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虽然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她一直很是暴虐，北侵夺海，南迁入淮，使中下游人民深受其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灾害都与她有关。

虽然传说禹治水后一千多年未见洪水，但事实却非如此。已为考古证明的商朝，迁都十三次，大都与黄河泛滥有关。这些迁都要么是为了躲避黄河洪水从东岸的低地迁到西岸的高地，要么是搬到离黄河远一点的地方。这说明黄河在大禹治水后并非那么平静，仍不时发生洪灾，而劳动人民在禹之后仍坚持同黄河作斗争。历史记载中也有一位名叫冥的人在治理黄河的任上逝世，由于其忠于职守，并卓有成效，被后代与商汤列在一起隆重祭祀。

其实黄河成型以后，直到战国时代在下游两岸修建堤防以前的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里，其基本流向大致是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西岸入海。但并不表明她没有发生重大的河道迁徙。每逢汛期，由于没有堤防，免不了要象大禹治水前的中游一样漫溢泛滥，每隔一段时间自然要迁徙改道。不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商周时代以至春秋时代，在今天河北平原中部都存在着一片极宽阔而又空无人烟的地区，这已为考古发现所证明。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由于黄河在这广大的区域内不断地改道和经常性的漫溢泛滥，造成了人类不可能长期定居下来。因此在历史记载就很难见到黄河决堤改道的报导，因为这些决溢改道，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

劳动人民在与洪水的不断斗争过程中，逐渐掌握不少治水方法，获得不少实践经验。从共工氏、鲧的塞防到大禹的疏浚为主、堵塞为辅，都是比较远离河水修筑水利工程以堵水或引导水。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堤防这一防治黄河的主要手段。

堤防起源很早，在周朝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警语，可见当时堤防已有一定规模。春秋中期，堤防已很普遍。此时堤防与当初共工氏的堤埂不一样，由于筑堤技术和铁制工具的使用，此时堤防已很能抗冲刷，这是中国人民“与水争地”的直接成果。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往往借助于堤防技术筑堤坝，使河水回灌淹没敌国，或控制下游敌国的水源，例如齐桓公时，楚国曾用修筑堤坝进攻宋国和郑国，而当时霸主齐桓公曾出兵干涉楚国，要求拆除拦河坝。由于各诸侯国都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给各国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财产损失和生命危险，因此诸侯中曾明令禁止这种行为，其中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会议订立盟约，规定沿河筑堤，不许只顾及自己国家利益，损害别国；不准拦河筑坝，堵塞河道。这也许是堤防技术的发明创造者们所没有想到的。

到了战国时期，我国的制铁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铁制工具广泛地运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因此治理黄河的工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规模的系统堤防建筑成为可能，黄河堤防的历史正是从战国开始的。由于各诸侯之间的战争往往以水代兵，如公元前359年楚国曾决黄河南岸大堤，因此各国相继修堤。当时处于黄河两岸的齐、赵、魏三国为了免受黄患，更是率先修理，齐国由于地势较低，先在离河二十五里处筑堤，洪水威胁转嫁给赵国、赵国也在离河二十五里处筑堤，位于上游的魏国自然也会如法炮制，筑堤保护自己的地盘。各国堤防的相邻部分又有着共同利益，因此黄河两岸两条系统的堤防修筑成功了，黄河主流在左右相距五十里的堤防中游荡，初步形成保护流域地区安全的比较连贯的黄河堤防，也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改道频繁的局面，这样，黄河就完成了从大禹治水成型后的第一次重大河道迁徙。这在黄河的治理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随着大规模的筑堤，筑堤和修防技术也有很明显的进步。魏国有一位筑堤专家名白圭，他能够及时发现堤防上白蚁的洞穴，并能用相关技术进行堵塞，可见当时对危害堤防安全的蚂蚁、蝼蛄之类的洞穴，已有一定的把握。所谓“千里之堤，决于一蚁”的成语也是在这堤防修筑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同时堵口工程上也开始应用“茨防”，“茨”就是芦苇、茅草之类的植物，“茨防”即用“茨”做成的防，大约是最早的草埽。这样堤防材料，在过去的土、石之外，又增加一种更有韧性与连结力的植物，这些植物不仅起着支架作用，而且有现代砌墙技术中混凝土的功效。这样做成的堤防更坚固，更耐冲刷、更有抵抗力。而且在堤防的设计、施工、保护等技术方面也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堤防横断面的形状要“大其下，小其上”成梯形；堤防施工季节要在春三月，此时不仅农闲，人民有时间劳作，而气候干燥，土地含水量也比较合适，容易保证质量等等。

堤防的出现和应用标志着黄河治理的理论已达到新的水平。禹采用的疏浚方法，较之共工和鲧的“障洪水”已进了一步，由“障”到“疏”，这是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疏浚固然可以增加河道泄洪能力，但还不能有效地控制洪水，而系统的堤防不仅可显著加大河床流量，防止洪水外溢，而且可以提高防洪标准，防洪的手段也更加主动，因此从“疏”到“堤”是治河理论的第二阶段。“障”—“疏”—“堤”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堤”也是“障”，但是比“障”更高一级，是人们由消极防水到积极防水的一次飞跃。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堤防的修筑虽然归束了黄河河道，提高了防洪能力；但过去四出泛溢分散的，由上游所带来的泥沙此时在河道上不断沉积，淤于河床，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泥沙是黄河的特征，以现今黄河为例，三门峡站多年平均输沙量约为17亿吨，其中四分之一淤积在从三门峡到黄河入海口的河床上。这样河床淤沙越来越厚，河床也变得越来越高，堤防也只得随之逐年增高，日累月积，天长地久后，河床竟高于两岸，形成了有名的地上河，从此史籍中就不断有黄河决口、溃堤、改道、夺淮入海等报导。

从战国时期黄河堤防的修成而造成的黄河第一次改道以来，到王莽新朝三年（公元十一年）第二次大改道之间，黄河已有几次比较大的决口。西汉一代有记载的决溢共9次，8次发生在魏郡（今馆陶县）、清河、平原、东郡（今滑县）境内，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公元前132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濮阳西南）决口。此次洪水决口后，东南注入巨野泽，由泗水经淮水入海，洪水遍及当时十六郡。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夺淮入海。此次决口曾派十万民去堵口，堵而复决，没有成功，加之当时丞相田因封地在北，河水南行于他有利，因此散布“河决天事，塞之未必应天”的怪论，堵口事宜遂停止，这样造成了二十三年的连年灾害，泛区人民只得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直到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封禅还都，临决口才下定决心堵口，任命郭昌、汲仁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汉武帝亲临现场，在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祀河神，并命随行官员自将军以下亲自背负柴草参加施工。由于泛滥时间过长，堵口实在不易，于是又一种堵口的筑坝方法产生了。那就是砍下竹子划削为楗，然后按一定的疏密程度打入决口处，再抛下石头作奠基，这样，河水就不易冲走石头，而使堵口工程得以成功，此乃后世钉椿埽坝法的雏形。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堵口成功，汉武帝在上面修建宣防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瓠子堵口。这次堵口工程给司马迁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由此在《史记》中首创《河渠书》专篇的体例，使之成为了中国第一部水利专史，也成为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前29年，黄河又决口于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东郡、平原、千乘、济南等四郡三十二县受灾，淹没土地十五万顷，破坏四万余间房屋。皇帝命令河堤使者王延世主持堵口工作，王延世以长四丈、大九围的大竹笼，中间装上小石，用两艘船夹载而沉入决口。用这种方法，仅一个多月就将黄河决口堵住了。此种竹笼盛石之法现在演进为铁丝笼，而用两船夹石笼的方法后世也多采用之。

可见西汉一代黄河不停地决口，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同时，勤劳的人民又在堵口的实践工作中创造发明了堵口的新方法，这乃需要是发明之母的最好例子。面对黄河的一再泛滥，西汉的人民也在不断地思考治河的良策，其中尤以公元前7年贾让所上奏三策为著名。其上策为迁徙冀州之民，决黎阳口使河水北流入海；中策为在冀州多挖掘漕渠，一方面使民得水灌溉农田，同时又“分杀水怒”；下策为修补故堤，这样将劳费不已。我们于此很难评说贾让的三策孰优孰劣，因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的发展表明，后世所采用的方法乃是其下策，对战国时的堤防修补修补，其效果正如贾让所预言的那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确实劳民伤财。

王莽新朝的黄河第二次大迁徒，是黄河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上决口，泛清河以东，经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王莽因河决东流，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故不主张堵口。由于平时河、汴决坏，未及修复，因此黄河决口后侵毁汴渠，使这一带内河航道淤塞，田地村落被吞没，尤以衮州、豫州一带受害为重。直到公元69年才动员数十万人工，在王景的领导下对下游河道进行治理，由此又固定了一条新的河道。

王景，字仲通，与王充同时代人，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尤其擅长水利工程技术。在治理黄河以前，他已积累了成功修治汴渠的实践经验。当汉明帝接见他并询及治理黄河问题时，他对答如流，对治黄的利害得失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于是被委主持治理黄河。他根据公元11年黄河决口后几十年冲成的大河趋势，随地形的高低，勘测了一条从荥阳至千乘海口的新河道，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等技术和方法，在一年时间内修筑了上千里的黄河大堤，由此在战国堤防之后又修筑了两道黄河大堤。有人怀疑在一年内不能建筑起如此宏伟的水利工程，其实在黄泛的近六十年中，灾区老百姓为了切身利益，当会陆续建若干民捻以防洪，此堤在此基础上，分段多处同时开工，一年内完成当属可能。王景不仅对新河道进行全面的整治，而且有“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的设施。关于这一设备，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说在黄河河岸上每隔十里立一水门；有人认为是在汴渠上每隔十里立一水门，第三种解释是在汴渠接受黄海处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水门。不管哪种看法，都是在汛期洪水从上一水门泄出，洪峰过后，经过在堤外沉淀的清水，又由下一水门归槽。这样就起着减水、滞洪、放淤、清水冲刷的作用，减缓了河床淤积的速度。

关于王景治河，有人提出怀疑，认为他治的是汴而不是河，其主要原因是有关水门的技术设施没有解释清楚。其实王景治河不仅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技术上也有重大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他系统修建了千里黄河大堤，而且这条新的黄河河道比较径直，是黄河下游距海最近的路线，这样河道坡降比较大，有利于水挟沙和冲刷河床，使河床淤积速度减缓；还表现在他整修了汴渠，并发展了前代水门技术，在多沙河流上用多分水口形式分水引水。王景治河后到唐代末年的八百多年中间，黄河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其间仅有四十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对这一段时间黄河比较安定的解释也多种多样，有人认为黄河在此期间其实有决溢，只不过相对其它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不为人所重视而疏于记载罢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的植被状态良好，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流失减少；当然还有人认为是王景治河有方，特别是径直的河道和下游河道分流等措施。

不管对王景治河有何看法，但至此以后到唐宋八百年间黄河比较安定这是历史事实。王景治河对今天我们面临的“地上河”黄河的治理应有一系列的启示。黄河的善决善徙根子在其含沙量，而含沙量又与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有关，因此根治黄河的根本途径在于中游的水土保持。黄河下游的分水、分沙有助于缓减河床淤积的速度，这样有助于保持黄河河道的稳定。第三，黄河下游的大改道，如在黄河一侧再筑一道大堤并不是完全消极的防洪治河方案。黄河的第一次大改道是战国时期系统的堤防工程修成，也就是将黄河河道固定在两堤之间；而第二次大改道是王莽始建三年，决口后王景又在此决口路线上筑防大堤，终于造成了八百年的安定，因此可以考虑在黄河自行决口寻找新的河道之前，有计划的进行科学规划，以引导黄河下游进入人工修造河道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为“地上河”的状态是越来越危险，且终有决口的那一天。

王景的治河成绩虽然直到明代才备受推崇，但就在公元86年，有老百姓称赞王景，把他同大禹相提并论，“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绩远图，复禹弘业”。

汉代黄河下游的频频决溢，使以往特别是大禹以来的治河理论和治河技术不能敷用，新的形势对治河提出新的要求。而统一的汉帝国，广大劳动人民也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新的治河理论和方法技术。

最早提出治河规划方案和设想的是汉武帝时齐国人延年，在瓠子堵口成功后不久，他提出胡中之策，也就是将黄河从上游“几”字型拐弯处取直导向东流，从北面一直引导至今天津入海。这样不仅可以北抗匈奴，又可以免除下游的洪水灾害。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想象力。当然在地理上、技术上这个设想也是行不通的，其实黄河洪水主要来自山西陕西和河南的各大支流，这样也自然不能免除下游洪水灾害。其后黄河灾害更加频繁，而治黄规划的讨论也愈来愈烈，除前面提到的贾让三策而外，主要有以下几种设想。

分疏说为冯逡、韩牧所持。公元前39年，黄河于鸣犊口决，曾分流长达七十年之久的屯氏河断流。公元前32年议治黄时，清河郡尉冯逡从清河郡的实际情况出发，上奏清河郡几十年不灾实因屯氏河分流的缘故，而下游河道宣泄不及是清河郡、东郡等上游地段决口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建议重新疏浚屯氏河，分流黄河之水。但当时以经费不足为理由未予采纳，不出所料，三年之后黄河又在馆陶和东郡决口。王莽时御史韩牧也持这种看法。

王莽时长水校尉关并总结西汉黄河决口的规律，发现决口常常发生在地形低凹，土质不好的平原郡和东郡一带，因此建议将今太行山以东，荷泽以西，开封以北，大名以南，南北长约180里的地方空出来作为滞洪区。滞洪区的设置，对削减洪峰，减轻下游河道的负担有好处。这就是所谓的滞洪说。此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其规划的滞洪区当时已是一个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放弃这一地区那不啻于痴人说梦。而且同分疏说一样，仅仅着眼于黄河洪水的消弭，而未抓住黄河为害的根本，大体上只能算作是治标之法。抓住黄河为害的巨量泥沙问题并探索解决方案的是王莽时的大司马史张戎。

张戎长期从事灌溉事业。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的水流规律。说明了水流速度与河床冲淤的关系，他认为河流速度大，冲刷能力强，挟沙能力也较强，有利于河沙的入海，而“河流迟，则淤而稍浅”。因此他主张禁止中游从事灌溉，以避免流量减少，从而水量集中下泄，下游河道将逐渐被冲刷而变深，泛滥的灾害自然消除。张戎提出的水流与河床冲淤间关系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创见，现代河道流体力学正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当然张戎禁止中游灌溉的主张是不足为训的，因为灌溉分水实在太少；而水力冲刷更重要的是与河道地形与地质条件有关，这已为现代地质学所证明。

改道说为孙禁、王横所主张。公元前17年大水之后，丞相史孙禁与河堤都尉许商一道查勘黄河。他在其上奏报告中指出当时黄河河道已不利于行水，应将黄河下游改道，使其东行，这样距海较近，河流坡降比较大，水流畅通。他所主张的这一改道路线和日后王景固定的河床大致相仿。王莽时大司空王横也主张下游改道，其路线是恢复禹故道，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事。

在汉代的实践治河中，采用的是筑堤说。宣帝时光禄大夫郭昌在这方面有巨大贡献。上述五种治河方案，或从黄河洪水特性、或从泥沙特性、或从下游河道状况出发，对黄河的整治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下实属不易。当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贾让三策，前面已经提及，这里只是指出，贾让曾提出补偿时间的概念，“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徒之民”，这在水利经营管理方面是一个创见。

汉代的治河技术也很发达。除前面提到的在堵口工程运用竹楗沉石和竹笼沉石技术外，汉代已有相当规模的石堤、抵抗水流对堤防冲刷的排流建筑物、分流管水的水门、裁弯取直和相当发达的水工测量。石堤不象土堤那样易为水所冲刷，比较坚固，对于防洪是一项比较长久的事业。西汉时石堤已相当普遍，从河南武陟到河北大名间，相当多的堤段都是石堤，而且据说当时石堤已高达四五丈。而水工测量，西汉时徐伯曾主持数百里长的航运渠道的成功测量，从上述延年的河出胡中治黄方案也可看出当时已有专门从事水工测量的技术队伍，而且已具备大面积甚至跨流域测量的能力。

王景治河后固定的河道是从长寿津（今濮阳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走古漯河道，经范县南，在阳谷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在今利津入海。在新河道形成后的近六百年间，见于记载的下游决溢仅4次，其中也有西晋荥阳太守傅祗进行治理，他采用沉莱堰来控制汴口，调节黄河入汴水量。从7世纪中叶以后，下游决溢逐渐增多，且随时间下移，频数越大，据统计到10世纪初，共决12次，较集中在浚滑及河口的惠民、滨县两个地段。从10世纪初以后的140年中共决溢95次，集中在当时的滑、澶二州之地。从决口集中地点变化规律看，通常是下游河道淤塞，河床加高，上游自然决口，这说明王景的黄河大堤就象战国时代的堤防到西汉已使黄河变成地上河一样，到了唐代末年，此大堤也已不能满足需要了。而且此段时间决口最集中的滑澶地段，河道狭窄，土质疏松，很容易造成决溢，公元944年黄河在滑州的决口，淹没了曹、单、濮、郓等州，又积聚在梁山周围，将原来的巨野泽扩大成为著名的梁山泊。

面对如此横溢的黄河，宋初的人民也在想方设法进行整治。遥堤、日堤、缕堤、签堤等各种用以泄洪滞洪防洪、沉淀回清等堤工相继兴修。而坝、埽、垛、护崖及开挖引水河等水利工程也大兴，并且厘订河堤种树以固堤的制度，形成每年农闲时大修堤坝一次的岁修制度。可以说河水泛滥的宋朝也出现了不少治理河水的方法技术，如1021年，陈尧佐在滑州城外修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然后下垂木头数根用以护岸，取名曰“木龙”，这是治河水利工程技术上的一又大发明，当时各地曾普遍效法。

1048年（庆历八年）6月，黄河决口澶州商胡（今濮阳东昌湖集），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然后汇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这是宋代黄河的北派，是宋代黄河北流由渤海湾西岸入海的开始，也是黄河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迁徙。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附近（今南乐西）决出一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故道，下循今笃马河入海，称为二股河，是为黄河的东派。

1048年的黄河改道影响很大，很快引起回河与反回河的争论。1051年，北流在馆陶郭固口决口，在宰相富弼等支持下，河渠司李仲昌主持开六塔河，引商胡决河至横陇决河故道，因此叫“回河”。虽然欧阳修等曾多次上奏反对回河，但终于1056年塞商胡北流，引入六塔河，但故道不能容纳河水，“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于是这次回河以失败而告终。

黄河分为北、东二派以后，回河与反回流的争论又起，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到北宋灭亡。1068年，宋昌言建议“回流”，即开二股河使东流，并塞北流，减轻冀州等地的水患，韩琦、司马光等人竭力反对，王安石力排众议实施塞北流。但很快黄河又发生决口，于是此次回流又宣告失败。1082年，“回河”之议再起，王令图、文彦博等皆主张开减水河入二股河使东流，苏辙等严词抗争，始罢议。从1086年开始回河之争又起，参加这次争论的人员众多，而且延续时间极长，而最高统治者又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从1088年起，时而大举兴工回河，时而下诏停工。后来回河意见占据上风，至1094年，塞北流，回东流成功。可是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五年，1099年6月，黄河又决于内黄，东流断绝，又向北流，重新冲刷一条河道，于乾宁军一带入海，其后到北宋灭亡间黄河虽未再发生大变，但仍灾害不断，如1117年瀛、沧州河决，竟淹死百余万人，造成空前的人类劫难。(www.daowen.com)

北宋一朝，黄河的灾害大大超越前代。而王朝京城开封又处于黄河下游，河患与统治者的利益关系紧密，因此宋王朝对黄河的治理相当重视。因此出现上述三次回河的实践也就顺理其章。可是为什么三次回河都失败了呢？除了统治阶级的无能，所谓“宋代之无治河人才，而津津于党争”外，还有其客观原因。主张回流者，看到了黄河北流造成的自然灾害，可是没有看到当时北流地势较低，这样要执意逆水之性，强迫回流，失败自然是难免的，特别是第一、三次回流都要使河水回到已经淤高的故道中去，同时回流时又没对故道加以全面疏导，这样决口北流也就自然发生了。回河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在几十年的回河反回河的争论中，展示了宋人当时对黄河泥沙运动规律的认识和研究水平。首先他们企图以泥沙淤积的理论概念来阐明黄河决口的规律，其中尤以欧阳修为代表，他已系统地总结出下流顺畅，上流决口就少；下流淤塞，上流决口就多的道理。其次他们还认识到泥沙淤积与洪水的关系，如夏季涨水，冲刷下来肥沃的细微颗粒；而秋季暴雨集中，其冲刷物较松散；冬季冲刷物都是一些沙砾。同时他们对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流速的关系也有所认识，如急流冲刷，缓流沉淀。并建议以此知识来改善航道。

北宋人民在长期的治河斗争中，对黄河的自然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各种治河措施有所加强，河工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通过对黄河涨落的长期观察，宋人根据时令对黄河来水有专门的定名，如一月为“信水”，二月为“桃华水”，春末为“菜华水”，四月末为“麦黄水”，……十一、十二月断冰杂流，叫“蹙凌水”等。这样掌握了河水随季节的涨落情况，争取了防洪的主动权。宋人对河势工情也有所认识，如洪水冲塌大堤，叫“岸”，河水浸过堤顶，叫“抹岸”等。掌握了这些河势工情后，就可以预先在险要河段布置必要的抢险物质。宋代的治河责任制度也逐步形成并定善，赵匡胤下诏设置专管河事官员。以后各皇帝也有相应的诏令，这样，宋王朝明确了地方大员的治河责任，并按地区设置了治河主管官员，这在治河的管理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这种行政制度逐步演变到民国时期终于形成国家的专管机关水利部及黄河水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除了前面提到的陈尧佐创“木龙”外，宋人在河工技术方面还发明了修筑石岸护堤的技术，并大力推广埽工技术。所谓石岸，相似于汉代的石堤，一般为“三层，通高二丈，全由石块砌成”。而埽工是宋代兴起的著名水工建筑物，既能护堤抢险，又能用于堵口。由于其材料主要是薪柴、竹石等日常常见物品，可以就地取材。堵口技术也获得了发展，其中一种较为常用的堵口技术是采用丘堵与平堵相结合的方法，而沈括《梦溪笔谈》中更介绍了一种堵塞“龙门口”的方法，据说商胡堵口时，主持堵口的郭申锡不采取河工高超的这种方法，因而堵口失败，后采取此法取得了成功。宋人对机械浚河也进行可贵的尝试，在河工测量技术方面也有一定的发展。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见，北宋一朝与汉朝一样，河患频繁，相应地劳动人民在治河的斗争中也获得了许许多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水利理论和技术知识。因此，宋代是我国治河的重要发展时期。

公元1128年，南宋赵构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令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决开黄河，自泗入淮，这是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泛入淮的开始，也是黄河的第四次大改道，同样也是第一次人为的大改道。当然未能阻止金兵继续南下，却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这次人为决口地点大约在滑县以上的李固渡（今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口后河水东流经李固渡，又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由泗入淮。从此黄河在长时间内不再东流入渤海。金代黄河有记载的决口12次，其中有10次决口后在豫东北和鲁西南摆动。此一时期，其河道变迁趋势有二：一是河“势益南行”，干流摆动逐渐趋向东南，决口地点逐渐西移；二是干流之外，还有几股支流并存，且河道迭为主次，汇淮入海。河道如此变迁的主要原因除河水初入豫东北鲁西南地区顺意浸流，变易无定外，还有金朝统治者的不加治理。首先金朝统治者由于害怕民心动荡，不敢征集大量民工堵口；其次，金朝南侵时曾与偏安南宋达成以黄河为界的协议，因此黄河南迁，于金朝有利。

元朝河道是在金代河道分流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到元代，河道更加淤塞，决溢更加频繁，从1272年至1366年95年间，史载决口年份达40年以上，有时一年决口十几处甚至几十处，淹没州县数十。元代黄河决口40多次，其中金元之际有两次人为夺流。1232年蒙古围攻金朝的归德，决河于归德凤池口，使河夺濉入泗，此乃黄河历史上第一次走濉河。1234年宋军入开封，蒙古军决开封城北20余里处黄河以灌宋军，使河水第一次走涡河。1286年10月，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等15上决口，分为三股，一股经陈留、杞县、睢县等，由徐州入泗，大致为古汴水河道，称为汴道；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等，由颍水入淮；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入淮。这是黄河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徙。

金元之间，由于连年征战不断，而且各朝时间也不算长，因此对黄河的治理及其各项河工技术的发展都十分有限。但由于决溢频繁，河防制度又有所加强，如金初全河共配有埽兵一万二千余人；在修堤筑埽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如元代的堤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别，而埽工根据不同特点，也有“岸埽”、“水埽”、“栏头埽”、“马头埽”等区分；金元时期对修堤的土质的选择及鉴别极为重视，对治河工程定额的计算也有所发展。终金元两代，有贾鲁氏在黄河的治理史上起举足轻重作用。

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决口，“方数千里，民被其害”。1348年，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他循行河道，往返数千里，备得要领，上奏二策，其一筑北堤以制横溃，其二疏塞并举，引黄河入故道。在新宰相脱脱的大力支持下，于1351年贾鲁开始主持治河工程。据说贾鲁集征民工15万，戍军2万，采取整治旧河道，疏浚咸水河；筑塞小口，培堤防；堵塞黄陵岗门，挽河归故道等措施。先后疏浚河道280余里，白茅堤黄陵岗至归德府哈只口归入故道182余里，自凹里村到杨青树开渠98里许；在哈只口至徐州三百里故道内修补大河堤缺107处，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贾鲁河。贾鲁治河，河道的深广、堤岸的高低宽狭都有一定的规格，他还根据不同的水情设计了不同的堤埽，在堵口时先用27只大船同时凿沉截流，最后堵口合龙。贾鲁治河堵口成功，皇帝特命欧阳玄撰河平碑以表彰其功绩。后人也有诗评说，“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这里的“怨”指贾鲁治河时兴师动众，急于求成，既不管汛期，又不管民工的死活。但贾鲁的治河功绩与疏塞凿三管齐下的治河思想将永垂万世。

由于明代大运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穿越运河入海的黄河治理始终在“治黄保漕”的方针下进行。而由于黄河河道在明代前后期的不同情况使治理方略上也有前后期的截然不同。

明代前期黄河下游河患严重、几乎无岁不灾，从1368至1565年198年间，据大略统计决溢达55次。这些河患有如下几许特点，多发生在河南境内，尤集中在开封上下；河道乱，变迁多，忽南忽北；而在治河策略上却是重北轻南，以保漕为主。此段时间黄河河道变迁可以分三个阶段，1368～1424年，黄河以南流为主，北流未断，在郑州以下分五支；1425～1505年，河道非常不稳定，摆动不已，干流与沁河、汴河旧道分合不定；1506～1565年，由于刘大夏主持修筑太行堤，截断黄河北河，因此1506年后黄河北流减少，主要是多支分道东流。

明代前朝的黄河治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防止黄河冲毁、淤塞运道；二是防止黄河脱离运河，使运河水源枯竭。明前期确立的这一治黄原则一直影响着明清两朝的治黄思想与实践。在此原则下，前期治河方略以“分流杀势”为主，辅以疏浚和筑堤手段。为防止冲毁运河，确立“北堵南分”方针，为保证水源，用“引黄济运”办法。在这样的大政方针下，据不完全统计前期筑堤堵口35次，疏浚河道、分水杀势11次，引黄济运14次，在这些治河实践中涌现了诸如徐有贞、白昂、刘大夏、刘天和等治河专家。

1448年，黄河在新乡八柳树决口，致使沙湾一带运道冲毁，朝廷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石璞等人前往治理，但都难见成效。1452年，情况越变越坏，10月朝廷只得任命徐有贞主持治理。徐有贞到沙湾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仿王景之法设水门；开分河以杀河水势，接济运道水源；挑深运河的三个策略。徐氏意见为朝廷接受后，即从景泰四年动工，至六年七月完竣，他采取疏、塞、浚并举的办法，“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余日”。他实施的主要治河工程有开广济渠以分杀黄河水势，并引黄济运；在分水河岸修多座侧堰，以引导河水；在运河东岸修减水大堰；疏导汶水、泗水等入运；在龙湾、魏湾建减水阐八座等。

徐有贞治理35年之后，1489年5月，黄河又在开封和金龙口决溢，朝廷命白昂治河。白昂调查分析了河流南北分行大势后，提出了“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的治理方略。在娄性的帮助下，他率25万之众，完成了修筑阳武长堤，以防黄河北冲张秋；浚疏南面各支泛道；堵塞决口36处等7项类重大工程，于是“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白昂治河后不过两年，黄河又决金龙口，分数道再犯张秋运道。朝廷命陈政督治，不久陈亡，乃于1493年任刘大夏主治。刘大夏采纳了当时巡按河南御史涂升的“北障南分，全黄入淮”的主张，其实这是白昂主张的发展，即北面修堤障水，南面疏河分水。刘大夏在太监李兴等的协助下完成了以下工程：疏浚运河；径南分水；堵张秋运河决口；堵金龙口等7处黄河决口；筑黄河北岸大堤。刘大夏治河，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方策，这是单纯从保漕出发的片面修防。其后嘉靖13年（1544）刘天和奉命治河。他在治河方针上并无新颖之处，但他比较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在施工技术、施工管理上有不少心得体会。例如他系统阐述了黄河迁徙不定的原因，指出黄河治理具有时代特点等。

明代后期从嘉靖末年开始，河患频频，且具有如下特点：一黄河决口集中在徐州、沛县之间，而河南境内决溢较少；二北岸堤防筑起后，虽解除了北段运河被冲毁的危险，但黄河仍呈多道分流入运的形势，潘季驯治河成功后，几百年分流局面才告结束。由于黄河河道的不断变迁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明代嘉靖末年以后，治黄方略发生了根本改变，出现了以潘季驯为代表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新理论，此论经隆庆到万历，逐渐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到清朝靳辅治河更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与实践。明代后期治河不但要“保漕”，而且还要“护陵”，即使凤阳皇陵不受冲犯，这样自然增加了治河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其难以取得很大成就。

前面提到过，早在西汉张戎就有集水攻沙的主张，在以后历代的治理实践中，人们对水流速度与挟沙能力、水流速度与河沙淤积等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因此“束水攻沙”的认识是在实践经验之上获得的。而第一个明确阐述并主张运用于治河实践的是隆庆万历年间的河臣万恭。1572年万恭就任总理河道，他采纳了河南虞城一位不知名秀才的建议。这位秀才指出：“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可以凭借水力，治理河道；要使北边深，在南岸筑堤，要使南边深，在北岸筑堤；要使中间深，两岸同时筑堤，则水冲中间，自然而深；而要淤等高滩地，反其道而和之。这位秀才不仅提出了利用水力来治河的杰出思想，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这就是“束水攻沙”理论的雏形。万恭不仅接受了秀才之议，而且进一步发挥，指出束水攻沙的基本措施是筑堤。万恭根据这一思想，主持修筑缕堤370余里，整治丰县、沛县一带大堤，而其手下也有非凡成就。万恭主持治河时间很短，未能将理论进一步完善、系统。这一任务潘季驯完成了。

潘季驯从嘉靖末到万历中，四任总理河道，先后主持治黄、治淮、治运达27年之久。1565年首次出山，主张“复故道”。1570年再度出任总河，率夫5万，堵口11个，挑竣淤河八十余里，筑缕堤3万余丈，并提出“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的方略。1578年三次出任总河，在张居正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实践“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略。大规模地修筑堤防，彻底整治了徐州至淮安间河段及洪泽湖、淮扬运河和南旺一带水道。1588年，四任总河，全面整治了郑州以下黄河两岸堤防，完善、制定了一系列堤防修守制度，提出并初步实践了淤滩固堤的措施。经潘季驯系统治河后，黄河河道基本归于一流，由兰阳、归德、虞城、砀山、徐州、宿迁、桃源等地，至清河汇淮入海，几百年的分流局面停止了，这不可不谓为潘氏之大功勋。

潘季驯反对纯粹靠人力挑浚来解决黄河泥沙淤积，他主张依靠水力，以水攻沙。“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束水攻沙的实践最初只依靠缕堤束水固槽，但缕堤太靠近河水，容易决口，于是提出双重堤防的思想：以缕堤束水攻沙，以遥堤拦洪防溃。当然影响河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潘氏主张没有改变河道淤积趋势，反而随堤防完善和不断加高，“地上河”的危险也与日俱增。潘氏还发明了蓄清刷黄的冲走泥沙方法和淤滩固堤的利用泥沙措施。潘氏对堤防系统的健全和修守制度的完备贡献极大，而全局上规划治淮治黄有独到见解。潘氏治河，功勋卓著，特别是束水攻沙理论的系统提出与实践，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曰后之论河者，必当奉之为金科也”的评估。

有明一代，黄河给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害，而在二百多年的实践中，对黄河的规律认识和治黄技术都有极大的提高，因此明代是治黄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朝。在治河的主张上也是众说纷纭。分流论在明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最早的宋濂到后来的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人都是此论的强有力支持者，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广为运用，但其治黄成果并不显著。有鉴于此，合流论在隆庆、万历年间出现，以万恭、潘季驯为代表，成为治黄理论的发展方向。此外嘉靖初年黄绾等也提出改道论、周用等人也有沟洫治河的论调。这两种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运用，但它表明了我们的祖先在面临实际问题时所显现的高超智慧。同时明代在河防的情报工作和技术方面也有很大进步。水情预报更具有科学性；对培筑堤工的地点选择、土质要求和具体筑堤技术和提高都有明确而相当科学的方法；对提防修守已有一套严密的制度；而治河植柳已发展了六种不同的培植方法；在抢险堵口方面都有一整套措施。

由于明末清初连续40年的战乱，黄河决口频繁，运道日趋梗阻。有清一代，国家所需粮草仍大部仰济东南，于是仍与明代一样，治河还是以保漕为主。

明末黄河在开封决口，还未堵合明朝已亡。清顺治元年堵决后，黄河回归故道，由开封经兰考、商丘、虞城、曹县、单县、砀山、丰县、沛县、萧县、徐州、宿迁等，在清河与淮汇合。后经康、雍、乾三朝的治理，虽有决溢，但直到1855年以前，未再发生过大的改道。清前朝（从清初到乾隆末）据统计黄河有记载的决溢达52次之多，而黄河由于泥沙在河槽中的不断淤积，入海口迅速向海中推进，河道变长，坡比变小。如从康熙十六年到三十五年20年间黄河平均每年延伸四厘米。清前期国势较盛，对黄河的治理亦较用功，出现过靳辅、陈潢、齐苏辅、嵇曾均、高斌、白钟山、郭大昌等治河能臣与巧匠，但在实践中有所建树者，当推靳辅及其助手陈潢和过渡时代的郭大昌。

靳辅从1677至1687年连续10年担任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淮运。1676年，黄淮同时涨水，河水倒灌洪泽湖，决溢34处。康熙下决心治理，派靳辅督治。靳辅上任后，立即与幕友陈潢“遍阅黄、淮形势及冲决要害”，进行灾地考查，连续上奏八次，从八个方面系统提出了治理黄淮运的全面规划的实施步骤：①取土筑堤，使河宽深；②开清口引淮刷黄；③加筑高家堰堤岸；④次第堵塞34处决口；⑤深挑清口到清水潭运道；⑥从淮扬田地及商船征集银两；⑦裁并河员；⑧按里设兵，画堤分守。朝廷同意他的计划后，在陈潢的协助下，他立刻组织施工，在黄河下游千里河岸，展开了一场令人浩叹的修堤、筑坝、疏河工程。靳、陈先后疏浚河道、堵塞决口、坚筑河堤、修守险工、疏浚海口和用阐坝分洪。可以说靳、陈两人全面继承了前代治河理论和技术，是历代治河的集大成者。综合运用堵塞、疏浚、分流和束水攻沙等多种方略。特别是他们继承发展了潘季驯的“束水攻沙”理论，他们不拘泥于潘氏的反对人工，利用人工疏浚；他们避免了“束水攻沙”论片面强调“束水”而不注意疏浚的缺点。而且他们两人天衣无缝的配合给后世人留下了如何共事的典范。

随着乾隆鼎盛时期的到来，清朝的行政官僚制度日益腐败，而河政也不例外，由于治河用费浩繁，自然也使历代河督成为肥缺。可是在这一片腐败的河政中，嘉庆年间都出现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郭大昌。他是一个出生卑微而且精于埽坝工程的水利工程师，与其他在历史上留名的治河人物不一样，他并不是一个主持治河的大吏。他一生“讷于言而拙于文”，秉性刚直不阿。他在1774年老坝口和1796年丰县堵口贡献尤为卓著。在这两次堵口工程中，他不仅指挥堵口成功，而且节省工程预算，大大地打击了当时河工官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他曾把治河经验传给近世名臣包世臣，包氏将他与潘季驯、陈潢齐驱看待。

清代前期在治河理论和治河方策上有不少的议论和见解，至今还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康熙时陈法认为“黄淮合流有害”，“因黄性湍急，故能刷沙。清水合之，其性反缓，其冲沙也无力”。乾隆时吏部尚书孙嘉淦提出“修分洪道以防异常”的主张，实质是想为黄河下游开辟一条分洪道，其选定路线与1855年黄河大改道的路线不谋而合。赵翼提出在下游开凿南北两条河道，轮换行水的措施。御史胡定也有沟涧筑坝汰沙澄源的建议。嘉庆年间，河督康基田通过河势常规的分析，提出小水走湾，大水走滩的主张。道光年间，阮元对河口的延伸与清口黄河河底抬高的关系有新见解，指出海口日远，运口日高。

到清代，传统的河工技术已日臻完备，发展完全成熟。筑堤技术已十分普及，从勘测规划、施工到竣工验收都有一套完备的要求，如大堤应离河岸二三里、堤高应统一、控制堤底海拔高程、土质应取真正老土、大堤边坡宜缓等。石工技术也日臻精湛，在胶结、衬砌技术上已完全过关，条石间用石灰糯米汁粘结，其坚固不亚于现代水泥浆。坝工技术已有严格的施工程序和技术要求。疏浚技术更得到了全面发展。总之，清代前期，由于国势较盛，而且漕运需要，对治理黄河非常重视，成为治黄史上的重要时期。

清代后期，政治日趋腐败，河政日益腐蚀，河道日渐梗塞，河防愈来愈松弛，黄河年年决口，从1796年至1855年大改道前黄河主要决口有21次之多。1855年农历6月中旬，黄河发生大水，18日兰阳铜瓦厢三堡以下无工堤段塌陷，19日全段溃决，20日全河由此夺道。洪水夺道后先向西北淹及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二股，一股击曹州至张秋，一股经长垣县流至东明县又分二支，皆流至张秋镇，三支会合穿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东出曹州一股在咸丰八九年即淤，另一股遂成为正游。由此，黄河结束了由宋而来七百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归由渤海湾入海的故道，是为黄河历史上第六次大改道。

此次决口后，李鸿章代表安徽、江苏等地方利益不同意堵口，山东巡抚丁宝祯代表山东利益坚决要求堵口，正值太平天国战争，于是“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铜瓦厢决口后20年内，在广大地区自由漫流，多次缺口，使鲁西南地区惨遭重灾。1875年开始在南岸筑堤，后荷泽贾庄工程完竣，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今天黄河下游河道才基本形成。从1855～1938年黄河下游共决口124次，其中冲决11次，溃决26次，漫决49次，原因不明38次，大多集中在铜瓦厢以下。其主要原因是决口后上游河道下切，决口地点下移。在铜瓦厢到陶城埠段，黄河有“豆腐腰”的称谓，此段险工极多。在陶城埠至津口段，黄河成为悬河中的悬河。在此期间，黄河有两次较大迁徙。1933年全国性的特大洪水，黄河在上游磴口、中游的永济都有决口，下游从温县至长垣二百公里内决口52处。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堵截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西进，重演历史上以水代兵的悲剧，于6月扒开花园口大堤，造成了闻名中外的大惨剧，受灾面积、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花园口决口后，全黄河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间，沿淮泻入洪泽湖、高宝诸湖，汇入长江入海。1947年国民政府在花园口堵口后才回归故道，至今未发生重大改道。

清代后期虽然河政腐败，河督更迭频繁，弄虚作假贪污成风，但由于长期治河经验的积累，在堵口工程、护岸工程、治导工程、抢险工程等河工技术上仍有改进和提高。同时对河床演变的规律的认识也有所提高。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暴虐成性，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治河斗争中显示了高超的智慧与技能。当然，勤劳的祖先们在农田水利灌溉等方面，也同样有非凡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