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认为，群体之间的接触越频繁，群体间的友谊会越多，与此同时，群体间的冲突也会随着增多，因为接触的多，利益的差别也会越大^[21]。如果我们从相反的角度看，接触的机会少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两个群体之间在没有任何利益关联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冲突，第二种结果是二者之间的利益关联很大，那么人为减少双方的接触机会，则二者的冲突是肯定无法避免的。“我们去区政府找他们理论，给我们的损失讨个公道，可是根本就没人理你，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抢了人家的东西就躲起来？他们这些人不出来见我们，我们就天天来，直到他们露头为止，当时我们都气坏了，恨不得把他们的办公楼给掀了。”（LN8）

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对于失地农民来讲是有失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巴利曾指出，普世主义正义观在于，它为国内外的人们批判地方性规范的各种实践和制度提供了基础，而正是这些地方性规范认可了歧视、剥削和压迫^[22]。我们可以从反方向来延伸巴利的论述，地方性规范是造成社会不公平和非正义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在与失地农民的交换和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群体的规范，这些规范既是针对地方政府的内群体成员的，也是针对失地农民群体的，因为这些地方性规范就是地方政府应付失地农民的方法。而所谓的公平包括结果的公平（期望的结果和实际的结果），政策行为实施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23]。从地方政府推动的土地征用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对失地农民都是不公平的。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群体之间是谈不上什么友谊的，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确实会发生频繁的交往和互动，这是因为土地是两个群体的兴趣所在。土地关系着失地农民的生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又与巨额的经济利益和政绩紧紧相连，双方围绕着这些利益，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才不得不展开一系列的交往和拉锯，而在土地征用之后，地方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回避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深两个群体的矛盾和冲突。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集体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不论这个政治集体（组织）是一个工会，还是一个居民团体，抑或其他群体组织，都会给这个群体的成员带来其个体单独所不能拥有的权力。如果一个群体没有被组织起来，为实现共同的利益而努力，那么当每个人去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时，该群体的潜在权力就会在各个不同方向上消失殆尽^[24]。失地农民群体小范围地被联合和组织起来，还不足以形成一种足够维护自己群体利益的力量，这种组织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可能与地方政府平等相对，从而也就找到了两个群体之间有效且良性交往的平衡点。(www.daowen.com)

“××区政府决定要征地，村民就必须要同意，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二十个人（村民）给点好处了，签上名字，就算全体村民同意了，人家就是拿这个运作，生效了，实际上老百姓大多数还都不知道呢，那不也那么地了吗？”（LN6）

单个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抗显得形单影只，当他们以个体为单位来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正像布劳所说，权力最终会消失殆尽。失地农民群体是一个概念上的群体，失地农民小范围的联合与组织起来，仍然不足以与地方政府的力量。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区域性的或者全国性的农民自我组织，它的性质我们设想应该类似与NGO的特点，是一种在特定法律体系下不依赖于政府、不依靠经济驱动的志愿性的组织^[25]。失地农民一旦拥有这样的组织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将是十分有利的。