普遍设置堰闸，随时调节水位，以达到控制旱涝的目的；兴建海塘防御工程，保证内陆水系安全发展；创设撩浅军，建立分区负责的养护制度；制订法令，严禁破坏水利。这样经过八十多年的努力，太湖塘浦圩口体系臻于完善和巩固。当时塘浦圩田的规模和分布，据记载在太湖平原中部及东北部共有260余条，布局为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棋盘式。而太湖平原的东南部也有大浦二十余条。这些塘浦，吴越时一般深达二三丈，阔及二、三十丈，圩岸高达二丈，最低也有一丈。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体系至北宋开始遭到破坏。

总之，隋唐五代的农业大发展，是与这一时期相当发达的水利灌溉事业分不开的。而此一时期的水利科技成就也很突出。在筑堤修堰技术上，已有引水建筑物的出现，如前面提到的“将军翣”；另外在修堰、建斗门等方面均达相当水平。水车的普遍推广，使低水高送的提水工具得了巨大改进，唐代的水车有的已经开始利用水力来推动，对此著名诗人刘禹锡曾有记述。同时在长江流域还出现了半机械化的筒车，利用水流冲力，把水由低处提到高处。唐代由于城市人口的显著增加，城市供水工程也开始出现，如唐初，整修了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等渠道，把水从城外引入城内各个角落，解决了长安城中上百万人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当然在唐代最重要的水利事业之一是农田水利管理技艺的提高。它已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中央尚书省下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管天下水利。又设都水监，掌管京畿地区的水利事业。唐代还专门制定了水利法《水部式》，规定了关于河渠、灌溉、水运等法令，《唐律》中对水利也有明文规定。隋唐两代虽不如战国秦汉那样修筑众多的灌溉引水工程，但其修复与扩展及其在水利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也足以表明它是中国农田水利史极为重要的阶段。

宋元时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国家已难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一般以地方或民办为主，工程趋于中小型。由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迁，南方经济中心的发展过程终于得以完成。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利用河北淀泊开辟稻田；利用东南洼地修筑圩田；引浊放淤改良盐碱地；修复古渠旧陂以利灌溉。

1069年，宋神宗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田水利法——农田利益条约。该条约详细规定了农田水利工程兴修的范围并对官办、民办的办法进行了明文规定。此条约的颁布对当时水利建设有很大的促进，出现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局面。从1070～1076年短短六年间，全国兴修农田水利达10793处，受益农田达30多万顷。

北宋政权为了抵御辽国骑兵的南下，决定利用两国分界线以南的洼地（今白洋淀）蓄水种稻，这样，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促进了海河流域淀泊的开发。白洋淀的开发始自宋太宗元年（公元988），太宗接受地方官何承矩、黄懋等的建议，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形成了由30处大小淀泊组成的淀泊带，西起今保定，东至沧州泥沽海口，全长八百余里。北宋后期，淀泊工程逐渐遭到破坏，也日渐驰废。在西北地区，宋元时期主要是修复一些旧渠堰，较突出的有河套和关中地区。特别是党项羌贵族所建立的西夏国对河套地区古渠系统的全面修复，促进了这一带的经济发展。在北方，宋代亦曾广泛利用黄河、汴河、漳河、胡卢河、滹沱河、汾河等水进行放淤灌溉，宋神宗还专门设立了淤田司这一管理机构。据研究，宋神宗熙宁期间淤灌改土34处，其中有淤灌面积记载的9处，达645万亩，可见宋代淤灌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还总结了不少技术经验，如要掌握好淤灌季节、处理好淤灌同航运、淤灌同防洪的矛盾等。

北方水利事业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南方农田水利工程也有大发展。由于经济重心的南迁，据统计宋代全国兴建水利工程1046处，江浙闽三省共853项，占82%左右。南方的农田水利建设，一般都是修堰、浚河筑堤、建闸等中小型工程，而劳动人民自行兴办的工程，当然规模更为细小。但在有自然条件的地区也有大型的工程出现，其中以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最著名，它是北宋间修建的一座引、蓄、灌、排综合利用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也是目前我国保存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木兰陂修建之前，这个地区仅靠六个水塘储水灌溉，易涝易旱，灾害频频。早在唐时，就有修陂之意，但直到1075年，才筑陂成功。这一伟大农田水利工程，经过九百多年的严峻考验，至今仍发挥巨大的灌溉效益。

随着江南的开发，太湖地区的水利与航运，围田与治水、蓄水与排洪等矛盾日益严重，终于导致了这一地区塘浦圩田体系的解体。宋代亦曾对之进行补救，其中曾取得一些成就的当属范仲淹主持修筑的范公堤。1034～1038年间，范仲淹在吴淞江东北主持港浦疏浚，他修筑了西北起自阜宁、经盐城、南通等地，东南至吕四的范公堤，疏导积水，使东南入吴淞江，东北入长江。其后郏、赵霖都曾被任命治理太湖水利，但由于地方豪强势力的阻挠等多方面的原因都收效甚微，使太湖塘浦圩田体系瓦解，直到明清，这一局面也没有改变。入宋以来，江南人口急剧增长，在东南地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与水争地斗争——围湖造田。开始时，此一行为还属于非法，规模也不大。到宋徽宗时，政府为开辟财源，竟鼓励围垦，这样就由非法变成合法，“盗湖为田”的规模一下子变大，席卷了整个东南地区，孝宗时，为了解决围垦造成的严重水旱灾害曾下诏废田还湖，但收效不大。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与水争地的一次恶性发展。虽然获得了部分耕地，却造成了巨大损失，加剧了水旱灾害，造成农田失收，导致国家田赋损失，白白增加修湖经费，这样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水生资源和交通运输也遭到破坏。两宋围湖造田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吸取。

由于人口的南迁，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的人地矛盾局面。从而除平原而外，山地、河滩、水面、海涂等都先后被利用起来，出现了圩田、梯田、架田、涂田等土地利用方式。使此一时期成为农田水利史上技术大发展时期。

宋元时期，由于冶铁业的发展，各种钢刃熟铁工具的大力推广，使这一时期的水工技术有大发展，而有关土地利用和作物栽培的理论也有出现，如宋代农学家陈鯈根据长期实践，提出“地力常壮”理论。此理论认为土地只要重视施肥，不会出现种了庄稼就会贫瘠的情况。这是宋代复种指数提高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引进棉花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人们也超越了过去那种“一切生物只能在它的故土生长”的陈旧风土观，形成了新的环境条件与作物生长关系的认识，认为环境条件对作物生长有影响，但在一定条件，作物又是可以引种的。这一理论，不仅为当时棉花的推广，也为后来从国外引进玉米、红薯、烟草等重要作物在思想上辅平了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的出现胜过历史上许多所谓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

明清的农田水利更趋小型化，且仍以南方成就卓著，特别是长江中游圩垸体系的形成。

明代开国之初，即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到1395年共筑堰塘四万多处，陂渠堤岸五千多处。对太湖的整治，明清仍频繁，其方法不出宋人疏浚、筑圩、河口建闸的范围而以河道疏浚为重点。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主持治理，他在实地考查的基础上制定整治方案，集中10万人力完成了由夏架浦引吴淞江上游水自刘家港入江，开范家滨，上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南跄口入海等工程，从而改变了太湖下游泄水道的基本格局。夏原吉顺应水道滨变的自然趋势，使黄浦江由当初的100米宽靠水力冲刷的狭窄水道变为今在闵行附近已到320米左右的广阔水域，成为太湖的主要泄干道。

1458年，崔恭任应天巡抚，大力疏浚吴淞江。这次疏浚较为成功，为纪念他，当年曾将曹家港更名为都台浦。1491年后连年大水，工部左侍郎徐贯主持本区水利施工，他针对当时主要淤浅地段开宽浚深，象这种草率从事的临时解决问题的措施，可为明清太湖下游整治的代表。以后1521年、1577—1580年间又有多次施工治理，但多草率敷衍而已。明代的太湖治理，据记载有1000多起，多为水道疏浚。明代圩区治理主要由民间自筹，圩田建设以常州芙蓉圩规模较大，至今仍是重要的农业区。而明代比较系统总结圩田水利经验者是耿桔。他所总结的“开河法”、“筑岸法”广为时人和后世所重视，他还提出了联圩并圩的建议。

清代太湖流域仍是粮仓，对其治理多达2000余次，疏浚重点是刘河。康熙间巡抚马主持先后疏浚洌河29里，并在天妃宫建三孔拦河闸一座，又疏浚吴淞江，在黄浦口建闸一座。1727—1731年间，雍正直接指示兴修南方水利，对太湖流域的疏浚工作也较多，使水流相对缓解。1834～1836年陶澍和林则徐主持的太湖水利施工规模较大；同治十年江苏巡抚张之万请设水利局专管太湖水利，同时进行疏浚治理，首次使用机器挖泥船。清代曾总结历代治湖方法五点：控制上游入湖水量、疏浚下游河道、修浚塘浦支河、加固圩岸、入江入海口建闸以防倒灌淤沙。

长江下游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圩田自唐代以来记载较多。到明清时这一带仍以圩田水利为主要形式，塘堰也较发达。

长江中游洞庭湖，长江荆江段和汉水下游沿岸一带水利开发较早，自南宋以来，取得卓越成效的是滨湖滨江区的垸田。

垸田就是在江湖岸边浅水处，以堤防隔开外水，通过堤上的闸涵引水灌溉或排涝。垸田是与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圩田或围田相类似的农田水利形式。垸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中期，明代垸田发展很快，各垸都设有管理机关，但已显示出由于大量垸田的围垦而水旱灾害频繁的趋势。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垸田有较大发展，1705年唐熙还作出规定，鼓励垦荒。清末湖北荆州府各县垸田数量也有明显增长，其中江陵县179区，公安县47区，石首县48区等。由于垸田围垦，洞庭湖面积迅速萎缩，这样其调蓄能力大为降低，洪水灾害也显著增加。因此清末几朝皇帝曾下令禁止围筑垸田，可以说垸田也是与水争地一个比较失败的例子。

汉水流域南阳灌区在两汉时已形成的发达灌溉网，唐宋时仍然维持着，到元代战争破坏极多，自明代后期至清末，本区陂堰水利设施大多驰废不存，直到1942年才有较显著的湍惠渠修成，且不久即毁。相对而言汉中地区由于山河堰的修筑及历代维修，使这一地区农田水利大大发展。山河堰兴修于南宋，且有比较严密的管理制度，解放后在此基础上建起了以灌溉为主的石门水库。汉中灌区除山河堰外，其它支流渠系和山塘也很发达，使用至今的在滑水上有五门堰和杨填堰。1942年在汉江干流上修建的汉惠渠，灌溉面积达11万亩。

明清时，长江上游水利也有重要发展，以川西都江堰灌区和云贵高原的滇池水利较突出。都江堰明清时期有过多次修缮，堰区也有扩展。鱼嘴工程曾多次尝试改建，最有特点的是力图将竹笼卵石的柔性结构改为刚性结构。对都江堰维修出力最大者为光绪年间四川总督丁宝桢。明清一代对前代发展起来的云贵滇池水利灌溉网络也多有修复与扩展。

浙闽地区的灌溉工程主要有沿海堰闸、沿湖疏浚、山涧陂塘等，分别以三江闸、东钱湖水利设施和它山堰、木兰陂为代表。同种引河水的渠系灌溉工程在浙闽一带也不少见，以通济堰为代表。

明清两代黄淮海流域的农田水利仍维持不废，且多有扩张。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后，为了改善南粮北运的窘困状况，三代都曾试图在畿辅地区兴修水利，种植水稻。最早的倡议者为元代翰林学士虞集。他建议按屯田办法组织百姓屯垦。元末宰相脱脱开始实施，但很快元灭，畿辅水利并未取得大成绩。明代提倡海河水利比较著名的有丘濬，但实际行动并有所成就的却是万历年间的徐贞明。由于王之栋的反对徐的水利计划夭折，其后明代还有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等人主张畿辅水利。清代提倡者也有许多，但其中大规模实施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却是允祥和陈仪。

宁夏河套平原位于贺兰山和鄂尔多斯平原间，长300多公里，宽数十公里，黄河自西南而东北穿流其间。明代这里是边防重镇，曾实行大规模屯垦。至嘉靖年间，本区还有大小干渠18条，灌溉农田156万亩。清代宁夏引黄灌溉在工程建设和灌溉管理方面均有所发展和提高。1706年建成的大清渠灌溉唐徕渠和汉延渠灌溉不到的农田，干渠长72里，灌田657顷。1726～1729年建成的惠农渠和昌润渠，前者长二百里，溉田2700多顷，后者长136里，溉田一千多顷。

陕甘青三省绝大部分位于干旱的黄土高原，灌溉成为农业发展的命脉。明清时期本区灌溉工程不仅无引人注目的成绩，而且历史上声名贯耳的郑白渠，不再引泾，只能改用泉水，可谓一大退步。山西、山东、河南部分地区位于黄河流域，明清农田水利事业也有发展。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边疆地区农田水利有显著进步。乾隆、嘉庆年间在新疆普遍推广农田水利，实行屯田制度，乾隆中期屯田达28万多亩。清后期大量引伊犁河水灌溉，先后修有通惠渠和察布查尔大渠。林则徐流放伊犁后，带领当地人民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使南疆水利事业大为发展。内蒙古地区，特别是河套地区的农田水利，道光以后发展迅速，到清末已有后套八大渠之称。这八大渠依次为永济渠、刚目渠、丰济渠、沙河渠、义和渠、通济渠、长胜渠、塔布渠。各渠渠口与黄河斜交，自西南而东北，灌溉今杭锦后旗、达拉特旗、乌拉特前旗等地农田五千多顷。据记载至1919年河套地区还有兰锁渠、五大古渠等较小渠道19条。河套地区获得初步开发后，清政府对此地区进行水政统一，还制定了灌溉管理法规。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水利技术的总结期，在农田水利规划、灌溉用水技术和农田水利管理等方面都有全面的总结与提炼。对于农田水利规划，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有系统的阐述。他指出规划工作要以审慎的测量成果作依据，而且要认真和精确，要对河道、湖泊、地形、土壤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测量成果绘制成图，然后进行准确的规划。耿桔的《开河法》、孙峻的《筑圩法》都是从实际经验中总结修筑塘浦圩田体系的理论所得。嘉靖时周用提出在黄河中游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以减轻黄河防洪压力的观点是水土保持理论的代表，把农田水利和治河防洪统一规划，是富有启发性的治水思想。

对水土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徐光启也有阐述，他认为水“弃之则为害，用之则为利”，兴修水利不仅能够抗旱除涝，还可调节地区气候，减少江河洪水泛滥。他提出“用水五术”，即采用蓄水、引水、调水、保水、提水等技术措施，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工程类型，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曾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胡定，总结出“汰沙澄源”的水土保持方法，即现代水土保持中常用的谷坊、淤地坝等工程方法。对森林在水土保持及水分调节方面的作用，清人也有非凡的见解。

明清时期对盐碱地改良和利用取得了新的经验，有多种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治理方法。明代盐碱地改良有引淡水洗碱、截断咸湖、修建台田、建立排水系统等措施。后来逐渐发展至用水稻种植相结合的方法来改变。甘肃中部由于降雨量少而蒸发量特大，劳动人民创立了砂田这种形式来保持水土。所谓砂田是把卵石和粗砂平铺于田地之上，然后在其上播种、耕作。这样由于砂石孔隙大，便于截留和拦蓄天然降雨，砂石的覆盖也避免了暴雨冲刷引起的土壤流失，因而有着较好的蓄水、保土、保肥和减少水分蒸发的作用。可以说砂田的发明创造是当地劳动人民天才的显现，也可以说是因地制宜的绝好例子，很值得我们后世子孙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面对恶劣环境的天才反应。

古代劳动人民还注意到农田灌溉之后所引起的土壤物理化学变化。例如内蒙河套灌区总结出适合本地特点的灌水方法：用伏汛水泡地，秋天将余水放出，来年春天土地肥沃非常，而用其它季节的水则土地不如此法肥沃。冬天灌水可以蓄水保墒，但对土地物理化学性质改善帮助不大，利用冬水冲刷渠道，则是人力疏浚的重要补充。

随着灌溉工程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灌区管理制度到明清时更加深密。各灌区均有自己的管理制度，灌区的水利规章称作渠册。

如果说中国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劳动人民智慧的充分显现，其间有不少可歌可泣的闪光之点，那么运河的开凿却可以名之曰“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